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均田、遷民、耕者有其田的方向，和由技術統治的工業主義推出來的過程。
而在有序的工業發展的問題上，這個問題又是一個類似黃河治水的問題。
這么大規模的遷徙，需要的物資、人力、組織能力…涉及到造船、木材、煤炭、鋼鐵…影響到鐵路、運輸、運河、道路…等等，有序地發展工業，如同治理黃河一樣，由專門的衙門負責協調等，又是高效且必要的。
簡單來說，就是說，大順這邊的顯學，推出工業的有序發展的路徑，和圣西門歷史上在法國推出來的工業有序發展的路徑，是不同的。
但是，結論卻是基本相似的。
并且，應該說，大順這邊的思路，走的更多的其實還是圣西門——孔德這條線，即把工業資本主義，作為將來的必然的永恒。
而看似有主觀社思想的、人文關懷的、均田的這些東西，走的和圣西門的那套空想社的路徑還不一樣。
總之，大順這邊的顯學一派，在均田問題上，等于是在當初劉玉和顏李學派之爭的問題上，更接近劉玉的思路——劉玉和顏李學派都支持均田，但兩邊對為啥要均田是有分歧的、以及均田之后怎么辦也是有巨大分歧的。
現在大順的實學顯學一派，他們是跳出了“仁政”——雖然打著仁政的幌子——的窠臼，且也跳出了復古、憐憫等的思路，而是以理性的推論得出了必須要均田的結論。
不是因為“小農太苦、遂要均田”；也不是“圣人井田，如今能井則井不能井則均”；更不是王安石兼并詩里的小農帝國必須要保證足夠自耕農否則要完的小農帝國統治思路。
而是因為信奉工業是未來，而現在工業受阻于市場狹小、同時對外擴張已達此時之極限，遂必須要批量創造一些在資本主體生產體系之外的“消費者”的思路。
鑒于內地就算均田，也就人均三五畝地，也消費不起來，遂必須要集中力量完成前所未有的大東進運動。
而要完成這項遠比修淮河、治黃河更要宏大的工程，就必須要有序地發展工業，依靠工業的力量來完成這場遷徙。
既然要發展這種工業力量，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投資又是“無序”的，所以又很容易得出歷史上圣西門得出的結論——需要一個巨型銀行，由這個巨型銀行，向實業投資，解決實業因為利潤不足而缺乏投資的問題；同時傾向于一些有益的、對普羅大眾和未來有好處的、但現在卻無人問津不肯投資的產業。
恰恰，大順在劉玉跑路之后，借助北美的金山銀山和海外瘋狂吸金銀，完成了貨幣改革，為這種大銀行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又恰恰，李欗政變上臺后，通過行政手段的“贖買”土地、實則就是“強制儲蓄、強制買工業債券”的政策，在修鐵路建鐵廠等問題上辦成了幾件事，似乎證明這一套東西是可行的。
于是，這么多恰恰；或者說這么多不是偶然的，而是從當年北征羅剎抓人造船征西北準備下南洋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所努力塑造出來的條件。
催生了大順這邊的顯學。
在這里，實業、大工廠、或者說工業資本主義，被抽象為類似于儒家的三代之治之類的東西。
算是某種理想。
它是未來的。
同時也是永恒的。
并且是要達到的。
且由劉玉的那套“愛用之別，人們用糧食，而不是愛糧食，所以工商業只是糧食分配的一種手段”的扯犢子理論延伸出的資本主義思路——既然工商業只是糧食分配的一種手段，反過來說，亦即種糧食的農業、和生產布匹鐵器的工業，都是以商品交換而為目的。
當然，這種思路，亦可以換個方向理解：大順內部的市場，是有的。但小農土地不足，既要受地主動輒五六成的租子的盤剝、要是再被廉價工業品一沖，那就只有起義了。
而如果，弄死地主，去掉這五六成租子的盤剝，是不是被廉價工業品沖一沖，不至于活不下去呢？
現在鈔關、子口的思路，也可以這么理解：既被地主弄、又被先發地區的廉價工業品弄，必死，所以鎖住先發地區的工業品，繼續保持舊體制，理論上按照過去經驗，這套東西撐個250年還是沒啥問題的，你看前朝不就撐了二百多年嘛。
而顯學派的思路則是：的確，既被地主弄、又被工業品弄，必死。那為啥非要堵工業品？而不是把地主弄死呢？撐250年有個卵用？現在從崇禎皇帝上吊算起來都過去150年了，所以還不如大改、大動，賭在興國公說的未來上呢。
其實這就是個簡單的思辨問題：工業化不是個標簽，不是個抽象的五餅二魚，只要搞這個大家就都過的好了。
相反，在這個過程中，大順的特殊情況在這擺著，小農只靠那點地，不靠老婆紡紗織布，連他媽的褲子都穿不上。而這種沖擊，是極為痛苦的。
北美那邊，歷史上的威士忌法令，漢密爾頓的大工業思路，逼的一些小農起義。但那種起義，和鬧笑話差不多——不自己釀威士忌去當副業賣，又不是活不下去，只是日子過得和以前差一點。因為最窮的，手里也有個七八十英畝的土地，不搓威士忌最多日子過得緊巴點。
而大順這邊，真要是逼到小農的老婆織布都賣不出去、換不到鹽、換不到棉、換不到要交的稅，那可不是威士忌叛亂那種鬧笑話一樣的起義可比的。
《宅地法》的“小農”，可以領取160英畝土地，也即1000畝土地。這在大順，誰有1000畝土地，那不叫“小農”，無論如何也不是小農了。
而160英畝土地，是0.65平方公里。
大順現在接近4億人，就算8000萬個家庭，按照每個家庭160英畝的標準，大順單單耕地就需要0.65乘以8000萬，亦即5200萬平方公里的耕地。稍微算算，就知道這根本不現實的玩意兒，地球上沒有5200萬平方公里的耕地。就算不說什么刻舟求劍東施效顰，就算真的開了蟲洞，這玩意兒也是無法復制的，因為地球上真沒富裕到能讓人均達到這個水平的資源。
簡單來說，有人人均160英畝，有人就必須得死來騰地方，有人就必須得只有三五畝地。
這在大順的意義，不在于什么公平與否，這個…此時的時代，刺刀說話的時代，先跑去扶桑的那些人覺得要是分離出去人人都是大地主，也不是不行，只要扛得住大順這邊的鎮壓就行。
而在于說，大順這邊的人，制定的標準就是“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標準，并沒有不切實際。
按照這個標準，山東省在完成了黃河改道和微山湖墾耕后，就算一億畝土地。那么山東的農業人口，只需要留100萬戶，亦即500萬人。
現在的問題是，山東有接近3000萬人口，大順的工商業這年月再發達也發達不到能在一個山東省容納2500萬非農業人口的程度。
而一個省，甚至還幾乎是最方便遷徙的省——既靠海方便坐船，又可北上關東、亦可東渡扶桑——遷2500萬人口，那也必須要有序的、計劃的去干。
劉玉的那一套資本遷民的套路，只是說保底兒——萬一將來大順炸了、改革失敗、或者完犢子了、亂了幾十年、軍閥混戰了，通過之前的保底，還能確保環太平洋地區的華人人口優勢。
但也只是保底，距離解決大順、或者說中國的問題，還差得遠呢。
這也使得大順這邊的顯學一派，非常順暢地移動到了“有序的工業主義”的路數上，更要求大順這邊繼續加強國家機器、加強官吏人數、加強對實業尤其是關乎遷徙的鋼鐵蒸汽機造船等行業的投資和發展等等。
當然，最關鍵的一點，劉玉跑了，死了。
于是，借劉玉之名而闡發的顯學，是可以廣為傳播的。并且本身，這套東西，又為李欗的政變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論支持。
如今，這些年過去，顯學一派已成體系。
《興國公經濟釋義》、《實業論》、《工商分配論》、《均田仁政論》之類的文章，傳播日廣。
只要不是活人，那么名聲在大順便可大顯。
而顯學，在大順又必須符合一定的特定才能成為顯學。
劉玉也不是沒鼓吹過自由貿易。
但是，這套東西，尤其是如法國重農主義的那套東西，在大順恰恰是沒法成為顯學的。
正如法國在1820年代，爆發了“自由的工業主義”和“有序的工業主義”之爭。而最終是有序的工業主義，成為了顯學；自由的工業主義，很難立足。
一樣。
打著劉玉名號的，鼓吹立刻放開鈔關、放開子口、放開資本管制、鼓勵兼并的學派，自然也有。
但他們，不是顯學。
不是不存在。
但不是顯學。
畢竟劉玉的話，說的多了，哪一派都能找到可引用的話來證明自己這邊是對的。
但關鍵是，文化和傳統在這擺著、經濟基礎就是這樣、現實狀況大抵如此，有些學說就算存在，那也壓根成不了顯學。
而已成為顯學的，隨著劉玉一死，這些年甚囂塵上，各種關于日后變革的小冊子在先發地區廣為流傳。
如今皇帝又迎回了劉玉的尸骨。
這態度，不免有些過于明顯。
有人歡呼雀躍，以為夢想可成。
有人如喪考妣，以王莽改制暗諷。
有人彷徨觀望，自覺若能倉廩實亦未嘗不可。
有人野心勃勃，提前擬好了不同的、相悖的文章，靜待骰盅揭開。
只不過，雖然暗流涌動，但公開反對、甚至以“保天下、保圣學”為口號準備拉桿子起鄉兵反對的人，倒是幾乎沒有。
中央集權還在。
舊時代的搞錢——養兵——彈壓的模式，如今更是登峰造極。
因為現在的大順朝廷，不但有錢，而且錢還能隨時買到足夠的布匹、鐵器、糧食，隨時可以武裝出一支軍隊。
實學派手里掌握的力量，或者說他們的新天下，又不只是兩省而已，而是一個囊括日本、朝鮮、南洋、印度、西非歐洲市場的也是兩三億人的天下。
固然說，印度人不是大順人，但他們依舊納稅、種棉、買貨，為這個體系“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固然說，大順內部的佃農，是大順人，但他們又不可能跟著士紳走，最多也就是交點租子，“貢獻”自己的力量。
這邊有百萬生員。
那邊有大幾十萬的實學弟子、軍官團。
這邊有地租收益。
那邊有大工廠、殖民地、大種植園大農場的利潤。
這邊有宗族。
那邊有高效的工業封建主義的大公司。
這邊有保天下、護圣道，實則是維護他們的租佃體系和士紳統治的大義。
那邊有天子、朝廷的大義。
的確，大順的地方官員，叫節度使。
但這個節度使，只是用其名，可不是那種節度使。
看起來，若是皇帝銳意變法，只要別被人打出來一場“昆陽之戰”，大約或許說不定變法就能成功。
似乎，是這樣的。
至少，顯學一派是這么認為的。
然而，看這架勢，的確像是要準備這么干。
再說了，他們也覺得，貌似自己說的對、有道理，皇帝怎么可能不這么干呢？
然而。
許多天后。
一場隆重的、規格極高的葬禮后，暴風雨前的平靜般的天下，終于等到了皇帝的一紙上諭。
昭告天下。
那些期待的、或者焦慮的、或者興奮的、或者不安的…
面對著這紙昭告天下的上諭，卻都有一種類似的感覺：
篤了個大勁。
放了個小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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