穿越者擁有超越時代的眼光，但也不能脫離時代，
只有立足于時代，解析時代矛盾，才能解決這個時代的問題。
所以，穿越者注定是孤獨的，
對很多事，徐澤都有深入的思考，卻不能一股腦告訴自己的下屬，
他只能等待時機成熟后，再逐步將自己的想法放出來。
在徐澤的設想中，未來的同舟社治理體系，
“官”與“吏”的界限將會慢慢模糊，“官”也會越來越不好當。
在這點上，必然會遭到很多“有出身者”的抵制——甚至會包括趙遹和宗澤在內。
但事關統治區的長治久安和整個文明的未來，不能為了減輕阻力，就選擇妥協讓步。
這就體現了造反者的好處——不必太在意既得利益者的態度。
要是顧慮桌上吃飯人的臉色，那還掀什么桌子，造什么反？
正如宗澤所說，大宋做事的官員不是冗余了，而是真的太少。
基層的大量實務，被上升通道極為狹窄的胥吏操縱，
而底層稅收和管理，又操于鄉紳宗族勢力之手。
這些現實矛盾既是極大的隱患，也嚴重影響國家的組織力和動員能力。
大宋的奠基者們絕對很清楚這一點，只是無能為力。
五代末世，天下征伐不休，飯都吃不飽，讀再多書，也擋不住別人一刀，讀書人的數量急劇減少。
亂世之中，所有的人都極度缺乏安全感，全被混亂的形勢裹挾著拼命狂奔。
任一方的勢力領袖都不可能像徐澤這樣穩健發育——
真要這么做，絕對會被自己的部將先造反。
脫胎于這樣亂世的大宋本就先天不足，極度缺乏基層管理人員。
而得國過于容易，打天下的進程又與人才培養不配套，
攤子鋪得越大，底層缺人管理的問題越突出，
最后，就只能采用這樣的粗糙手段來管理國家。
因為依托這些人管理基層，
既可有效解決管理人才不足的問題，還能不發或少發俸祿，
有效緩解了財政困境，能讓更多的錢用來擴軍打天下。
這本是權宜之計，不能持久。
但隨著利益集團形成，又慢慢固化為制度，然后，便積重難返。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就如后世，“免費游戲”才最費錢一樣，
國家在管理社會上省了人和錢，百姓就會出更多的錢，遭更多的罪。
就算靠共建會這種組織鋪攤子，也不是長久之計。
沒有大量的一線“正式官員”管理，
隨著時間推移，管轄地域擴大，
一些偏遠地區的共建會，也遲早會與宗族勢力同流合污，
想想就知道，有人有地有組織還有武裝的“變異共建會”會做什么？
所以，將來同舟社建國，需要“官員”的數量，將遠超現在的大宋。
涉及到官員的培養、選拔、管理、使用等制度，也必然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
一步到位是絕對不可能的，等同舟社建國都不可能全部到位。
徐澤非常清楚這一點，他也很有耐心。
實際上，相關的工作已經在分步實施了。
第一步，并不是培養盡可能多的官員，而是普及教育——掃盲。
并非所有讀書優秀者都能成為合格的管理型人才，更不能讓所有讀過書的人都去抓管理。
但文盲率過高，再好的政策也很難落到實處——底層官吏可以輕易利用政策信息差欺上瞞下。
所以，改變官吏使用管理制度的第一步，不是改變“官”，而是改變“民”。
制度不是萬能的，后世有大統領名“建國”者…
人是會變的，道德、制度確實能約束人的行為，但效果…
即使徐澤手把手地教育培養一批官吏，開始可能用的很順手。
但外放一段時間后，照樣會有很多人被腐蝕，變成他們曾經痛恨的樣子。
只有大部分的百姓能看懂政令，知道法律常識，不再是官老爺說啥就是啥的愚民了。
道德、制度的作用才會開始顯現，施政者的行為才能真正受到一定的約束。
而且，少數人壟斷知識后，會失去開脫創新的欲望，讓科技與革新失去土壤。
一些人為了獲取學術上的地位和衍生的利益，
便會把精力花在反復包裝和過度解讀“經典”上，
以此，不斷拔高“高深知識”的準入門檻，“知識權貴”便應運而生。
不論怎樣改朝換代，這些“知識權貴”都能憑借手中掌握的話語權，輕易左右朝政。
然后，進一步強化自己“學派”的地位，以此循環。
只要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涇渭分明，這種現象就無法改變——
無論這個學派是儒、法、釋，還是道、名、墨，
一旦能夠壟斷話語權，最終都會變成一個樣子。
即使掌握了很多“自然科學”的道和墨，也有很多淪為了裝神弄鬼的方士。
現在的“儒”真的是孔子師從周公的“儒”么？
在“儒”這層皮下，又何止法、墨、道、釋？
只要統治者需要，什么都可以往“儒”這個筐子里面塞，“儒”總能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所謂的“儒”，早就變成了以“仁”為核心內涵的“公共關系學”。
所以，穿越者和“儒家”較勁沒有任何意義。
沒人能抓住自己的頭發將自己提起來，在治下全是孔門弟子的情況下，誰能真正打倒孔老二？
何況，就算真能打倒了孔老二，還有李老大、墨老三…
或者，搞“百家爭鳴”？
思想界混亂不堪，怎么可能做到大一統？
玩什么都沒用，先讓知識下沉，真正開啟民智后，才能再談其他。
這幾年，徐澤一方面努力擴大治下學校規模，讓盡可能多的適齡兒童能夠上學，
另一方面，依托軍隊、廠礦、共建會等，大力開辦夜校和掃盲班。
辦學推廣教育的重要性，只要腦子稍微正常點的統治者都知道。
平心而論，在此事上，大宋的努力和成果，都遠超前朝。
趙佶、蔡京就一直大力推廣鄉學、縣學、州學、國學四等學府和“三舍制”。
因此，徐澤在治下推廣教育，并不是什么石破天驚的事，
甚至，朝廷對此還是鼓勵的。
但想把教育辦好辦出效果，太難了，需要持續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不僅是人才培養的周期長，教育事業的成長也急不來。
實際上，同舟社事業草創階段，事事都要錢，處處都要人，教育推廣的進度很緩慢。
因師資力量有限，同舟社最初辦學的規模非常小。
只有若干“小學”和一座“書院”，以解決“內部子女”的入學問題。
對輻射周邊的村莊，則只能通過設立獎學金、優等生報送入之罘書院等形式吸引人才。
彼時，共建會對治下村莊合辦學校的巡察，
其實是形式大于內容，作用非常有限。
遠洋商隊開始盈利后，各股東在徐澤的授意下，紛紛“慷慨解囊，造福鄉里”，
有了錢，方能請到人，這項工作的進度才開始加快。
高麗戰爭賠款到位后，徐澤又力排眾議，劃撥了很大一部分，作為教育基金，
用于擴大學校規模，改善教學條件，獎勵優秀師生等。
沒有公開造反的好處就在于，雖然很難招攬到精英人才，但招募坐館的“教書匠”卻是非常容易。
只要給出的價碼合適，大宋多的是科舉無望的窮措大趕著來登州——
然后，被分流到海東、遼東等地教書。
徐澤的要求只一點——別念歪經，按同舟社的教材和課程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