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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三章 金軍第一次攻宋(五十)

  李邦彥等認為,危亡在即,僅做出這些措施是不夠的,還應該以實際行動來表明議和誠意。應該召李梲持國書割地以和,并奉地圖;召沈晦奉誓書、路允迪前去割太原、秦檜前去割河間、程瑀前去割中山。

  對此,宋欽宗皆表示同意。他令宇文虛中當面向金人解釋,說姚平仲等“擅用兵甲,幾誤和議,因遣割地使,交割三關之地。”

  這天晚上,宰執大臣與有關各方相聚在都堂里開會。大家一致認為,當前形勢之下必須堅決執行和議政策,不得有絲毫動搖。

  種師道也在場,他提出不同建議道:“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后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敵人遁矣。勝負兵家之常,正當再擊之耳,何遽喪氣乎?”

  對于種師道這個建議李邦彥等宰執皆不聽。他們都是一幫文人,性格畏懦,不懂用兵之道,更不敢再向金人用兵。

  二月初三早晨,宋欽宗上朝,大臣紛紛啟奏,認為李綱、種師道“出師敗績,可正典憲”,請求罷免李綱和種師道的職務。

  宋欽宗準奏,于是罷免種師道宣撫使職務,改任大一宮使;罷免李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職務,命蔡懋代之。

  其實,姚平仲劫營是宋欽宗親自安排的,并不是李綱和種師道組織的。可現在,劫營兵敗,總得有人來承擔責任,李綱與種師道因此便成了替罪羊。

  姚平仲這次失敗,損失并不太大,“所折者不過千余人”。可是,姚平仲覺得自己沒達到預期目的,害怕被種師道以違令抗命為由而斬首,天亮前“即遁去”。據說,姚平仲“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后來,他“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

  姚平仲棄軍而逃,李綱卻率軍出城,與金人對壘。當時,行營司軍斗志很旺盛,“士氣百倍”。然而,宋欽宗因聽信宰執所奏,以為“奇兵劫寨敗衄”,以為“大事去矣”。

  宋欽宗與宰執大臣們打算犧牲李綱,讓李綱來承擔劫營的政治責任,以平定金人氣憤之情。李邦彥曾當著宋欽宗的面,對金使說:“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連,非朝廷意。”

  李邦彥等一致認為,應將李綱捆綁起來,交給金人處置。可是,不知為什么,金使竟然不接受,反以為這樣不可,認為還是由朝廷自行處置比較好。

  李綱在城外得知事情有變,遂立即領軍入城。日暮時,他來到崇政殿請求奏對,剛至殿門,便被內侍官所阻隔,不讓入殿。這時他這才知道自己已被皇上罷免,于是“退處浴室院待罪”。

  當天晚上,宋欽宗派內侍給李綱送來一封親筆信安慰他,并賜給他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不久,宋欽宗又讓吳敏來向李綱表示,很快便將有復用之意,李綱“感泣以謝”。

  蔡懋接替李綱行營使職務后,立即派人統計損失情況。結果是“行營司兵所失才百余人”,損失情況并不像李邦彥等所說的那樣嚴重。而西兵折傷不過千余人,其他各勤王之師因為沒出兵,故沒有任何損失。

  很明顯,李邦彥等夸大兵敗損失,隱藏著一個陰謀。因為他們力主議和,他們是要以此打擊主張向金人動武的李綱和種師道等軍方勢力。可悲的是,宋欽宗作為最高決策者,缺乏應有的洞察力,看不清事情真相,而且他也缺乏應有的決斷力,在和與戰之間搖來擺去。前幾天,他還極力催促種師道出兵進擊金人,現在卻又認為出兵是一個錯誤選擇,認為議和才是正途。

  蔡懋是蔡確之子,蔡確是王安石變法改革的中堅人物,是宋哲宗時的宰相。王安石罷相后,蔡確是新法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蔡確為人“尚權謀”,作為蔡確的兒子,蔡懋當然也很擅長這一套。

  “蔡懋領行營司,乃邦彥等謀也。”蔡懋與李邦彥是一伙的,都是議和派。蔡懋知道,皇上現在的心思是執意議和,于是上任后立即下令,所有士兵全都卸去器甲,并將“保伍”制即按戶籍將居民組織起來自衛的制度,予以撤銷。剛被廢棄的宦官提舉城壁制度,又被他全部恢復。

  當初,金人剛兵臨城下時,聞聽宋朝宰相李邦彥乃是一文人,皆在軍中輕笑道:“南朝果無人。”因為金人是在戰爭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他們崇尚武力。等到種師道等勤王之師云集京師,金人遂有所畏懼,“堅壁不敢亂出一騎”。而現在,聽說主掌兵權的李綱和種師道二人皆罷官,金人便又開始蠢蠢欲動,“縱數百騎自北直東,薄城下”,有時還向城上射箭進行挑釁。對于出手還擊的宋兵,蔡懋“皆令笞之”。于是,金人時常來到城下,向宋朝索要“布囊數千”,揚言說要用布囊盛放金銀,打算退兵而返。蔡懋滿口答應,將布囊從城上扔下去,送給金人。結果金人竟然用布囊裝上泥土,塞到護城河里,為攻城做準備。由此可見,金人的確很狡詐。

  有一天半夜,有人以內侍官身份前來傳旨,要求打開城東門,要出去辦事。幸虧守門官吏比較機警,“反覆詰之”,最后那人被問得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來,于是返回。皇城有禁火令,違者以軍法處置。然而,此時忽然“輒有紅燈籠置諸城上”。又不知何人在城西北角改建一面獨角皂旗,“其中飾以雁,非本朝軍中物。”京城人見后都很驚駭。種種跡象表明,城內似乎有人通敵。人們對此很擔心,“慮有不測”。“人情洶洶,殊不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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