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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九章 分歧(四)

  和皇帝的一切交流,都要以現在的現狀、大順的能力、皇帝的目的等為基礎。

  道理有很多。

  到但要說拿著為人民而服務這樣的話,和皇帝說,那簡直連對牛彈琴都算不上。

  于是,劉玉大談了一些人吃人的東西。

  “陛下,臣請以扶桑遷民事,試言之。”

  “扶桑遷民,究其本源,是工商業在那里需要人,而一個人能給雇主賺的錢,高于遠渡大洋的船資。是以,移民事,可成。”

  “初為黃金、白銀之礦業。”

  “后漸次為伐木、造船、曬鹽。”

  “以至于到紡織、冶鐵等。”

  “若非如此,以朝廷之力,恐難完成。”

  “至今來說,臣以為,此事于國有利,手段亦可行。”

  皇帝點點頭,承認這一點。

  “愛卿所言極是。扶桑遷民事,可謂一舉兩得。”

  “一來開采金銀,國庫充裕,亦為貨幣改制提供了基礎。”

  “二來使得黃河河道事,占地之后,不至于使數十萬百姓無業而成流民。”

  “確如卿所言,真利國利民之事。”

  劉玉又道:“陛下,究其本源,便是一個人能給雇主賺的錢,高于遠渡大洋的船資、也高于支付的工資。于是,遷民事可成。”

  這話,其實若在后世,用兩個字或者四個字,就能表達其含義。

  剝削。

  剩余價值。

  只不過,劉玉和皇帝說的很淺,也避開了這兩個詞。當然,說了,皇帝也不懂。

  即便說,考慮剝削、考慮剩余價值,大順面臨的真正問題,也并不是這么簡單的。

  老馬說:剩余價值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它不是從流通中產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實現。

  剩余價值要看生產。

  但實現,需要流通,也必須要在流通中實現。

  這就是大順在北美移民的真正內涵:創造流通,讓剩余價值得以實現,使得資本不得不遷移勞動力。

  流通,就不得不考慮運輸、成本、市場等等問題。

  否則,也就無法流通。

  而不流通,也就無法實現剩余價值。

  這種流通,劉玉引導的是符合老馬這番話的。

  扶桑移民,跨越大洋,成本極高。

  前期可以流通的,有也只有金銀,于是扶桑遷民,必須以金銀礦起步。

  而金銀礦起步之后,人口增多,才使得糧食、木材、棉布、食鹽等,可以流通。

  他們可以流通,才促成了更多的剩余價值的實現。

  更多的剩余價值的實現,促成了勞動力向東轉移。

  這,才是劉玉想和皇帝說的東西:

  即,勞動力,向東轉移。

  扶桑移民,只是大順更大范疇內的“勞動力向東轉移”的前奏,和總預演。

  之所以說是總預演,因為扶桑遷民的諸多產業,也是以“外部市場”為方向的。

  不管是新益州的酒類、羊毛;還是金山地區的棉花、棉布。

  主要還是面向國外市場。

  新益州的酒類,是賣給法國人和原住民的。

  金山地區的棉布,是賣給中美洲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

  所以,這幾乎可以視作大順國內的“勞動力向東轉移”的總預演。

  也即,大順要靠海外市場,靠一戰的“分贓”、靠從北歐到日本的廣闊世界貿易,來完成工業化的起步,和工商業的繼續發展。

  的確,此時,考慮“人均”糧食,南洋的大米是沒辦法與河南人均的,因為運輸原因,這種人均是無意義的。

  但是,沿海地區既然“人均”糧食是有意義的,是可以通過海運運輸的。

  那么,糧食不能過去就人,人不能不去就糧食呢?

  糧食沒長腿。

  可人是長了腿的。

  當然,現實操作起來,肯定比較麻煩。

  而且,也會留下非常嚴重的后遺癥。

  但是,至少,這個思路,可以自圓其說地解決那個“工商業容納足夠人口”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劉玉來說,或者對后世的人來說,不是問題。

  但對現在的大順而言,是個問題。

  甚至于,這個問題,還處在一個“理論研究”的階段,甚至連“技術驗證”階段還沒達成——要先從理論上,證明有這么一種可能,工商業能容納這么多的人口。

  如果,連理論計算,都無法自圓其說,那么這個“未來”,在此時,根本就沒人會相信。

  所有人都會疑惑,怎么可能呢?工商業怎么可能容得下這么多人口?

  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他們在考慮均田問題的時候,直接在這個問題上卡住了,從而使得他們的均田思路成為空想。

  比如李塨就沒解開這個問題,但又發現了這個問題,卻又不敢相信工商業能容納這么多的人口。

  于是最后,他的均田設想,就只能建立在“虛空”之上——對了對應人口增加,又認為工商業無法容納這么多人口,于是他虛空地設想出了上等田分五十畝、下等田分一百五十畝,勞作之后,下等田就可以升級為上等田,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這樣的完全虛空的空想上。

  到了大順這個時候,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劉玉的變革,其后輩徒孫們,又延續并發展了這個理論——全面的反動,復全民宗法制,長子繼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這個既是治標不治本,也實際上是壓根不相信工商業能容納這么多人口的路線之爭。

  說是路線之爭,并不是說他們與時俱進的想法沒有可行性,也不是說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對實學一派來說,即便能用,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為最終的目的。

  哪怕說實學派中的激進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進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為手段,最終目的是為“新時代從舊時代的母體中的誕生”減輕難產的痛苦。

  而不是說,要全面反動,復全民宗法制、禮法、長子繼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終復古井田。

  而現在,劉玉拿出的這套理論,之所以會有擁躉,就源于在理論計算上,可以自圓其說。

  超脫了舊有的圣人之言。

  這套理論,若歸納起來,就兩個關鍵點。

  這兩個關鍵點說不出來,那么在理論上也是不能說通的。

  第一個:人均糧食。

  人不愛糧食,只是用糧食,沒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糧食玩;也沒有因為是貴族就能一頓飯吃一萬斤、十萬斤糧食。

  愛和用的區別,先秦大賢已經解釋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證大順糧食總產量不變的情況下,實質上很多農人的勞作,屬于宏觀上的“無效勞動”,并沒有讓大順的糧食總產量提升——這和精耕細作并不沖突,兩年三熟之類確實比粗獷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但也不至于多到華北一些地區“一畝地平均要半個人伺候”的水平。

  一畝地才多大?畫個圈,站在圓心撇標準鉛球,人類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還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業當中。

  而這些的基礎,又是“國富”理論,即到底什么才是國民財富的總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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