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封建王朝，有些話是不能問的過于直白的。
總不至于說，劉鈺跑到李欗這里，說我決定了，就由你來做這個歷史前進的不自覺的工具，由你來一番折騰最終讓人民群眾把一切過去舊事物的迷信都破除。
然后李欗便說什么我素來沒有這樣的野心，亦從未敢問鼎重幾何神器之重。只不過，我素來以江山社稷造福天下蒼生為己任，如果你們這些實學派和資產階級認為非得我坐上那把椅子，才能救濟蒼生造福社稷，那我也…
所以，劉鈺問了一個聽起來和野心毫無關系的、甚至聽起來似乎純粹是“學術”方面的問題。
自由貿易。
對自由貿易的看法。
劉鈺對自由貿易，沒有任何偏見。
包括說，從科爾貝爾開始算起，路易·波拿巴、弗朗茨·李斯特等這些人，對自由貿易，都沒有偏見。
只不過，這些人的特點，都是“窮則關稅保護、達才自由貿易”。不管是拿三還是李斯特，對于關稅的態度，都是保護本國脆弱的工業，等水平上去了，再自由貿易。
而不是在理論上就反對自由貿易。
基本上，他們的態度，都和之前休謨對于對華貿易的態度一樣：如果真的搞自由貿易，要不是萬里大海和風帆海運成本作為天然關稅而阻隔，那么整個歐洲用的都是中國商品，直到中國的人均存銀量和歐洲一樣。那么，在此期間，我們歐洲該怎么辦呢？
只不過，自由貿易這四個字，在大順，是有特殊含義的。
此時，全世界有幾個超十萬人的大城市？
此時，全世界超十萬的、以工商業為主的大城市，大順占了幾個？
此時，曼徹斯特幾個人？倫敦幾個人？而達卡、孟買、廣東、景德鎮、蘇州等等，又多少人？甚至于，后世籍籍無名的淮安，在廢漕之前，又多少人、多少從事工商業的？
是英國和法國，連續在1700和1721年，連著出臺了《棉布禁止令》。是笛福寫小作文說東方棉布讓人民普遍失業、是法國細木匠協會逼著財政大臣給亞洲公司寫信告訴他們不準進口漆器否則會導致暴動。
而不是大順這邊，出臺了什么《洋布禁止令》——還是那句話，說什么閉關鎖國，你呢絨沒本事賣進來、你紡織業讓印度打的痛不欲生不得不以高關稅行政管控和“煽動人民打砸燒東方商品”，卻又以行政命令出臺《棉布禁止令》，那么怎么才不叫閉關鎖國？
對每匹英國呢絨，不收關稅，還從農民那征稅補貼每匹進口呢絨20文錢、另外從土地稅為每艘英國商船補貼1500兩白銀的遠航補貼、對所有百姓自產的棉布效仿被殖民的印度直接加33的銷售稅為英國呢絨騰出市場，才不叫閉關鎖國？
都是東亞。
中國和日本的閉關鎖國，也不是一樣的邏輯。
不要刻舟求劍，也不要只看現象不看本質。人兩條腿、雞也兩條腿，所以因為都是兩條腿，人和雞就是一樣的玩意兒？
刨除那連法國、西班牙、葡萄牙這樣的天主親兒子親閨女都受不了耶穌會、逼著教皇解散耶穌會的宗教問題。
日本的新井白石強化鎖國的原因是什么？
是新井白石認為“金銀如骨、商品如毛。毛可再生、骨不可復”。是因為新井白石那時候，日本每年瘋狂的白銀黃金和銅外流，流到日本連續在十幾年內，兩次改鑄。
有金山銀山的日本，居然出現了白銀緊縮，社會上流通的白銀迅速減少、大商人收緊白銀窖藏，因為劇烈的逆差，貨幣上出了大事。
是因為他發現，中國這邊的商人，拿到了銅的定價權。于是他收緊了出口政策，以行政手段讓日本這邊奪回了銅的定價權。從原來的日本商人主動降價，請求中國商人買自己的銅；到中國商人主動加價、行賄，求著買日本的銅。
日本的伊萬里燒的沒落，和閉關鎖國有個毛的關系？明末大亂，中國這邊因為戰爭混亂，導致瓷器出口大受影響。等著戰亂結束，歐洲人腦子有病啊，不去景德鎮買定制瓷，還去日本買瓷器？
而這邊呢？
不要說大順，也不要說大明。只說誰都瞧不上的滿清，在1830年鴉片大規模走私之前，滿清有“貿易逆差”、“白銀外流”這幾個字嗎？1600年，西班牙墨西哥14000人的絲織工廠，用的是哪里的生絲？1700年笛福在小說里對陶罐和瓷器念念不忘，到底是受了哪里的刺激？
如今改革后的大順，按照老馬的“資本主義是怎么來了”的學說，擴軍、造艦、加強集權、征收征稅、壟斷專營，打贏了一戰、拿下了商業霸權——1800年前的中國的問題，是沒有能力和手腕，學到1800年英國重商主義和集權手腕的皮毛。
缺了一個能靠血腥手段、靠著對商船征收20的重稅憋出來一支強大海軍的護國公。更缺了一個能征83茶葉稅、征收225棉布稅、能按照窗戶大小征稅、不準走私誰敢走私直接砍手的國家強力。
談自由貿易，那英國出臺棉布令、競爭不過法國糖出臺糖稅法、所有茶葉必須在倫敦茶葉交易所批發抽稅、沿海15里羊毛敢私自出口直接剁手的政策、工匠必須注冊匠籍匠籍不得離開英國，是哪門子的自由貿易？
英國能出《裹尸布法案》，不用本國呢絨裹尸、敢用外國布做“壽衣”，直接扒墳挖出來。大明也好、大順也罷，哪個敢出臺這樣的政策？哪個能出臺這樣的政策而天下不亂？
你讓大明或者大順，出臺個類似政策，扒墳驗布，你看看老百姓能不能去鳳陽或者米脂，把皇帝的祖墳扒了？
別說大順，就是大明，敢出臺類似的扒墳政策嗎？后期所謂的衣服等級，都管不住，紋龍畫鳳的絲綢到處走，也配講什么“利維坦”？
一個明確出臺過《棉布禁止令》的國家；指責一個每年貿易順差從未貿易逆差的國家，閉關鎖國。
一個有央行、直接行令命令禁止兌付黃金的國家；指責一個連發鈔權都沒有、發鈔權和鑄幣稅直接讓給東南沿海白銀商人的國家，金融不自由。
一個把壟斷權每年都要賣一次、審核一次的國家；指責一個從萬歷四十五年開始，就把鹽這種國家命脈的生產權和銷售權，交給商人、而且鹽的生產權和銷售權可以世襲的國家，國家管控。
真正可悲的地方，在于老馬用一半的篇幅，講“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
講國家強力、講商業霸權、講海軍戰爭、講關稅保護、講重稅政策、講手工業時代必須要拿到軍事霸權然后才能拿到商業霸權然后才能拿到工業發展的機會、講技術無代差下的軍事霸權海軍霸權的重要性、講技術無代差之下沒有海軍霸權和軍事霸權就沒有商業霸權也就沒有工業起步的機會。
講小土地私有制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的。
講分封貴族時代的農民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小農不一樣、講拿一小農和拿三小農的區別。
講小農為了均田和耕者有其田可能會和資產階級短暫聯合推翻封建貴族，但一旦他們拿到了這一切就必然會和資產階級決裂只能依靠和城市無產者的合唱才能開創新時代，否則小農寧可選擇召喚亡靈圣君的強化政府。
講沒有封建貴族莊園制的小農經濟農民國度，根本沒有資產階級奪權的可能性，奪了也守不住。最后要么出拿三走無限強化的帝制政府、要么工農合唱繼承這一切的生產力卻又改變了生產關系。
奈何，這些真正有用的東西，歷史上傳進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而劉鈺，靠著“學一半、說一半”的逆練手段，擴軍、備戰、造艦，利用波蘭王位繼承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和英法印第安戰爭的機會，為大順拿到了商業霸權和軍事霸權。
依靠著大順的白銀“匯率”，和“因為白銀貨幣稅而導致的小農不得不發展副業”的極強手工業，拿到了“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所需的一切。
那么，于此時，于大順而言。
自由貿易好不好？
可是，如果沒有法國盟友、沒有歐洲的矛盾，大順沒有120艘戰列艦、400艘各種輔助船只和次級艦，能讓在七年戰爭期間能憋出來100艘戰列艦的英國政府，取消《1700、1721棉布禁止令》嗎？
中國在1800年，沒有中間選項。
要么，狂造100艘戰列艦、400艘輔助船，打到歐洲去，開關貿易。
要么，口岸通商，歐洲買什么、自己賣什么。
因為…印度的棉紡織業，并不比中國差太多，依舊是可以碾死歐洲的存在。
東印度公司，可以去印度買布，回歐洲賣，把財富、資本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印度對歐洲資本，是有利可圖的——買外國貨，賣給本國人，也是有利可圖。
而對中國而言，成本和收益，其實并不成比例。因為，中國這邊，沒有一個“買印度布，賣給本國人”的有利可圖的中間過程。
也就使得，要么，在開國之初，開拓時候，下南洋，硬剛奧朗則布的莫臥兒帝國。
要么，就只能等著歐洲買辦因為有利可圖，一點點在印度站住了腳跟。
但是，開國之初，即便下南洋、即便出了個天才皇帝，去硬剛奧朗則布的莫臥兒，勝算幾何？投入多少？多少年能收回本？
英國在印度站穩腳跟，是“買辦”的勝利。但其本質，也是英國生產力落后的勝利。
但凡曼徹斯特的棉紡織業水平，不要說趕上松蘇，就是能趕上魯西北，東印度公司買印度棉布的貿易，就得讓東印度公司的所有股東，把褲衩賠進去。
靠著人民的勤勞、兩千年手工業的積累、小農經濟下的白銀貨幣稅倒逼小農發展副業的“無意識的經濟政策”、以及物價革命傳導的最遠一環，大順用海軍拿到了商業霸權，也即拿到了手工業時代的工業霸權。
但是，這是不是說，大順這邊，就非常喜歡自由貿易？或者說，把自由貿易，視作政治正確？
顯然，這又不是的。
因為，在18世紀、19世紀，資產階級的任務是什么？
是塑造一個世界市場。
而，簡單的“集合”數學，就可以知道，“國內市場”，包含在“世界市場”之內。
一個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國內市場”，如果并不在這個“世界市場”之內，那么這個“世界市場”，就是無意義的、不成立的。
那么，對大順而言，“國內市場”，到底是個什么問題？
自由貿易，對大順又意味著什么？
只以太子之前折騰過的湖北為例。
靠著川鹽入楚、楚布入川，靠著四川不適合種棉花而江漢平原適合種棉花的地理區別，湖北的棉紡織業這些年有所發展。
可是，即便有所發展，爭得過松蘇？
論糧食。
歷史上，從滿清中期開始，湖北的糧食就已經不能自給。
而松蘇，靠著劉鈺的帝國主義手段，拿到了南洋米、東北高粱，谷賤傷農到農民開始大規模棄稻卻依舊能夠利用海運保持米價低廉。
湖北怎么比？
論棉花。
歷史上，江漢平原的棉種改良，經歷了多久？一直到北洋時代，官員都無奈感慨：“欲改良棉種，唯有靠大災之后，赤地千里，征收土地方可”。
而松蘇地區，外有爪哇棉和印度棉，北有鹽改和漕運改革前后劉鈺前前后后屠殺鎮壓了七萬鹽工鹽戶起義后的兩淮草蕩圈地。
湖北怎么比？
論市場規模。
歷史上，江漢平原的棉紡織業，一靠本省市場，二靠四川市場，再多的也就擠不出來了。
而松蘇地區，遼南那邊試種棉花，直接被劉鈺掃了個干凈，徹底廢掉了遼地自己種棉的可能；南洋一戰，直接接管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依托印度蘇拉特棉紡織業塑造的南洋棉布市場；一戰之后，更是讓大順的棉布成為了西非的“哀傷之布”，成為了西非奴隸貿易的藍色眼淚。
正如拿三的《甜菜疙瘩問題》里，用法國本土甜菜和法國殖民地的甘蔗舉得那個例子——這幾乎可以視作，大順松蘇棉紡織業和湖北棉紡織業的一種翻版。
如果自由貿易的信徒敢在法國實施他們的有害理論，法國將至少有200萬工作者失業…
拿三的理論，絕對是有問題的。
但現實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那被自由貿易所侵害的200萬失業者，選他當了皇帝。
亦正如歷史上五口通商，貿易中心從兩廣轉移到上海后，西江航運的船夫、五嶺腳夫、兩粵手工業者，選出來了洪秀全、楊秀清、薛朝貴。也讓被上海寧波福州取代的廣東成為日后延綿不斷的起義策源地。
所以，自由貿易問題，在大順，是個不可不談的問題。
是大是大非，是路線之爭，更是手腕檢驗——要么，解決掉他們；要么，安撫或者緩和他們。
甚至于，哪怕對于可能的野心家而言，不理解這個問題，也就無法成事——國內市場，是世界市場的子集。而國外市場的自由貿易，并不代表世界的自由貿易格局已經形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未參與的世界貿易，是不配叫世界貿易的。
大順的體量是如此之大，此時工農業生產總值幾乎相當于其余之和。
大順的人口是如此之多，此時的人口就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大順此時發展工商業——指的是先發地區之外的發展——的思路，能也只能是，搞出來一個個“省級中心”，吃周邊、吃本省。
而這，恰恰又是和自由貿易相悖的。
理論上。
真正的“自由”貿易，是松蘇地區，依靠殖民地的棉花等原材料、依靠東北南洋的糧食、依靠海運成本、依靠人口數量、依靠金銀發鈔權，500萬人足以完成蒸汽機時代的工業化，以500萬工業貴族，讓3億小農破產、農村徹底衰敗、農村手工業全面瓦解、土地急速兼并。
效大英在印度故事。
極端點，逼出來鄉村劣紳化、小地主破產、經營手工業的地主富農之子信共、大地主大資本家嫡子焚燒自家地契而求“盡拔己毛、令出巨子；赴湯蹈火、以利天下”的局面。
還是那句話。
帝國主義的傾銷，兩重問題。
小農破產、小農經濟瓦解。
本國資產階級發展不起來。
這是兩個問題。
兩個階級的問題。
問題在于，小農破產了、小農經濟瓦解了，可是民族資本也沒發展起來，被帝國主義和買辦干死了。
而大順，現在自己就是“帝”，也沒人能跑大順來傾銷。
那么，這個兩重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小農破產、小農經濟瓦解。
老馬說：資產階級社會，是缺乏英雄氣概的。他的誕生，要靠召喚古代的英靈，利用農民和小資產者的勇氣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于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輕守護過它的搖籃…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戰斗 大順特使的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現實，使得大順這些資產者的誕生，是依靠千百年來一次又一次的起義、反抗、逃亡、戰斗而得來的。最終確定了小地產所有制、商業的基本自由、產業的基本無管控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資產階級，并沒有英雄、自我犧牲、恐怖、和戰斗。
從秦末開始，延續千年爭取到的小地產所有制和小農經濟，在法國是靠巴黎市民主導的、而在這邊本來就是靠千百年的農民戰爭主導的。
而資產階級，他們不但沒有英雄氣概，也沒有自我犧牲的精神。
甚至，他們連古代英靈的召喚卡，都沒捏在手里——資產階級唯一能夠說服農民跟他們一起干的，就是為農民爭取到小農經濟，正如法國那群人、和英國的克倫威爾自耕農鐵騎，目的是推翻貴族莊園經濟和世家大族。
但問題是，推翻貴族莊園和世家大族的這項使命，被商鞅、被劉徹、被張角、被蔡倫造紙術、被雕版印刷術、被科舉制、被黃巢的天街一踏、被李自成的藩王皆戮，所完成了。
小農已經得到了小土地所有制。
而拿到了小土地所有制的小農，是反資的。
所以，資產階級連小農都拉不走，所有能召喚的英靈卡，資產階級一個都拿不到。
沒有古代的英靈來守護他們的搖籃，正如法國那邊沒有布圖魯斯、格拉古、凱撒的“復活”，他們憑什么奪權？又憑什么以巴黎征服整個法國？
農民不是跟著資產階級走，而是跟著“復活”的格拉古、“復活”的凱撒走。
只不過，93年，英靈卡在資產階級手中，是他們召喚了上古亡靈的復活，來對抗他們的敵人，而隨后他們就掐死了格拉古和凱撒，請來了薩伊、庫辛、科拉爾、本扎曼和基佐。
德國、法國的經驗，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部分工人和多數農民，寧可跟著皇帝走，也不會跟著資產階級走的。
只有跟著皇帝這條路走不通后，他們才會琢磨著“養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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