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君心難測，此時的情況就是最好的體現。
劉鈺不可能去問問皇帝，哎，你是不是準備在死前把黃河問題解決了？
畢竟，對皇帝來說，黃河本身是不能威脅到皇權統治的。真正威脅的，是黃河決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覺得,
可能沒辦法解決人的問題，所以可能會琢磨著把人解決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豬狗，這種事很正常，變種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斷，一旦和皇帝這個在理性時代本不該存在的東西結合,
那就很容易產生極為可怕的后果。
明末混亂時代,
農民、賤民、礦工等,
用暴力給大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會讓大順的皇帝盡可能維系小農的生存；但一旦感覺可能無法維系的時候，便很有可能扼殺于搖籃之中。
這不是沒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開始，劉鈺聽著皇帝忽然談及輪臺詔，他心里肯定是嘲諷加吐槽。
心里嘲諷說，皇帝的腦子，頂天也就到那種不談生產力生產關系、期待幾個超人的良心，搞個什么零之鎮魂曲之類的東西。死前發個輪臺詔，把國內的兼并問題緩解一下，讓太子去做“好皇帝”。
這當然要嘲諷。
但到了后面，劉鈺越聽,
就感覺味兒越不對。
凡事就怕對比，這味兒越發不對的情況下，劉鈺覺得,
這種類似“放水淹田改稻為桑”的手段，還不如一開始自己嘲諷的那種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
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為了目的。
關鍵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還是皇權的穩固統治？
大部分時候，二者似乎外表來看沒啥區別，但一旦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就會立刻露出本質。
哪怕不考慮生產力這種理性的因素，只是考慮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維系小農生活這個目的，投入幾億兩白銀，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慮皇權的穩固統治，實際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決方案的。
鐵路的出現，的確讓皇帝增強了統治的力量。并且給皇帝塑造了另一種可行的方案。
一旦從京城到漢口的鐵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鐵路。實際上，黃泛區——大順的黃泛區，多半是后世的黃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歷史上花園口后的黃泛區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圍的死地。
按照劉鈺設想的花錢移民的構想，這需要大約至少三五億兩、甚至更多的錢，才能解決。畢竟還涉及到幾千萬畝的耕地，挖黃河的河道,
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區,
因為黃河不能穿山越嶺加爬坡，水往低處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夾雜著反抗、混亂、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點反人類的辦法，那只能說，成本確實大大降低。
水一沖，死一波、殺一波。北以黃河新河道為壑、西以鐵路為墻、南以富裕鄉紳防止災民南下為忠、東以大海為弱水。
到時候，不但遷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許多遷徙的怨氣，順帶還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遷民之后，于黃泛區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為皇權的新堡壘，極大地增強皇權的力量。
并且，在鐵路出現之后，以及大順的財政狀況，這種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論是難度，還是對天下結構穩定的破壞，都比劉鈺一開始以為皇帝要搞的那種輪臺詔的手段，簡單多了、影響也小得多。
雖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這么想的，可聽著皇帝說的那些話，劉鈺總感覺味兒很是不對，著實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聽來，劉鈺的這番話，讓皇帝略微有些詫異。
就劉鈺在阜寧、蘇北等地的手段來看，怎么看劉鈺都是個激進的變法派。
皇帝萬萬沒想到，劉鈺竟然說出來一個相對來說最為保守、最為溫和的辦法。
雖然這個內部的保守、溫和，是以激進的對外擴張為基礎的。
說溫和，那自不必提，確實溫和。
說保守，因為劉鈺的這個想法，完全避開了改變黃河可能泛濫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變的方向。并且，顯然是以維系現有一切制度為基礎的遷民計劃。
皇帝相信以劉鈺為首的樞密院那群人，對于外部世界的判斷，那里集中了大順對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劉鈺說五年之內能夠解決很多問題，皇帝鑒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財政收入翻一番頗有可能。
只是劉鈺把問題直接引向了黃河問題，讓皇帝有些詫異。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現在的黃河問題，就是一灘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誰挨得近誰就得黏一身。
廟堂邊緣、江湖深處，喊著解決黃河問題的人，沒有威望也沒有足夠的朝堂高度來做這件事，只能空喊。
廟堂之高，誰敢抗這個事？誰又想抗這件事？
但皇帝沒有直接去接黃河這個話茬，而是問道：“以愛卿之見，此番印度、歐羅巴事，是必勝之戰？已經到了需要考慮敗、一切要按照打贏的方向去考慮將來了？”
劉鈺深吸一口氣，前所未有地鄭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頑皮，得陛下垂青。彼時軍改時候，臣便說，要做到縱無能之將，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輕敗之事。”
“再者，臣自編練海軍起，便言南洋、印度諸事。為此事，已然謀劃二十余年。”
“期間下南洋、遷錫蘭、亂荷蘭、變羅剎、盟法國，皆為此事。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后，臣就說，歐羅巴各國的矛盾沒有解決，只是誰都打不動了的休戰，早晚還要打。樞密院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英人有多少艦隊、有多少船、殖民地的情況、民心…英人的財政、利息、關稅…法國在加勒比和印度問題上的選擇…等等這些，樞密院搜羅的材料，汗牛充棟。”
“樞密院只是定戰略，打與不打在陛下。而前線廝殺，在將士。”
“本朝將士用命，訓練有素，以一敵一，六成可勝。但于印度，可能以十敵一，臣實不知怎么失敗。”
“至于參與歐羅巴之戰，只要海軍出動，擾亂其貿易、聯法海戰，拖下去，英國必敗。”
“是以，臣在樞密院，整日不過看書消遣，無所事事。只要陛下圣裁不變，堅定打下去，誰坐在樞密院，結果都一樣。”
“黃河事，既無人肯碰…臣，請，卸樞密院之職，以國公之爵，便宜行事，出鎮禹貢之兗州。”
話止于此。
意卻不盡于此。
皇帝饒是滿身的法力詐術，這輩子也見多了朝中爭斗，還是被劉鈺的這番話給弄的不知所措了。
劉鈺這是找找死？不想活了？瘋了？還是…還是說絕望到要自殺的地步？
一時間，各式各樣的想法，飛快地在皇帝的頭腦中旋轉，完全不知道該怎么接劉鈺的話茬。
哪怕他當了這么多年的皇帝，哪怕他也經歷了改革和守舊的二十年爭斗。
顯然他從未想過，會有臣子，真的會把這番話講出來。
這番話的言外之意…就是劉鈺請求出鎮兗州，要來擔起來黃河事。
而做這件事，是必死的。
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民心上的，亦或者是任何方向，都是必死的。
或者說，除了皇帝做這件事，其余任何人做這件事，都是在求死。
包括太子。
以往的任何改革，總還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損。
哪怕是被罵了數百年的王安石變法，總還算是毀譽參半，還留了一段“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的”的話。
但這件事，只有罵名。
在朝中，幾乎必然是“烹弘羊、天始雨”的情況。
在民間…
如果發生了洪災，黃河已經決口了，上千萬百姓被淹、數百萬百姓衣食無著的時候。這時候，皇帝大力賑災、官員全力以赴，皆得千古美名。
而現在，事還未發。
不提河道變革后的各種零碎的、分階層的影響。
比如對商業的影響、鹽業的影響、農業的影響等等。
只說個最籠統的。
好好的過了四五百年，從來沒有黃河泛濫的風險，也不用承擔修黃河大堤的悲慘，更不用提心吊膽地擔心黃河決口…
卻有人要把黃河走山東。
任何一個山東的百姓，都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
黃河是啥好東西嗎？
至少在此時的民間看來，黃河就意味著災難，而并不意味著肥沃的黃河水。
意味著要出徭役去修黃河堤。
意味著要面臨著黃河泛濫決口的危險——基本上，一年一泛。
意味著要淹沒祖墳，淹沒僅有的家產，自己要背井離鄉。
誰讓黃河走山東，除了老天爺這種不可抗力，于此時…沒人會立生詞，只會立一個跪像，跪在黃河大堤上。
至于劉鈺在山東的名聲…刨除掉受益的萊州、登州沿海地區。這么說吧，運河沿岸，不知道多少人罵。
劉鈺可不止是毀了一個淮安、揚州。
隨便舉個例子，臨清城。運河漕米改革之前，20萬人口的大城，短短十幾年間，剩下了八萬人。
曾經鼎鼎大名的臨清關，曾經的山東排在前列的大城，曾經整個山東算是糧價最便宜的地方，因為改革，竟然出現了這樣的詩：
臨清官道柳，采掇有饑婦。
年年旱魃殺五谷，客米千錢僅一斗。
有飯柳作齏，無飯柳作糜。
丈夫失纖因病死，婦食老姑兼乳兒。
春風飄飄柳已深，枝葉老梗傷人心。
臨清最起碼還剩了八萬人，最起碼還有個州城、府縣的底子。
而另一個漕運重鎮，張秋…
《張秋志》的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
昔者漕運重鎮，夾河而城，襟帶濟汶，控接海岱，輸貢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賈輻湊，三邑物阜齒繁。自興國公行海運，始而蕭條，繼而凋零，不啻迅風之掃秋葉。廿年間，城廓是而風景非。
夫志也，一郡一邑之史也。張秋無郡之名、非縣之邑，而有其史，可謂興矣！
自行海運后，張秋再無其史，此張秋之絕筆。
愣生生把一個繁華大鎮，弄到絕望，弄到士紳寫下了“張秋之絕筆”這樣的詞，作為張秋志的最后一句話。
臨清還剩下的八萬人，是因為漕運被廢了之后，但運河湊合著還能用，多少還能有些貿易。
但也僅限于此了。
一旦黃河再從山東過境，僅存的幾個還能支撐的運河城市，全都得死。臨清的那八萬人，可能也就能剩下三萬。
當然，也不能說，這些事都怪到劉鈺行海運上，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一點，就是之前的山東漕運區，一切配置、水利工程，都不是圍繞著灌溉、發展農業生產來的。
而是山東有漕州縣雖多臨近運河，但農業水利資源卻極其匱乏，僅有的汶、泗諸水，泰、沂、滕諸泉也被納入漕運體系之中。
在不能滿足運河充足水源的情況下，地方州縣是無權使用這些河道或泉源的。
這個問題，從明中期開始，就已經頻頻成為問題。
保漕運為第一優先級，為此甚至是默許黃河向南決口的。沿途的河流，都要為漕運補水。
而漕運的時間，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等到夏天雨季到來的時候，那時候不缺水，但他媽的運河水也大，又要往外排水——這就導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時候，用不了；雨季不要水的時候，往外排。
聽起來，劉鈺行海運，解決了漕運問題，應該是個好事。
但問題在于，數百年間，頻繁的水利工程，都是圍繞著漕運來的，已經基本把原本的灌溉體系給破壞了。
漕運本身帶來的工商業，養活了一定的人口。而且漕米可以穩定米價。
廢掉漕運，是個系統工程，因為“非廢運河，無以治黃”是廢漕運的一個重要理由。
即便不解決黃河可能決口的問題。
只說之前漕運帶來的諸多水利工程的反農業性質，這些數百年積累的坑，不是說廢掉運河就一下子解決了的。
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廢掉運河，大量的人失業。
本身，運河區就是聞香教、白蓮教、青蓮教這些教派的重要傳播地。各式各樣的變種，層出不窮。
廢運河之后，魯西北、魯西南地區，至少發生了六七次成規模的起義。
戰亂，起義、廝殺，圍剿，這又是一波破壞。
最后，就是一些決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山東除卻這幾年發展較好的沿海萊登地區——除了控制著對朝鮮的貿易、海軍基地、新學興起外，還有可以通過海路闖關東——刨除掉這兩個地區，山東一共也就大約7500萬畝的耕地。
在取消了人頭稅，或者叫把人頭稅夾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隱匿人口已無必要。
統計之后，山東人口已經破2200萬了。
2200萬人，7500萬畝耕地——以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魯西南、魯西北地區的復種、套種、兩年三熟率，也只有30——實際上，山東已經出現了人多地少的大問題了。
此時的生產力水平，就這個樣了。
之前的大規模水利工程，都是圍著運河、漕運、鹽運打轉的。
平準畝產是多少？算上復種率，其實頂天說，也就200斤，甚至可能也就170來斤。
人均三畝半地，要是真正達成了均田，刨除掉平均每年6個縣受災的現實，也就是人均600斤糧食。
聽起來，好像還行。
但現實不是均田的，不能真的去算“平均糧食占有量”的，平均不了。
現實也不是沒有災荒的。
現實也不是沒有貪官污吏的。
現實也不是沒有佃戶要交租子的。
現實也不是商人不趁著交稅的時候壓糧食價格的。
后世的人，吃著大量的油脂、雞蛋、奶、肉、感覺一天一斤糧食，夠吃了。
這年月，干活的老百姓，你給他一天兩斤糧食，他也就混個七八分飽。
況且，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種糧食呢？
有沒有種經濟作物的？種棉花的？種花生的？種棗子的？實際上，還是很多的。
沒有土地，就得沖向那些原本不適合作為耕地的地方，而這，又進一步破壞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態結構，旱澇頻發。
除此之外，經過在山東的一些統計數據，刨除掉青島、威海等這樣的奇葩城市，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達到了180比100，但很正常，證明去做工的多。刨除掉他們后，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也達到了110比100，甚至130比100的情況。
種種以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很多的問題。
但所有這些問題，都比不上劉鈺現在提出的話外之音。
他要讓黃河走山東！
這等于是直接往火藥桶里扔火炭。
黃河對于絕大多數百姓而言，就此時的生產力水平，都意味著災難。
沒有省份，愿意讓黃河經過自己家門口。
從開封往下的河段，沒有人愿意。
不干，黃河就不決口了嗎？
當然不是。
不干的話，黃河決口，是沒有河道的。南邊歷經600年，已經被抬的太高了，已經不可能走南邊了。
而沒有河道的黃河，要自己漫灌，自己找河道。這個過程，可能要五年、十年。
甚至可以說，能讓山東的人口，直接變成負增長。
但如同后世那個“氦閃”的故事。
當黃河決口之后再去賑災，那是行善。
而在黃河決口之前，就去盤黃河，搞無人區河道，那就是作惡。
這個事兒，皇帝可以辦，但皇帝不想辦。
因為皇帝只要不傻，就不會干這件事，成本高不說，而且收益低。
遠比黃河決口之后再解決，成本要高、收益也低。
大臣若要辦，但凡朝中有黨、有派系，就沒人會做這件事。
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
官小了，做不了。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而是一個涉及三省、波及上千萬人口的大事。
還要系統地考慮鹽運、城市、遷民、鎮壓、工商、水利工程、灌溉、農業等等一系列的事。
官大了，不敢做。
這件事誰做，誰遺臭萬年。
太子很聰明，要做事，選了漢口。因為太子要是敢干這件事，這個太子多半也當到頭了。
劉鈺沒說要做，但他說他在樞密院已經閑的吊疼了，對印度和歐洲的戰爭，廟算已定了結局了，言外之意已經很明顯了。
所以皇帝才詫異。
不是詫異別的，是詫異劉鈺為什么要這么做？
刨除掉為了百姓這個答案之后，皇帝只能認為，劉鈺是絕望了想要政治自殺，或者說是困在輪回之悲中出不來了。
甚至，更像是一種破罐子破摔的舉動：反正我也活不成，不如死前干點啥。
至少，皇帝是這么看的。
但實際上，除卻最基本的原因外，劉鈺只是感覺，當鐵路修好和此時大順的情況下，山東的農民起義、百姓反抗，都是白白送命，連為王前驅擾亂朝廷、直接崩潰朝政的可能都沒有了。
因為運河、糧稅、漕米等的改變，這里已然不能產生重大的影響了。
既如此，何必叫人將來白白犧牲？
如果不要白白犧牲，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犧牲之外，再趁機干點啥，繼續趁機打一打日后的經濟基礎？
至于說什么尋死、破罐破摔、負氣自殺之類的想法，倒真是和劉鈺一點不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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