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順的顯學——或者說，不這樣就無法成為顯學，必定會在這個新舊之交的時代成為少數人扯犢子的空談而不可能是顯學——會有這樣的特點。
又既然大順的顯學，是由實學派提出的，且大順內部還存在一個舊體系。
那么，無疑，圣西門在大順這邊的實學政治群體中，簡直堪稱如魚得水，亦如一只圈養的鷹隼來到了空曠的草原天空下撒歡。
畢竟，尹里奇說過圣西門的一句名言，或者叫名寓言。
說，要是有一天，法國忽然一夜之間，國王、貴族、各種公爵；一切高官顯貴、一切扯犢子的議員、一切空洞的律師；一切紅衣主教、大主教、神甫、省長、全體法官；以及上萬名養尊處優的最大財主…要是他們一夜之間全死了，而法國的科學家、藝術家、手工業者、實業生產者等等一點事沒有。
那么這些人的死亡，只會讓法國人民出于人道主義而稍微懊喪，但卻并不會給法國帶來政治上的不幸。而且法國的人口很多，想要補足這些人死后的空缺，會很容易。而且說不定還會比他們干的更好。
但反過來，要是法國一夜之間，死了幾千名科學家、藝術家、手工業者、實業生產者，那么法國將面臨一場災難。因為這些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才能重新培養出來…
考慮到圣西門對法革中那些律師的態度，以及經歷了法革混亂后那些只會扯犢子和“喊的口號如此空洞，以至于和他們反對的反動派的口號一樣空洞”的那群人的態度。
圣西門的態度是很明確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統治階層。
時代變了，工業時代即將到來，工業時代的統治者，應該是技術專家、科學家、發明家、產業資本家、大銀行家。
而你們這群地主、貴族、國王、律師什么的，純粹是鳩占鵲巢，你們統治的時代結束了，趕緊乖乖讓位給工業時代的理所當然的統治者，如技術專家、科學家、發明家等。別占著茅坑不拉屎了。
之所以說，圣西門在大順這群顯學學派中如魚得水，如沐春風，就源于大順這邊從劉玉搞實學之后造成的那種“有能力成為統治階層的一群人卻被政治邊緣化”的現狀。
放在大順這邊，實學派自然也有自己的態度：
時代變了。
工業時代來臨了，工業時代的統治者、官僚群體、或者叫統治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應該是我們這群學實學的、學物理的、學航海的、學農學的、學數學的、學經濟的、搞實業的、搞發明的、技術骨干、發明家、產業資本家、殖民者、軍官團等等。
而你們這群地主、鄉紳、八股科舉出身、幾十萬生員這樣的玩意兒，你們統治的時代該結束了，早該我們上位了。你們這群人現在就是站著茅坑不拉屎。你們要是全死了，對大順毫無影響，反倒可能更加美好——這些人覺得，當食利地主，隨便哪個傻嗶都能當，收租子這玩意兒需要啥技術嗎？
而亦如老馬在《霧月十八日》里的分析一樣：
大群富貴豪華的官僚，這更是最適合第二個波拿巴心意的一種《波拿巴主義》了。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創造一個和社會各真實階級并列的人為等級，而對這個等級說來，保存他的統治制度又如同飯碗問題一樣地迫切，那末，事情又怎能不是這樣呢？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的最初的財政措施之一就是把曾經被降低的官吏薪俸提高到原來的水平，并添設了領干薪的新官職 …《波拿巴主義》登峰造極的一點，就是軍隊占壓倒的優勢…
簡單來說，大順這群實學派背后的階級利益，是工商業資本、新興階層。
而他們自己，則同樣可以利用大順已有的比較完善的官吏制度，軍隊制度等，成為這個體系中的一份子，從而取代那些舊地主、并且還能容得下足夠的實學派學生獲得不錯的生活，不管是成為官吏，還是成為軍官。
這，其實是大順實學派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圣西門是瞧不上那些法國舊制度下的地主貴族國王法官等，覺得他們都是廢物。讓他們滾犢子，讓工業主義者上，法國會更好。
而大順實學派則是瞧不上那些舊體系下的生員儒生儒林地主鄉紳等，覺得他們都是廢物。讓他們滾犢子，讓實學派上，天下會更好。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當然，大順這邊的事，還是有一定特殊性的。
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其實是喜歡小地產所有制的。這既方便他們放貸，也方便小農以土地抵押，更方便他們操控物價低買高賣。
而工業資本，在大順這邊，其實注意力也更聚焦于類似于川南井鹽那樣的情況——他們認為，像是井鹽這樣的地方，地主就是個生產過程的累贅，毫無卵用，不如收歸國有，然后低價租給他們。
至于工業的勞動力，本身小地產所有制在逐步兼并的過程中就會產生源源不斷的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潛在工資勞動者，故而他們也不是太在意。
故而，大順這邊的事，終究還是一群、至少在嘴上要“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群來推動。
單純從經濟決定的角度看，大順的資產階級并沒有搞土地改革的動力——大順和九三年之前的法國的土地制度，根本不是一回事。九三年風暴之后的法國土地制度，比起九三年之前的舊制度，還是風暴之后的土地制度和大順現有的土地制度更像。
土地問題，又是個大順這邊不可能繞開的問題。
包括說，那些復古派的儒生，也著眼于土地問題，“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說法本身就是復古派儒生提出來的。至于更復古的井田、王田制等，那還是得動土地問題。
所以，大順這邊實學派的工業主義技術統治論者，他們關于“有序的工業發展”的思路，是從一個與歷史上圣西門的推演不同的方向推出的，但殊途同歸而已。
前面說了，劉玉跑路前大順實學派的三歪經已經基本成型。
而被劉玉諷刺為變種的馬爾薩斯經濟學，本質上屬于是“廣義的消費不足理論”。
前面說了，這個東西，能推出好幾種結果。甚至可以推出來“只消費、不生產”的純食利階層是社會穩定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人；也可以逆練盧森堡推出來“對外擴張，占據更多的非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殖民地是唯一可行的資本積累之路”。
等等、等等。
只要想推，從地主到貴族、從放貸的到對外擴張的、從租佃體系到帝國主義，全都能推出來其“必然的”或者“合理的”。
而大順這邊漸成顯學的那個派別，他們的推理，也是從三歪經里推出來的。
首先，小農，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的嗎？
不是，因為劉玉當初轉述過老馬的話，亦即兩種私有制的區別。
那么，擴大小農的數量、或者說擴大這種自己的勞動成果都歸自己所有的小農的數量，是不是也算是一種在非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外擴大市場的方法？
以紡織業為例。
印度爪哇的棉花種植園；松蘇的棉紡織廠…等等這些，都是資本主體生產體系內的。
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自身問題，想要資本積累，那肯定不能說，發的工資、折舊什么的加在一起，恰好能把棉布都消費了。要真是這樣，那還積累個屁？哪有剩余價值了？
故而說，現在阻礙大順工業繼續發展的問題，是啥？
市場狹小。
歷史上，帝國主義為了殖民地大打出手。
問題是，大順現在還能去哪搶殖民地？或者說，只靠擴大殖民地來增加市場的路子，因為大順自身的體量問題、以及18世紀歐洲在印度還沒站穩腳跟的問題，使得大順上來就把“殖民地”給占滿了，實在是沒辦法再擴大了。
歐洲自然還能繼續放開關稅，但因為投送能力的緣故，大順這邊腦子也沒進水，顯然打不過。拉過去一二萬人不夠歐洲那些已經開始集權的國家塞牙縫的。
故而，怎么擴大市場？以解決消費不足、阻礙工業繼續擴張的問題？
按照三歪經的理論變種，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造一批小農。
因為小農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的，他們也是理論上的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商品購買者。
一批在資本主體生產體系之外的、勞動成果歸其自己支配的、沒有被資本剝奪勞動成果的人。
這和種植園、大農場還不一樣。
大農場的資本想賺錢，必須要保證，發的工資什么的，肯定不夠把農場產的糧食都買走。要是發的工資等于農場出產的所有糧食的賣價，那資本腦子有泡啊？怎么資本積累？
而小農則不同。
小農的勞動成果…某種意義上，是他們自己的。
所以，他們是諸如鐵器、農業機械、建筑材料、紡織品等等這些大順已經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內生產的商品的所謂的“有效需求者”。
他們相對于必須要資本積累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說，他們是游離在外的第一種私有制。
按照三歪經的理論，第二種私有制必然會出現“體系內的人買不起體系內生產的所有商品”的情況。而殖民地的擴張又暫時到了這個時代的瓶頸。
恰好，大順在南非、北美、澳洲等，還有大片的適合耕種的土地。
同時，大順內部的土地問題，又是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由此，大順這邊的顯學一派，便延續了移民均田的思路，以工業主義的思路，推出了均田墾殖移民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這種必要性的理性推理，和人文道德無關，純粹是為了發展工業。但又因為大順這邊長久以來的文化傳統，這就不免要加上一個“天下第一仁政”的人文關懷口號。
當然，這里假定的前提，是“假如一個小農家庭有了160英畝土地，那么他就不會讓老婆大晚上的點燈紡紗織布以供全家所穿，只要多賣兩車包米去市場買”就行。
至于這個前提是否成立，應該說，大抵是成立的。農民的勤勞，是逼出來的，但凡家里有個不要說160英畝，就是160畝地，大可不必大晚上的干完活回來還搓布。
而這個顯學一派，背后的階級屬性，是工業資本。
所以，遷民的錢誰出？自然不可能讓工業資本出，那就肯定要奔著食利地主、鄉紳地主使勁兒了唄。
食利地主，都食利了，顯然這財富也不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所以，實質上，還是小農出。
這叫：讓小農出錢，用小農的錢送小農移民，再讓小農在扶桑荒野墾殖，為工業資產階級創造一個有效消費的市場。
這個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不但一分錢不用出，而且還大有賺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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