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六年上半年，盡管可以說得上是天下由大亂轉向大治的第二個年頭。
若在歷朝歷代，立國五六年，哪怕對外依舊戰亂不休，但至少，內部中樞，必然是趨于穩定的。
但在立國本就不穩的大恒，卻顯然非是如此。
和以往的每一年一樣，中樞雖未動亂，但，也平靜不到哪里去場所謂的稅案，牽扯著文與武，綿延演變，整個昭武六年的大半年時間，大半個大恒天下，各方派系，可謂是你唱罷我 登場，令人目不暇接，錯愕至極。
從單純的稅案，到各方權衡之下，觸及幕后黑暗，演變成席卷文武的走私大案，隨即劉洪濤的死亡，又將所謂的案情演變 到了一個極端。
本是文武皆被牽扯其中，誰也討不得好，卻突然利索的抽身而出，矛頭，盡在武之身上。
這番操作，幾乎是徹底引爆了大恒文武的矛盾。
從前明，數百年的文貴武賤，到武勛跟隨著天子以戰功強勢崛起，縱使弱勢時，也完全不理會高高在上的文官。
矛盾，早就已經根深蒂固。
而隨著武勵愈發強勢，至前明時的秦公學權，文武之矛盾，已然徹底明面化。
自前明靖武初年，到大恒立國的內憂外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顯然不僅僅只是因為那被天子軍威鎮壓的后金蒙古遼鎮。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武勛面對外敵之時，內部文官，亦或者說與武勛格格不入的地主士紳們，瘋狂的搗亂，甚至不惜與 外敵合謀。
這也就直接導致了文武的矛盾，在那幾年，第一一次徹徹底底，毫無保留的爆發。
也就有了大恒平定外敵后，對地主士紳的瘋狂血洗，對文官的瘋狂打壓。
而隨著近兩年天下一統，局勢漸穩，對文官，乃至士紳的鉗制，也逐步放松。
顯而易見的是，對文官士紳的鉗制放松，將職權逐步轉向朝堂文官，顯然是對武勛利益的嚴重侵犯。
矛盾，在徹底爆發過后，又開始了新的一輪積累。
而這一次的所謂案情，在一步步演變之下，不過幕后的原因是為何，在明面上，開始，就是文武皆被牽扯其中，撕破臉 那就是雙方利益都必將受損。
而武勛，顯然是不想撕破臉，但內閣首輔劉起元，卻悍然撕破臉，將文武都扯進了泉州的渾水之中。
在三法司的督查下，一個個官員將領，接連落馬，文也好，武也罷，雖都被扯了進去，但也都還在泥潭里打滾，誰也不好 說誰的不是。
若雙方都在泥潭里打滾，劉起元要查，也是殺敵三百，自損一千，畢竟，劉洪濤的存在，可是確保了劉起元必然脫不開關 如此，若只是損失了一些馬前卒，便將內閣首輔拉下馬，這個買賣，顯然劃算。
如此之下，自案情開始，案情進展的神速，也清晰證明了一切。
但劉洪濤之死，卻一下子將劉起元從泥潭里扯了出來，這下，利益的天平，顯然極度不均衡。
文武之矛盾，在這一根導火索之下，亦是再一次的被徹底點燃!
只不過這一次，和和曾經那一次的矛盾爆發，唯一不同的便是，這一次，非是天子主導的掀桌子清算，而是秩序之中的文 武撕破臉面!
靖國公在第一一時間便上奏天子，將涉案軍中將帥的審理處置權，從朝堂三法司奪回軍法司，便清楚的證明，文武之間，短 暫至極的蜜月期，已然徹底結束。
這一次案件，也是讓文與武，徹底撕破了臉皮。
短短幾個月時間，三法司在海疆徹查案情，路順藤摸瓜，從泉州，到福州，再到廣東，
儼然把整個海疆查得個通透，涉案官員將士伊然多大近千人。
而海疆，顯而易見，其中軍中將士，儼然占據了絕大多數。
盡管涉案將士歸軍法司審理，但三法司奉旨督辦，只能說是被牽扯出的將士，轉交軍法司而已。
最終牽連到了何等地步，三法司，才是主導的職能機構。
被文官們逮著痛處就猛揍，武勛顯然也不會坐以待斃。
這年頭，天下文武，又有幾個，敢說自己屁股上沒有屎。
真要查，也沒幾個經得起查。
同樣是在這昭武六年的上半年，天下各地，大案頻出。
涉及之案情，也很簡單。
一個字:稅!
大恒之稅，分商與農。
而這兩項，某種意義上，也代表著新與舊，文與武的矛盾所在。
大恒的武 勛，皆是跟隨天子意志，盤踞在大恒的商業之上。
而農，在于田地。
而地離不開的，便是地主士紳這個存在。
縱使有著之前的一次次清洗，也縱使有著財稅改革，某種意義上的斗地主分田地，但顯而易見，在這個時代的歷史環境下 根本不可能如后世那場斗地主那般徹底。
地主，依舊存在，而這個時代，地主，也和另外一個名詞相結合 耕讀傳家。
這也就是地主士紳，亦或者士紳文官的根基所在。
家中有田，有佃戶耕種，有財富，也就能安安穩穩讀書，讀書，有了功名，也就能更好的保護家里財富，如此往復循環，
便成了一個個盤踞地方的家族!
次又次由天子主導，武勛主持的清洗，雖說極大的打擊了地主土紳的存在，建立的財稅秩序，也在地主土紳的脖子上 戴上了難以抗拒的枷鎖。
但不可否認的是，大恒的統治秩序，各級官員，大都是耕讀傳家的存在。
面對大恒的新秩序，普通百姓有一一畝地，那就必須交上一畝地的農稅，說不得還得多交一些，讓官員好中飽私囊。
但有權有勢的地主士紳，這些耕讀傳家的存在，有一百畝地，千畝地，可就不一定會老老實實交上足額的農稅了。
武勛能互相勾結，避開秩序監管，走私逃稅，文官們，亦或者說，皆是源自耕讀傳家的地主士紳，要避開監管，官官勾結逃稅，顯然更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