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資本需求所發展起來的工商業里，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東西，那就是東北的高粱酒。
準備返鄉的搭車人，原本并不喜歡這種高度的蒸餾酒。但他在營口等待開船的這幾個月，并沒有機會喝到家鄉的黃酒。
不是沒有，而是比較貴。而這種高度的蒸餾酒，相對而言，非常便宜。
他雖手里有塊大金子，但畢竟是苦出身，還想著買地當地主呢，自是舍不得花這個錢。
淘金的時候，他就已經習慣了喝這種高度的蒸餾酒。現在想起故鄉的味道，覺得只能回老家之后，找到弟弟，老婆孩子之后，再嘗嘗家鄉的酒了。
這是他個人的微觀感受。而在更宏觀的層面，這種高度的蒸餾酒，也是大順在江蘇初步工業化的一個標志。
作為資本種植大豆業的副產品——這源于大順繼承的兩年前的農業技術，不可能搞那種三圃制、休耕制，而是采取壟作制換茬的方式——以及黃淮地區從明中期為了治水河堤而發展起來的高粱普及和高粱酒釀造，和大豆制品有個顯著的區別。
大豆種植的資本投資，單純地源于蘇北的需求。
而高粱酒產業，既源于初步工業革命地區的需求；也是因為生產出來之后的反向作用擠占了其余競品的市場。
道理也很簡單。
江蘇省這些年的初步工業化，造就了大量的底層百姓。
這和原先不太一樣了。
原先，也就是十幾年前、七八年前的時候，那真的是蘇南小手工業者的黃金時代。
努力干幾年，或者手里有技術，比如織布織的好，是真的有可能達成階級躍升的。
然而，以紡織業為例。
當劉鈺為首的資本壟斷集團控制了長絨棉和棉紗、當腳踏鐵輪織布機開始普及之后，想要從織工躍升為機戶，已經不太可能了。
初步工業化、揚州資本的南遷，使得底層的身份逐漸固化。
底層，比如織工、紡紗工、碼頭力工、梳棉工、脫脂工、染工等等，基本沒啥階層上升的可能了。
但同時，又因為大順的對外擴張、資本富集、糧食控制，使得初步工業化地區的吃飯穿衣問題基本解決，尤其是城市。
但也就是吃飯穿衣基本解決了，往上爬又不太有可能爬的上去。
加上大量的海軍退役水手涌入城市，六七成精神病人的水手基本都有酗酒的習慣。大順開發南洋，大量的甘蔗種植園配套的甘蔗渣釀酒，也使得這種烈酒習慣，很快在初步工業化的城市普及。
底層基本靠廉價的酒精，來麻醉自己，來緩解每天的疲勞。
反過來，作為大豆種植副產品的高粱，又沒辦法作為大宗商品糧——吃不起飯啃地瓜南瓜野菜度日的人，買不起高粱；買得起高粱的人，不太可能去吃這破玩意兒，吃米吃面粉。
本身因為大順下南洋的甘蔗種植園帶來的甘蔗酒產業已經鋪開了烈酒消費的市場習慣，高粱酒又很快擠走了不是很適合大順這邊口味的甘蔗酒。
底層對生活的絕望和自我麻醉，鴉片之類的東西又嚴厲打擊，自然而然地大量烈酒充斥著初步工業化的城市底層人口。
而酒類，在這里也承擔著一個“替罪羊”的角色。
初步的工業化展開，城市也就產生了大大小小的問題。更多的還是諸如劉鈺在江蘇搞得佃農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治安惡化、偷竊搶劫、黑幫毆斗等等，標準的工業化早期普遍問題依次出現。
大順不是正兒八經的宗教國家，也沒有經書說不準喝酒。
但，酒終歸也不是什么好東西。
畢竟商朝亡國，就源于“聞殷述令，唯殷邊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與酒，故喪師”的喝酒問題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問題、底層城市人口的絕望、劇烈變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問題，酒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替罪羊。
士大夫們找不到問題的本質，也無法理解社會到底是怎么運行的，更不明白現在這種奇幻狀態下的生產力提升卻又道德敗壞、百姓收入提高卻反倒出現了希望又開始絕望的城市問題該怎么解決。
于是一些人就把問題，或者說為了影射劉鈺在行殷商之政，大順有復殷商亡國之危，把諸多問題定在了烈酒泛濫上。
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城市烈酒泛濫，恰恰是早期工業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早期，幾乎是在全部先發國家的內部，都展開了傳統道德回潮引發的禁酒運動。
并且這場工業革命所引發的酗酒運動，廣義范圍來講，從此時英國的杜松子酒禁令、到后續的茶黨禁酒運動，再到后世中國八十年代的假酒死人問題和印度二十一世紀的假酒死人問題，也算是這場廣義的工業化社會轉型期酗酒問題的延續。谷 短期來看，基本是無解的。
工人倒是也希望有稍微高雅一點的生活情調和精神生活，但工資不允許。哪怕是沉迷于呢，也得先認字不是？
體現在大順上，這個問題可能會更加嚴重。畢竟不論是甘蔗酒還是高粱酒，都是資本導向的。
某種程度上講，在大順這個宗教傳統不是很強的國家，如果發生了禁酒和反禁酒運動。
其實那就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階級斗爭的一部分；傳統社會和自發近代化斗爭的一部分。
劉鈺肯定是不支持禁酒運動的，此時他站資本一邊，而且認為這件事想要解決只能靠生產力繼續發展，工人階級壯大，爭取自身權益展開武裝斗爭，最終平衡分配、普及義務教育、提升城市公共開支、催生文化娛樂等等，才能解決。
否則的話，只會搞出來一堆問題，完全的治標不治本。
于是這種畸形的產業，發展的也就越發迅速。
一方面，是交通不發達，物流無力，一些地區的百姓真的還在吃草，而一些地區已經開始大規模釀酒和用豆餅肥田。
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資本涌向荒蕪但交通海運相對方便的土地，種植更多的利潤導向的作物，極大地促進了東北地區的移民數量。
甚至出現了早期移民被金融資本逼迫，開始越過松遼分水嶺，自發進入松花江流域的問題了。
這可是“好事”，資本不愿意過松遼分水嶺，那就把松遼分水嶺以南都擠占了，讓那些被資本擊潰的小農往更北、更偏遠的地方遷徙，遷徙到那些鐵路出現之前做不了商品糧基地的地方去。
工業革命的自發出現，也改變了一些歷史上的俗語。
比如原本的東北三寶，是人參、貂皮、鹿茸角。
此時大順的東北三寶，是黃豆、烈酒、柞蠶絲。
前者對應著封建社會下的士大夫階層的需求。
后者對應的，是新時代下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
唯一的小問題，就是原本的東北三寶，在此時的大順，逐漸成為了“高麗三寶”，甚至已經仿佛要成為歷史傳統的一部分了，甚至可能會被認為是自古以來了。
當然，僅就大順此時的進出口海關記錄來看，這原本歷史上的東北三寶、如今大順俗語里的高麗三寶，單從進出口數據上來看，也可以叫“法蘭西三寶”。
甚至在此時的歷史中，在奧王繼承戰爭范圍內的英法第二次北美殖民戰爭，都被稱作為“人參戰爭”。
直到幾個月后，冰融雪化，想要回鄉的搭車人乘船，在仁川轉航逗留的這件事，某種程度上，也算是“高麗三寶”引發的問題。
或者說，至少，這“高麗三寶”也算是仁川開埠的一個導火索事件。
四月份開冰之后，大型的風帆客船便揚帆起航，在威海短暫停留后，便折向東方去仁川。
回鄉的搭車人買的客票，是帶吊床的，比起當初他像是被販賣奴隸一樣運到東北挖金子的時候，條件好的多。
他隔壁的吊床上，是個從威海上船的小商販。
因著搭車人原先在黑金礦里挖金子的時候，也有不少膠遼口音的人，故而兩個人的交流是絕無問題的。
兩人因為很簡單的吊床搖晃碰撞問題，無意中搭上了話茬，便聊了起來。
自稱做點小買賣的小商販無意中碰到了搭車人，道歉之后，還敬了一塊嚼煙，因為上船不準帶火柴和卷煙。
搭車人接過人家的嚼煙，也就閑聊起來，便問對方去朝鮮國是做什么買賣的。
小商販就說自己做點小買賣，人參買賣自己做不成，那都是大買賣人干的；紙張貿易，稻米生意，自己也插不進去。
是以主要去那邊，做點魚膠買賣，邊緣產業，賺點小錢。
自己在那邊有個不大的小商鋪，這一次是去那邊解決點生意上小問題。
搭車人對朝鮮不算十分陌生，在黑金礦干活的時候，里面也有幾個朝鮮人，印象還算不錯，暴動逃亡的時候，這幾個朝鮮人下手很兇。
就著這個因頭，兩個人就聊到了仁川開埠的事，小商販就感嘆現在的大買賣人做的買賣，就說起來“高麗三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