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瓦拉姆把村民都集中到山腳下的某處空地上，穆納就站在幾棵參差不齊、扭曲多節的棕櫚樹前演講，草坪上坐著幾百個婦女和男人。
他不像一個公眾演講者那樣講話松散，而是重點集中突出，和聽眾很親近。
穆納告訴村民種子公司很快就會開起來，它會解決農民的種子和肥料問題，必要的時候還能提供貸款。
這樣的承諾自然引來一片歡呼，他還是個部長，說話總不能騙人吧。
即使被騙村民們也無所謂，這還是卡齊村那么多年第一次有這樣的大人物造訪，權當看熱鬧了。
穆納不以為意，他能理解農民們的想法，每當大選時，政客總會做出各種各樣的承諾。
選舉前個個都說自己來自農村，選舉后轉頭就回了城里，再也沒來過鄉下。
穆納知道想要讓他們敞開心扉，還得花點時間。他不急，因為進步黨很快就會著手解決這里的兩大難題。
當種子和肥料就位后，農民們自然會信任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其實很樸素。
穆納和德瓦拉姆還去了村民們耕作的田里，他們沿著狹窄的方形田埂行走，還要隨時避開農民們在勞作中留下的糞便。
他們看見一個小男孩正彎腰站在一棵低矮的棕櫚樹干下，搖晃著一個瓦罐。他在取棕櫚汁，不是為了賣，而是帶回家自己喝。
穆納湊近看了看，那液體有股刺鼻味，顏色發灰，而瓦罐上還爬滿了螞蟻。
他繼續向前走，經過一處洼地，里面長滿了雜草。那是一個水池，但10年前就干涸了。
大部分農民都是用柴油水泵抽水，然而水泵價格不菲，一臺要大約5萬盧比，這還不算安裝費用。
農民請的小安裝公司每挖下一英尺收費150盧比，而要想抽到地下水，起碼得挖250英尺。
但就是這樣也不一定能找到水，所以通常還得在不同地方鉆好幾個孔，每鉆一個孔都要花好多錢，這就使得農民們更加負債累累。
這一片地區距離恒河很遠，引來的老舊灌溉渠，早不知道在中途被堵了多少截。
干旱少雨的季節，只有南邊的拉姆根加河流勉強能提供少量的水源。但受市場影響，農民已經從過去種植小米轉向種棉花、玉米和大豆，但這三種作物是非常需要水的。
政府承諾要在一千萬畝耕地上修建灌溉渠，然而時隔四年年，一位當地的專家卻告訴穆納說，盡管六千萬盧比已經付給了承包商，卻還沒見著一米的灌溉渠。
穆納毫不奇怪，如果不是他盯著，當初東部的那些灌溉渠說不定也是一樣的結局。
附近的農民對水的急迫需求使他們不顧一切地挖井找水，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全國性趨勢。
穆納曾經看過國外的報道，一篇文章指出20年間，印度的水井數目已從200萬激增到了2300萬。
而挖得過深，出來的就是咸水了，這樣就會造成砷污染，在農業發達的孟加拉邦和旁遮普邦都已出現這種現象。
“隨著水源的枯竭，水井被廢棄，農民們開始自相殘殺和自殺。”德瓦拉姆嘆氣。
“附近還有哪里能調來水源？”穆納問。
“山里的那片湖，不過那水不能用，你也看到了，它會毒死所有的莊稼。”
穆納有些語塞，身為工業部長，他不能勒令那些制藥廠停工。
農民的問題解決了，工人的問題又會出現。
而且誰會為了毫不起眼的農民，去干涉工廠的生產呢。
“印度報紙上充斥著因貧窮、負債和干旱而絕望自殺的農民的消息。”德瓦拉姆說。
最近印度規劃委員會在一次對北方邦的考察中發現，那里的灌溉渠滯流不通，蓄水灌溉又大為減少。
因此灌溉水井的數目正呈指數增長，尤其是在中泱腹地，水源枯竭直接導致了農民自殺。
對德瓦拉姆來說，這些全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前一年里他身邊已有三名農民因為還不起幾十萬盧比的債務而自殺。
這些債大多是挖井找水時欠下的，唯有水能讓他們繼續農業生產。
就連德瓦拉姆自己的生活也相當不穩定，他每天早上四點鐘開始勞作，先喂兩頭水牛，六點就和妻子去地里干活，自帶簡單的午餐，有米飯、蔬菜、木豆等。
他們九點時休息一陣，下午兩點吃中飯，傍晚六點收工回家。
他的妻子回家做飯，他則在小茶館里和其他村民閑聊到八點。
年景好的時候，德瓦拉姆一年能收入2萬3萬盧比，但這種收入無法保證，他也完全有可能欠人這么多錢。
就算他賺到錢，也必須考慮到一大家人，量入為出。他有雙親、妻子和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年齡在5到15歲。
好在他還是農業工會的負責人，偶爾會組織村民制作手工煙卷補貼家用。
德瓦拉姆憑借自己聲望在附近幾十個村子都有人脈，他甚至打算賣掉家里的土地，去附近城里搞成衣加工。
他打算租一塊地方，買幾臺縫紉機，然后做些廉價的襯衫賣到市場。
只不過他妻子不同意，她說服德瓦拉姆去研究選舉，然后在大選時發揮自己的特長，成為該地區的選舉人。
事情很巧，他在去年的那場示威游行中遇到了羅恩，接著又迎來了穆納。
德瓦拉姆知道這是自己的機會，于是帶著穆納忙前奔后，把他介紹給附近村子的村民。
很自然的德瓦拉姆接受了穆納的邀請，加入進步黨。
從今以后他就是赫爾多伊地區的進步黨代表，全權負責黨派在這里的發展工作。
作為黨魁穆納還去附近其他村里走訪，了解當地村民的各種生活狀況。
有的村民居住在混凝土結構的兩層小樓里，院子里還堆著許多木頭，這是從森林里拾來燒火用的。
從外表看這個條件相當不錯了，德瓦拉姆卻說那村民一家剛搬進去不久。
這座房子是三十年前建的，它的主人曾經在村里醫生家里做過二十年的勞力，用攢下的錢蓋了這座房子。
而事實上為了還債，那人都沒怎么在這里住過，而是一直在海灣地區工作賺錢。
德瓦拉姆也曾去過迪拜，就像數百萬計的南亞移民所從事的工作一樣。
村里人去那邊找這樣的工作，需要付給中間人5萬盧比的傭金，然后十來個村民一起離開了赫爾多伊，這是他們第一次離開家。
他們先坐火車到孟買，然后滯留了一周，等著文件準備好。
這一周里他們擠在一間小屋子里睡覺，因為沒多少錢，還得還中間人的一大筆債。
他們很想去看看曾多次在電影里看到的城市，但最終還是克制住了這種沖動。
就要船前往迪拜的那天晚上，他們被送到了一個領班模樣的人手下。
到了迪拜之后，他們在一處建筑工地上工作，一天工作九個小時，一周六天，只有周五有休息時間。
他們住勞工帳篷，說那是“雙層哈提亞”，也就是雙層床。
勞工們會盡量避免進城，只要在這里工作兩年，便能賺回了還債的錢，還另外攢下了5萬盧比。
很多人用這些錢建了房屋，還給自己的田地裝上了機井。
村子里已經斷電了，因此為了避暑，他們坐在德瓦拉姆的房子外面。
他們談話期間鄰居們一直在旁邊聽著，其中有一個長著一張苦瓜臉的戴眼鏡的矮個子男人。
德瓦拉姆對波斯灣國家的事情輕描淡寫，這時身邊那個人卻開口說：“他并沒有告訴你那里究竟有多糟糕。”
說著這句話的時候，他目光犀利。
“沒必要講那么細。”德瓦拉姆笑著搖頭。
那個男人名叫賈納丹，是村子里的鞋匠，他湊近穆納說他曾在迪拜和沙特工作過多年。
“那里太可怕了。”他說，“阿拉伯人恨我們。我們得付給掮客好多錢，得做好多苦活兒，可到頭來卻什么也拿不到。”
然而就算這樣，他們還是別無選擇。他在去年又把兒子送到了迪拜當電工，為此付了中間人8萬盧比。
這些錢是他借來的，僅一年時間，連本帶利就變成了10萬盧比。
“感覺就像在與一個比你跑得快的時鐘賽跑。”他說完又坐了回去，轉頭看向無盡的原野。
穆納問他在村里當鞋匠能不能賺到錢。
他看了看德瓦拉姆，笑著說：“村民們從來沒有錢做新鞋子，大家都是光著腳。我妻子每月卷煙賺500盧比，我們一家就指著這個過活了。”
身為工業部長，穆納知道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把農民轉向工廠。
在印度靠種地是沒有出路的，勉強只能算是活著。
工業化是最終答案，但要做到這一點是何其的艱難。
別說北方邦，就是改善卡齊村地區的農民生活，穆納都覺得壓力山大。
他現在能做到的，就是幫當地農民解決種子和肥料問題，僅此而已。
或許只有蘇爾先生，才有那種偉力去改變一切。
穆納暗暗在心里考量，該怎樣去和蘇爾先生匯報這件事。
在北方邦的部下積極拓展黨派版圖時，羅恩也沒閑著，他在新德里也搗鼓起來自己的生意。
請：m.llsk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