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國民財富的總和”到底是啥玩意兒的鋪墊。
才能引出“宏觀上的無效勞動”的概念。
宏觀上的無效勞動，又引出了發展工商業的必要性。
而發展工商業，最終又是為了讓“定以后國民財富的總和”增加。
故而，劉玉把《國富論》斷章取義，一截為二。
在大順，留下了國富的定義。
在歐洲，推銷了“優勢”理論，不過是李嘉圖修正后的“相對優勢”而不是原書的“絕對優勢”。
應該說，這種斷章取義，才是最符合《國富論》原著精神的：國富是目的，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批判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因為重商主義政策已經對英國的生產力發展有限制了。
精神內核在于“國富”，自由貿易只是手段，一種特定于當時英國政策的手段。
而劉玉把《國富論》斷章取義，恰恰最貼近國富論的精髓：國富是目的，大順現在需要的，是重商主義、殖民擴張、高稅政策、國家強力、擴軍造艦、依靠軍事霸權取得商業霸權帶動手工業時代的工業發展，這些資本主義是怎么來的精髓手段。這些東西，現在不但沒有對大順的生產力發展有限制，相反還極大地促進了大順生產力的發展，也即達成了“國富”之目的。
這個第一點，是“寫經”。
第二個關鍵點，就是：如何讓人均糧食這個概念，有現實意義。
這算是“釋經”。
簡單來說，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肅算平均嗎？算出來的平均，對甘肅有意義嗎？
這在后世，當然壓根就不是個問題。別說南洋的大米，就是東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肅算平均，而且有意義。
但在現在，這就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連個從江南到京城的運河漕運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可能配談相隔萬里的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概念呢？
時代，便是這種感覺。
一些時代習以為常的東西，在另一個時代，則是不可忽視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個關鍵點上，劉玉拿出來幾樣東西，來讓這些相信了“經書”的人，看到了未來。
鐵路，是第一個。
世界上此時的先發國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國在修運河，因為英國適合運河。
法國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勞役制度來修公路，這為將來法革后的一個統一的法蘭西奠定了基礎。
大順在修鐵路。
因為大順既不適合在北方修運河，也不適合修公路，至少以現在的條件和技術下，學法國修公路不行、學英國修運河在北方修不了。
蒸汽機，在大順的出現，劉玉沒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紡織業上引。
而是從一開始，劉玉就在往煤礦、鹽井、以及蒸汽車的方向上引。
靠著華北崩潰的生態、京城這個消費城市急需煤炭、以及皇帝對京城穩定性的格外關注，終于搞出了一條實驗性質的鐵路。
就現在來說，鐵路給大順帶來的意義，其象征意義，是大于實際意義的。至少暫時是，因為現在的動力不足、運力一般、還沒到相對于漕船等老傳統而驚天駭地的地步。
這種象征意義，對于相信劉玉描繪的“工商業容納足夠人口”這個未來的那批人而言，則意義更大。
不是在鐵路本身，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
而在于，這讓劉玉提出的那個“人均糧食擁有量”和“國民財富、宏觀無效勞動”之類的“經文”，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
鐵路帶給他們這批人的，是讓依托在人均糧食占有量這個概念上的“新時代的國家”，得以理論上可以在現實里存在了。
簡單來說，假如有一條從東北到河南的鐵路。那么，如果河南理論上就可以種棉花了。
因為，東北與河南，終于連為一體了。東北的糧食，是可以隨時出現在河南、且價格不會因為“千里不販糴”這個鐵器牛耕時代的總結而飛昂。
當然，種棉花只是一種濃縮的象征，并不是書一定要去種、或者真的去種。
即便說，從封建統治、傳統士大夫思路的角度來看。這東西的出現，也使得“平糶”、“平價”之類的士大夫傳統夢想，也得以在上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論上落地實現。
除了這種技術上的進步外，還有對外擴張和對外戰爭掠奪殖民地、搶奪世界市場的諸多涉及到國家強力這種經濟力的政策。
這也使得“人均糧食占有量”這個概念，在大順得以用另一種方法實現。
修鐵路，是糧食沒長腿，而鐵路能讓糧食去缺糧的地方，達成人均糧食的意義。
對外擴張、搶奪市場，是糧食沒長腿，但是人長了腿。糧食不能往人身邊湊，因為沒腿；可人為啥不靠腿，往糧食身邊湊呢？
大順的糧食在哪？
在關東高粱地、在蝦夷麥田、在南洋稻米種植園、在暹羅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鮮的還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錢賣米和五公五民的實物稅租。
簡言之，在海邊。
憑借這些年航海術的發展，海邊的糧食宏觀上，是非常充裕的。
既然說，在這套特用于大順的理論下，宏觀上糧食夠吃，那么工商業就是一種“特殊的分配糧食”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大順參加了，并且打贏了、并且保留了三角貿易體系卻將三角貿易中的“工業品”生產國的身份搶到手里。
由此，把工商業視作一種“特殊的分配糧食”的方式，也即“糧食商品化，參與以白銀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通過一戰勝利后的廣闊外部市場，在保證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生矛盾短時間內不爆發的情況下，全力發展沿海先發地區的工商業。
在假設繼續發展的情況下，延續扶桑移民的總路線，實現人口的大規模向東流動。
而且是一場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東流、沿海地區往扶桑流西海岸流、內地地區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個大順的超大型人口東遷。
鐵路，是給糧食加條腿。
一戰，是讓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糧食。
這兩條腿都給接上，也就可以讓實學派真正看到未來的曙光，劉玉鼓吹的未來也就理論上有落地實現的可能性。
當然，劉玉鼓吹的未來，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東西的。
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統治者看來“不算太有害”的、抽象的工商業容納過多的人口。
至于說“極多的工商業人口”這玩意兒，對封建統治者有沒有害…現在看不出來，等著看出來的時候，早就晚了。
所以，劉玉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試言之，大談剝削、剩余價值的“好處”，大談這些東西“幫助”了皇帝解決了人口過多土地不足的問題。
實際上，也就是在鼓吹“第二種私有制”的合理性。
而老馬說的很清楚，第二種私有制要在第一種私有制的墳墓上生長起來。鼓吹第二種私有制的合理性，實則就是在為“第一種私有制的毀滅”，敲敲邊鼓、打打預防針。
就現在來看，皇帝既不想均田、也沒有能力均田、更不想直接折騰出來個王莽改制。
故而，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舊王朝的周期，算了算時間覺得差不多還有百余年時間。那么，只要這百余年時間，能完成工商業發展的大爆發，容納足夠的人口，即便說將來內地均田，也減輕了很大的壓力。
當然，理論上來說，要是真的讓工商業徹底發展起來了，容納了足夠的人口，不需要考慮抑兼并、限田、均田等問題的話。
至少皇帝現在看來，似乎也少了許多麻煩。
畢竟說，即便有一個大致的思路，將來靠東來壓西，完成均田，在靠西來壓東維系統治，基本上有這么一個思路。
但思路歸思路。
真做起來，肯定也是兇險萬分。
且不說這得百年之后，說不定他的子孫就攤上個晉惠帝那樣的。
就說百年之后，他的子孫能力很強，但玩這么大，稍有不慎，也是粉身碎骨。
這種關乎均田之類的改革，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
唯一一個說起來大約表象上有點像的，結局是腦袋都被人揪下來成為大漢第二王朝的鎮國法器。
至于說均田問題本身，劉玉實際上非常支持，并且認為不均田、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機屬性、不依靠均田來抵消新時代誕生的劇痛，新時代是無法順利降生的。
小書亭 但是，均田這件事，劉玉不會和皇帝談。
既是沒大義上的意義，這玩意兒，在大順來說，本身就不是不可談的，最起碼是符合大順主流的政治正確的。
也沒有任何現實的意義，這玩意兒，就現在的大順，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最起碼現在是一點希望都沒有。
靠封建王朝均田…說句難聽點的，當年從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義軍屬性，都沒完成，況于現在。
談均田無意義。
談工商業發展，才有意義。
以后的事，以后說，工商業繼續發展、發展起來了，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自有別的階級領頭，把田均了。
劉玉只是把他那一套的“兩條腿”給皇帝講清楚，告訴皇帝，工商業容納大量無地人口這個“可以解決土地兼并導致失地百姓大起義這個封建王朝之癌”的未來，似乎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劉玉不會給皇帝講代價：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
工商業發展治王朝之癌的辦法，是工商業中所誕生的力量，化身絞索，勒死封建王朝。人都死了，癌不就不擴張了？這也是一種治，治標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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