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沿路各軍將士與松山堡內民眾的歡呼聲中，張誠跟隨在薊遼總督洪承疇身后，步入松山南面的建武門。
只有遼東巡撫邱民仰與總監軍張若麒二人，陪在他與吳三桂身邊一同入城，而如兵憲張斗、察院姚恭等諸官，都只能隨在張誠等人的身后。
就更別說陳九皋、王樸等一干武將，別管你是哪一鎮的總兵大將，在這些個文官面前其實連個屁都算不上。
且不說總督、巡撫這等正兒八經的朝廷疆臣，連兵憲、察院、監道都不會正眼看他們，就說那些通判、糧道、監紀同知等官，在他們跟前也都是自覺高其一等。
當然，這其中也是有些例外的事情存在，就如張誠在他們面前便不會如此，這當然是因為他握有強軍在手，更是軍功昭著，無論宮里還是朝堂都有后臺。
再者，作為一個時空錯亂的穿越者，張誠在骨子里就沒有對文官的恐懼心理，因為他不是這個世界里土生土長的武人，既不明白以文制武的可怕之處，也未曾見識過文官的可怕程度。
張誠之所以仍然對一干文官表現出十分的尊重，一是因為入鄉隨俗的逢場作戲，二是為了掩藏自己的抱負，而最重要的第三點，則是為了拉攏那些底層的文人士子。
畢竟作為一個穿越者，他知道人才對于一個武力集團的重要性，更懂得知識就是力量的道理。
雖然，不排除那些不識字的大兵，就不會成為一個好將軍的可能，但即使他們在實戰之中鍛煉成才，其未來的成就也極其有限。
張誠想要的是能夠與他齊頭并進的伙伴，而不是知曉的打殺的純粹武將，當然對于這樣的忠誠將領，他其實也并不反感，恰恰是有這樣的武將存在，才能保證他的根基穩如泰山。
但除此之外，張誠更需要有人能為他出謀劃策，為他整理案牘文書，為他治理地方民政事務，為他統管錢糧軍資等諸般雜事。
所以，他才在軍中、在治下極力推行識字班，尤其是在軍中更規定甲長以上軍職，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識字量，為的就是培養忠誠于自己的人才，能文能武的人才。
但就算他們識得千字，甚至識得了數千字，但能夠真正開竅，能夠進而掌握治理天下方法竅門者，仍然是少之又少。
而張誠卻又等不得他們慢慢成長，因此他才需要盡力去拉攏這個時代的文人士子，尤其是那些處于底層的落寞文人士子。
他們既有真才實學，又與這個時代的上層建筑毫無瓜葛，且個個都有著想通過學識改變自己命運的奢望。
張誠正是想要通過拉攏他們，來逐漸壯大自己的根基和班底，最終再利用他們取代居于上位，卻又尸位素餐的那些高官顯族。
他想以此來完成社會改造，為新帝國更新氣象，用一批朝氣蓬勃的新生貴族階層，來帶動帝國走向新的輝煌。
當然，對于那些擁有強大既得利益的頑固派，張誠并不是要一棒子全部打倒，他會拉攏一批識相的，打倒一批頑固的，震懾一批觀望的。
如此便足矣使自己未來的腳步，有如快馬加鞭，順利完成胸中的一腔抱負！
其實，張誠在心中也是知道，這種方法并不能徹底完成真正的社會結構調整，數百年、甚至百多年后，又將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而社會階層也會隨之再次固化。
張誠對于這一切自然也是十分清楚，但縱觀古今各個朝代更替的歷史，除了一如既往的尸橫遍野，百姓流離失所之外，又有哪一次最后不是那些世家大族得利？
畢竟在這個皇權不下鄉的世界里，普通百姓眼中只能看得到地方士紳，所以歷史上的諸多成功者，也正是因為團結了廣大的底層士紳，才得以取得最后的輝煌。
無一例外，張誠也選擇了這個成功的捷徑，他之所以如此抉擇，倒并不是因為懼怕鄉紳氏族的力量，而是要團結底層士紳來打倒上層士紳。
借此，來為帝國注入新鮮血液，改變帝國已經僵化的政治體制，為這個遲暮的帝國打上一劑強心針，使之成為具有冒險與擴張精神的強盛帝國。
畢竟現在這個時代，還不具備進行整個社會階層改造的條件，如果強行照搬后世那種社會改造形式的話。
先不說這樣子做起來是否能夠取得成功，單就說因此而引發的社會變革，必然超過以往任何一次朝代更替，也將使得普通百姓無所適從，而引起極大的社會動亂。
有理由相信這樣的社會變革，在掌控底層話語權的士紳抵制之下，必將引起極大的社會恐慌，進而在大士紳階層的全力反擊中，宣告失敗。
作為一個見過世面的后來者，張誠清楚地知道什么叫作“因勢利導”和“循序漸進”，他不會生搬硬套后世那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方式，因為那與這個還不具備徹底變革的社會基礎。
任何社會變革的方式并沒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只有與當前社會進程是否相一致的問題，只要是與當前社會相匹配的變革方式，那就是最正確的。
張誠就十分堅定地認為，在現今這一歷史時期，仍然未能擺脫士紳階層對于底層民眾的影響，畢竟識字之人不多，朝廷政令在許多時候都要依靠士紳們來幫助傳達，并帶領地方百姓完成。
久而久之，便即形成一個個地方上的“土皇帝”，他們幾乎完全把控了地方上的一切資源，甚至連朝廷委派的縣令都不敢輕易得罪他們。
其實，在明朝初年的時候，就因為前代元朝對基礎行政的管理十分粗放，地方上存在著各種利益小團體，致使中央的命令很難下達到地方，朝廷政令執行的難度極高。
所以他就對于縣以下的組織形式進行了調整，他以一百戶為一個統計單位，稱作“里”，又將其中每十戶編成一個“甲”，并從中選出一戶充為“甲首”，作為這十戶的管理者。
接著再從中選出一名“里長”，負責管理下面的十個“甲首”，這個里長便直接向縣衙負責，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朝廷征繳稅糧，派發勞役，再有審斷民間是非官司。
朱元璋設計的這個制度最關鍵部分，就是無論“甲首”還是“里長”，既不是朝廷官府指派，也不是從基層直接選出，而是實行的輪換制。
就是在這一百戶人家之中，按照其需要向朝廷交納丁糧多寡先行排出次序，由其中排在前十名的人家輪流來擔任“里長”，每戶的任期為一年，“管攝一里之事”。
而在每甲中也是依據需交納丁糧多寡，選出一人擔任“甲首”，他們的任期也是一年。
在此前，催交稅賦等庶務都是由當地的富戶、鄉紳們來完成，這樣就容易使某一個家族在地方上做大做強，從而產生地方“土皇帝”。
但現在朱元璋設計的這個里甲制，則是實行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方式，十名丁糧多者都有機會掌握這個權力，小小的一里可謂是“諸侯蜂起”，自然就可以避免一家獨大，最終尾大不掉。
這就好比是切蛋糕一般，原來“刀”始終是掌握在一個人手里，大家就都得聽他的，他的權力自然最大，久而久之，大家都習以為常，自然就會絕對聽命于他。
可現在的情況則是好幾個人手里都有一把刀，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上去切一下，那么原來專門負責切蛋糕的那個人的權威，自然是大不如前。
而且，互相競爭自然會引出互相監督，互相限制的情況發生，所以就極大地避免了一家獨大的情況發生。
這個制度的精髓在于，將朝廷官府的權利讓渡給基層里甲的同時，又做了進一步的細分，進而保證權力不會一直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這招看似讓基層治理上更分散，但實際上卻因為“群龍無首”的情況，進一步削弱了基層士紳們對中央的力量，反而增強了中央朝廷的權威。
其實，所謂的“皇權不下鄉”，并不是說皇權管不到最底層的百姓，而是說皇權有沒有必要管到最下面的一層，或者說值不值得耗費更大的人力物力去做這件事。
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因為，如果把皇權徹底延伸到社會底層的每一個角落，勢必會產生極其巨大的管理成本，以大明這種體量的國家為例，作為主政者就必須要考慮一個“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再者而言，代表皇帝來實施朝廷官府權力的官吏，難免會與地方勢力產生某種勾連，從而形成對抗中央朝廷的利益集團。
所以，“皇權不下鄉”這個問題，不能簡單以“下鄉”或者“不下鄉”而論。
它實際上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它探討的是中央讓渡給了地方多少自治權。
在這一點上，歷朝歷代的程度都各有不同，讓渡少的如秦朝，會使中央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基層也在皇權的威勢下疲于奔命；而讓渡多的如漢朝，則容易使地方坐大，形成對抗皇權的利益集團。
按照目前大明的制度形式，其實還是很能適應現在社會發展進程的，只不過隨著階層的固化，既得利益集團逐漸開始掌控地方，這種情況在王朝末世尤其明顯。
張誠所想的就是將現在的利益集團打掉，利用新生的勛貴集團來重新分配社會資源，從而使王朝得以延續。
并為這個王朝注入冒險與擴張精神，使之能夠保持與世界的接觸，在歷史的洪流中走出不一樣的天地，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
至于這個王朝的未來會否成為世界一哥，卻并不是他現在所能想像出來的事情！
周圍的人們紛紛議論起來，走在總督洪承疇身后的是哪位將軍，竟然能勞動邱撫臺親自陪同。
他們對于吳三桂自然較為熟識，很快便有人認了出來，紛紛議論道：“看，是寧遠吳將軍，那可是咱祖大帥的外甥，是洪總督的學生…”
“那邊的是哪一位總兵，看上去似乎比吳將軍還年少英俊些…”
“聽說宣府軍屢建奇功，先是殺了韃子豫親王多鐸，前時又殺退韃子解了錦州之圍，那個莫非是宣府總兵官不成？”
“對，定是宣府張總兵無疑，聽說這位張大帥前些年就殺過韃子，就是大貝勒代善的兩個兒子…”
“是嘞…是嘞…就是瑪瞻跟岳托這兩個韃子，也是被宣府張大帥給殺死的，了不得…真了不得嘞…”
“這么說…豈不是比咱們祖大帥還要厲害了…才這么點歲數…就有如此大功…我滴乖乖啊…”
聽著周圍人群中傳來的議論之聲，吳三桂初時還不以為意，可越聽就越覺得不是滋味，不由暗恨自己為何要在來時的路上遇到張誠這廝。
眾人進了建武門后一路前行，很快就來到松山堡內靠北面的總督行轅所在，這里處處掛紅結彩，一派喜慶的氣氛。
行轅大堂內已經擺好了香爐、案臺諸物，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正陪著另一位公公，坐在左側太師椅中閑聊品茶。
張誠跟隨在總督洪承疇身后，他悄悄抬眼向上望去，只見那位方正化公公與王承恩一般，都是面白無須，可能是保養得好的原因，竟看不出其年歲幾何？
不過，估摸著應是在四十歲上下的年歲，方正化的臉型略顯圓潤，透著一臉的紅光，氣色很是不錯，坐在那里倒是透出幾分儒雅。
隨著諸官眾將紛紛進入大堂內，王承恩便對方正化說道：“人已到齊，方公公可以宣讀圣旨了。”
方正化似乎對王承恩十分尊敬，他略表謙遜地笑著道：“有王公在此，怎能輪到咱家宣讀圣旨，還請王公開貴口宣旨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