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五年三月二十八的大朝會結束時,除了撞柱子自殺的王用汲還在醫院里養傷,陸樹聲、張瀚、萬士和和王希烈也被免廷杖之外,其余三十二個參劾張居正,反對新政且當朝逼宮的官員,連同從詔獄里面提出來的劉臺和傅應禎,共三十四人,被集體廷杖。
明代的廷杖是極為殘忍且羞辱性的肉刑。成化年以前,凡受廷杖者不用去衣,反而用厚綿底衣,主要目的是示辱而已,然受仗者猶臥床數月,而后得愈。
劉瑾專權時期,受杖者開始被去衣杖刑——此朱翊鈞“大白屁股”之謂也。
可能是皇權對臣子羞辱過頭之后,大臣反而有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一般,到了明中期以后,受杖大臣立即以敢于廷爭面折而聲名播于天下,并且名垂“帛竹”——就是史冊。實際上,是皇權失去了輿論陣地,話語權被士紳剝奪所致。
由于屁股上挨幾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很多靠名聲吃飯的,冒險騙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到了明中后期,皇帝也雞賊起來,廷杖之前一般要揣摩一下受杖者的心思,看看他是否有靠廷杖揚名之意,如果有——直接打死拉倒。
廷杖分“用心打”和“著實打”,至于采取何種打法由監刑官按皇帝的密令決定,如果監刑官腳尖張開,那么就是“用心打”,最多會導致殘廢;如果監刑官腳尖閉合,那么就是“著實打”,則受刑的大臣必死無疑。
由于朱翊鈞在朝會上定了調子,這次是略施薄懲,每人十杖讓他們“求仁得仁”——因此這次既不用心,也不著實,就是輕輕打了十下。
廷杖的工具本來由栗木制成,擊人的一端削成槌狀,包有鐵皮,鐵皮上還有倒勾,一棒擊下去,行刑人再順勢一扯,尖利的倒勾就會把受刑人身上連皮帶肉撕下一大塊來。
朱翊鈞盡管要做政治表態,但他不是變態。因此下旨,將廷杖尖端的鐵皮去掉,受杖者不僅不去衣,每人還發一塊羊毛氈子——示天下以仁。
但如此以來,被杖者就沒有了撕心裂肺表演鐵骨錚錚的動力,施杖的錦衣衛也沒有展示他們妙到毫巔廷杖功力的欲望,整個過程啪啪十下,所有人都覺得索然無味——有幾個心里蠢蠢欲動想要主動脫褲子的,看了看身邊難兄難弟如釋重負的表情,也沒好意思開口。
但隨后的皇帝下發的諭旨處分就重了,凡在殿中逼宮的臣子連同劉臺、傅應禎兩個,除了陸樹聲歸籍閑住,退休待遇保留以外,剩下的全體一擼到底,成了白身——為了示天下以變法之意甚堅,還追奪了他們出身文字,也就是說這些人連秀才的免稅待遇也沒有了。
吏部尚書張瀚的失落感最大,他這幾年盡管當了吏部尚書,但基本上是張居正的牽線木偶,積壓了滿腹的怨毒。這次好容易雄起一把,卻把全部身家折個精光——從被罷官之后,他就開始自言自語,應該是半瘋了。
王希烈和萬士和兩位老兄,都是理學名臣,高官厚祿不放在眼里那種,因此還挺得住。但朱翊鈞的手段還沒有完,因為王希烈伴駕較多,兩人有點感情,皇帝給王希烈賜了臨別禮物,上書“危行言孫”的一幅大字——皇室精品裝裱,署名為御筆,還蓋了“圣余慎遜”的私章。
王希烈看到了皇帝這幅字,徹底灰心了。這四個字出自論語,全文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皇帝給他這四個字的意思是,你既然覺得皇帝變法錯了,為“邦無道”之舉,那你也要做到“危行言孫”,就是謹慎正直做事的同時,要把嘴閉上。
他理解皇帝賜這字有兩方面意思,一是咱哥倆盡管政見不同,但有些私人感情,地方官要長點眼,不能欺負王希烈,這是好意;第二個意思是借著這四個字,警告所有被罷官的官員,回家后要把嘴閉上——在野非議朝政,也不行!
皇帝賜字那肯定不能扔,還要回家供起來。王希烈等人在京師喝了幾天大酒,被人吹捧了一番之后,就帶著這副大字收拾東西乖乖回家了。
被廷杖的“三十四君子”,根本沒受傷,僅僅是屁股紅腫幾天而已——因此這高名也有些注水,返鄉路上請他們參加文會的也不多,從此后泯然眾人矣。
這邊朱翊鈞暫時壓服了百官,還要去哄一哄張居正。張居正被門生劉臺一本五千字參劾擅作威福,黑狗血淋了一身,真氣著了,有些的灰心意冷;而核心黨羽張瀚入骨三分的一刀,更把他砍的膽戰心驚,因此接連上兩本辭職。
當然,他被參劾后上第一本辭職奏章,本來就是臣子的該有的本分動作。因此在第一本內他說“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而變法才興,確不是言去之時”。但“言者以臣擅作威福,而臣所以代主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取其近似而議之。事事皆可作威,事事皆可作福。”
張居正先說自己現在辭職,確實不是時候,那意思您要留我別走。隨后提出條件,劉臺和這些人說我擅作威福,您得給個說法,要不我沒法出來做事。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皇帝給他的說法已經超過了他最最樂觀的估計。張居正以為,皇帝能把劉臺逮捕下獄,就已經夠可以了,沒想到皇帝召開臨時朝會,一口氣罷了兩尚書、兩個侍郎,一堆雜魚也全被廷杖!
張居正雖然可見皇帝要厲行變法的決心,然而王用汲的死諫,也確實嚇著他了。有明一代,大臣集體辭職逼宮張居正聞所未聞;而王用汲的當朝撞柱,張居正也僅從史書得見——這樣的人,史書記載全部都是忠臣,而被其彈劾的,基本上都是些反面人物。
本來應該立即復出的張居正有些退縮了,他深刻的體會到守舊勢力的強大,在家中對長子張嗣文說道:“皇上雖然圣明,然讒言日嘩于耳,即使不能為之投杼,而為父以身俯謗,豈臣節所宜有乎?”——誹謗之言眾多,雖以曾參之賢,而其母投杼逾墻而走,皇帝對我的信心能保持多久呢?說完這話,張居正幾乎落淚。
張嗣文聽了父親的真心話,哭道:“父親為相五年,國事起衰振隳,以兒子觀之,您已躋身國朝名相之列。皇上此番操切為政,欲行大變法——兒子觀皇上給父親的變法綱要,翻天覆地之變也!您何必負疑謗于身,行不可為之事?”
于是,張居正在糾結矛盾的心情中,于大朝會第二天再上一奏疏求去。其言甚哀:“伏望皇上憐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賜罷歸。博求廟廊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既有益于國而不惡于眾者,在皇上任之而已......”這回是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朱翊鈞覽奏后,無奈之余親筆寫了一封信道:“先帝以朕幼小,托付了先生。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不居功勞,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鑒知。些許畜物為黨喪心,狂發悖言,動搖社稷,自有朕為先生做主。先生不必如此介意,只念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以保安社稷,興革天下為重,即出輔理......”
又派身邊管事太監孫隆,帶著表里八件,御酒四瓶以及玉佩一件,將信送到張府。
張居正見孫隆來,也在意料之中,吩咐擺香案接旨。孫隆道:“皇爺特意囑咐奴婢,此非旨意,乃信也。”將朱翊鈞親筆信交給張居正看了,張居正凈手捧讀后,當著孫隆的面涕淚交流,雖未答應復出,但心意再次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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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幾天,朱翊鈞連續派身邊人送東西,傳口諭,溫言撫慰張居正。張居正推辭不得,且也有雄心,終于在四月初三日,對再次到來的孫隆表態,復出視事,開始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