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發生的這一幕，其實說明了一件事，大順的內部已經割裂了。
不過從大順開國之初就是割裂的，皇帝也壓根不準備彌合這種割裂。
相反，還想要搞兩個政府，自己居中調節把控權力，通過互相的割裂來達成平衡，皇權做超然仲裁者。
這源于大順開國之初選擇的制衡政策，并且將皇帝自己的思維都制度化了。
然而，實際上這種割裂遠比皇帝想象的更為復雜。而且絕對不同于開國時候故意留下的那種牽制科舉官員的割裂。
形似，神不似。
蘇北的事已經發生，人也槍斃了，道德上的“屎盆子”也扣下了，人也不可能再活過來了。
但這一切只是個開始。
要均田，要填補鄉紳被幾乎一網打盡的鄉村，要提升那里的組織力為后續的淮河二期工程和新海堤做準備，這都需要人才。
但這些人才，有著非常尷尬的地位，所以不太好選。
皇帝選拔的地點，選在山東登州府。
此時的山東登州府，許多年輕人都在朝威海、即墨等地行進，他們要參加一場考核和選拔。
登州府是劉鈺起家的地方。
伴隨著海運興起、對日對朝鮮貿易的深入，登州府逐漸興盛起來。威海港、青島港，都伴隨著海運而發展起來，更成為了大順移民遼東的重要中轉站。
之前在這里的新學體系，也逐漸建立了起來。
朝廷并不撥款，這是原則問題，有錢撥款搞新學，沒錢建官學儒學？
好在劉鈺靠著自己的錢撐著，又借著海外貿易的捐助，登州府的新學體系已經漸漸成型。其實一年也花不了幾個錢，全國性的義務教育搞不起，一縣一府的還是搞得起的。
考不進軍校或者科學院的話，剩下的人主要就去一些專科類的學校，主要學航海、會計、貿易、外語、農學等。
這么多年過去了，人們逐漸發現了新學畢業后真能找到工作，這新學也就漸漸振興了。
朝廷是不承認新學學歷的，而且新學學的這些破玩意兒也確實沒法參加科舉。
是以，前期只能以管一頓午飯的方式，吸引底層百姓讓孩子來學。
而且十四歲之前就要分流，因為十二三歲已經能干活了，百姓家里不可能白養一個脫產的勞動力。
也就是這幾年新學漸漸體現出了好處，不管是出海還是去外面闖蕩，朝廷不認新學學歷，那些公司和海商卻是認的。
是以這幾年學習的多了，覺得是條出路。
再不濟，還可以去學接牛痘之類的，混口飯吃就比在家里種地要輕快些。
這里不比松江府，松江府的主流文化，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文化，那是主導。
而這里，則是“中產”文化，主流審美是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一夜暴富”。
會日語是一技之長，會法語是一技之長，會算賬是一技之長，會種地也是一技之長。
此時，因為海運而興起不久的新港青島，幾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在那討論著前幾天朝廷貼出的布告。
朝廷要招募一些人前往蘇北。
然而這份布告，并沒有想象中那般受到歡迎和追捧，雖然這是正兒八經的朝廷文告。
人群里的一個年輕人嘀咕道：“人都說，這學新學的，一流的去科學院，二流的當軍官。咱們是一去不得科學院，二考不進軍校。”
“可說起來，有個屁用啊？”
“就算考上科學院，那也連個賜同進士出身都沒有。別說賜同進士出身了，連個同舉人、同秀才都沒有呢。”
“如今朝廷就要選人去蘇北，我反正是不去。”
“一個月就給二兩銀子。人家那邊的墾殖公司，學農學的，若是考核合格，直接開價四兩一個月，日后還有升職。”
“朝廷就給二兩銀子不說，干一輩子也就是個村吏，根本不能升。但凡能去公司那邊，或者去蝦夷、去南洋，誰去朝廷那邊？”
他在這一頓謗議朝政，旁邊的同窗也跟著附和。
“說的就是呢。京城也有學新學的，可是好地方都是先緊著他們，怎么還不謀個差事？一個月二兩銀子去蘇北那鬼地方，京城可是沒人去，這不找到咱們這來了嗎？”
“反正我是先去公司那邊，要是考不過，再去朝廷那邊。”
“去朝廷那邊干，這輩子就完了。反正是沒啥希望了。”
希望二字，在中產的文化里，是有神性的。
而朝廷是一點不給這些人希望，因為根本不承認新學學歷，并且絕對不能當官。
告示上說的沒那么明白，但看的人都懂，真要去了，這輩子也就那樣了。
這邊學新學出身的，但凡學的強點，能進專科分齋學校的，就不可能留在家鄉。
留在家鄉只能吃屎，或者去當個義學教師。
或者是去蘇南，或者是去海外，或者是去南洋，總歸都比在家里強。
新學出身的、這群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或者說是從劉鈺在登州練兵時候出生長大的第一批新學學生，已經完全和過去的大順割裂了。
這是一種人為制造的身份標簽的割裂。
學儒學的就是能考科舉，而他們就算考進科學院最終當個院士也連個同進士出身都沒有。
學儒學的是正統學問。
而他們則是旁門左道、雜學、奇技淫巧學問。
某種程度上講，他們和那些良家子學的也差不多，但區別是老五營兄弟的后代，那是大院良家子，是大順皇室的基本盤。
不可能把良家子占著的缺給這些人空出來。
所以這些新學學生，既不屬于儒學讀書人，也不屬于封建皇權附庸的良家子階層。
伴隨著蘇南資本集團的崛起，對于一定學識、一技之長的“中產”的需求，又在二十年間逐漸造就了登州府年輕人的依托于經濟基礎的中產文化。
文化上，實際上也已經割裂了。
耕讀傳家還是一技之長闖蕩天下？
仁智禮儀信？還是撕開溫情脈脈的面紗一切向錢看？
是收地租放貸？還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長謀生發財？
是封建等級不可逾越？還是先秦異端學問里的不論出身選其賢才百工奴隸亦可為相？
共同體的塑造，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悄無聲息地展開了，只是進行的太過隱秘，朝中無人察覺。
這些新學年輕人聚在一起，說一句“海上航船會先看到桅桿”，大家便會會心一笑。
說豌豆，會心一笑。
唱一句“背著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不怕風雨打”，也是會心一笑。
通識課本的標準化注釋、笑話、童謠、哼哼的歌曲、幾乎一致的上下課鈴聲、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師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們相同的記憶。
塑造出了一個被邊緣化的、文化上的詭異共同體。
當然，這個詭異的共同體人數并不是很多，相對于大順的總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這個詭異的共同體是不學政治的，只學思想品德，也就是各類經書。
不過，問題就在于他們認字。
而大順的印刷術，是可以印小冊子的。
識字是基礎，這也是為什么后世那段混亂而充滿希望的歷史中，起義的指揮部會在商務印書館。
如同中國特殊的手工業基礎，手工紡織業，紡死織不死，女性骨干基本都是某“紗廠”而不是“布廠”出身的一般。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此時這種劉鈺悄悄挖好的墳坑，朝廷并不能感受到多危險。
皇帝隱約能夠感覺到這些新學學生的危險，但也只是覺得危險出自于科舉不承認他們的學問不能當官而已。
總體上，對此時的大順朝廷而言，這些新學學生還算是利大于弊，應該還是利遠大于弊的。
一來軍隊和科學院，吸納了一流人才，收編為朝廷這邊的人。
二來蘇南地區的工商業發展、海外開拓，容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人數本來也不甚多，上升期內最多也就是發發牢騷，并不會出大問題。
相反，皇帝想要用什么人的時候，還能從這些新學學生里挑。
蘇北那種村吏的活，京城的那些人是不可能去的，給的太少。
在京城怎么不謀點事做。自然只能從這種給二兩銀子就愿意去農村的地方，招人了。
缺了這些人還真就不行，幾縣鄉紳被殺了個精光，總得有人去基層，皇帝也要嘗試一下史書中神乎其技的秦時組織模式。
至于那些地方派科舉秀才，肯定是不行的。
一來年紀小的吧，還有希望，說不定下次就中舉了；年紀大的，都能年年參加考試，那能為那二兩銀子就去農村？
再者他們也根本不懂一些學問。
于是，在登州府，就出現了這樣的奇聞。
公司和朝廷幾乎同時在招人，而奔赴過來的年輕人，先去公司那邊，實在沒選上，才跑到朝廷這邊來。
朝廷反正也不在意，一二流的人才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中，都在對外擴張帶來的紅利下，以不占據科舉官缺為前提，擠進了體制內。
去蘇北鄉村的，能識字、能集中培訓一段時間就能上任、能收稅、能組織民力將來修淮河修海堤，也就夠了。
呼啦啦撿了公司的剩，招募考核了二百多人。
皇帝心里早就算過，實在大賺。
二百多人，就算再多發點錢，一年不過六七百兩銀子。
散布基層，提一提稅率，除掉了中間商，將來修了淮河灌溉區土地產量增加地等畝稅也往上一提，如何不比五百兩銀子要多？
選拔完畢，也不用到處走，直接在登州裝船，送去海州。
在海州那邊，由劉鈺主持，進行短期的培訓，然后上崗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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