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鈺并不跋扈，如今他卻非要殺這么多人，這不擺明了有幕后主使嗎？
誰有資格當這個幕后主使？這不禿頭上的虱子嗎？
被請來的官員心想若是這個都看不明白，那不如直接辭官回家吧。
一個個義憤填膺地罵完了這些鄉紳道德敗壞后，劉鈺也跟著罵了幾句，說道：“古人云，要以德禮治國、以仁義治國。簡言之，就是要以道德治國。此真王道也。”
“此事，確實就是道德問題，與別的事都無關聯。我實在是氣不過！既要重罰，就要查抄、賠償，不可輕饒才是。”
眾人心道，這可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廖寒輝心里暗笑，心道何止是查抄啊，你這邊提前準備了一大堆的測繪系的年輕人，如今荒灘地也量完了，直接讓他們去量地吧。
黃淮都督也拍著桌子罵道：“這就是道德問題，國公氣不過，我也氣不過。這事非是小事，而是要警醒天下鄉紳，不可妄為。國公認為他們是動的河工款、救災款、軍需款，我看，也有道理。”
眾人都點頭，心想今天這事怎么解決才最好？
自然是把人都殺了。
要不然，只是收了地、抄了家，一群人還活著，便免不了要說些渾話，到時候辦的不漂亮，只怕有人詆毀皇帝，這不是顯得我們辦事不利嗎？
反正殺人的名是興國公擔著，這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該做絕了。
該殺的全殺。
剩下的，孩子扔南洋種植園砍甘蔗，女的送西域婚配給戍邊的，免得日后糾纏不清。
劉鈺又道：“幸好我亡羊補牢，發現那些倒賣米糧的，提前派人去抓了。審問之下，也好在他們的米糧還未出手太多，還剩下了四十余萬石，都存在了海外島嶼上，還不曾賣出。”
“陛下將這么大的差事交給我，也幸好亡羊補牢堪堪止損，要不然我可真是愧對陛下啊。”
眾人心里一合計，心道了然了。這四十余萬石就是全部的差價，就他媽你在背后搞的鬼，你當然一查一個準兒。既是連這最后的路都封住了，把這糧一繳，這里面就一點事都沒了。
存在海外海島上？那還不和存在你家門口似的？
這等于是啥？
等于是朝廷頂著一個用漕米來做河工糧的名聲，實則喂給這些開工百姓的是粗糧。
然后這罪名惡名都叫鄉紳擔了，把人一殺，百姓歡呼雀躍，齊呼陛下圣明。
反正之前吃的是米還是棒子面，都做屎拉了。
“查”回來的這四十萬石米，正好今年做二期灌溉支渠的役米用。
一文錢變兩文花，百姓今年吃著白米，想著去年的棒子面，如何不心服朝廷？
反正朝廷錢花了，事辦了，然后不但事辦了，而且比預計的還省了四十多萬石的大米白面。
再把這案子坐死了，做成道德問題，這案子還有個翻？
眾人均想，興國公這個用火槍的，如今竟也會用弓箭手段了。
原先就直來直去，就明說是生產資料和土地地租問題，惹得大家都不愉快，現在竟也會繞圈子了。
倒是這些鄉紳們也是可憐。
如今不只是興國公讓你們死，陛下那也是讓你們不得不死，我們更是得讓你們不但要死還要死的再無翻身之力。
從皇帝到國公再到都督，朝廷幾大勢力都要你們死，這福分可是不小啊。
這件事真正的操控者劉鈺，則是一臉的淡然。
如今經歷了二十年的洗禮，他早不是當初的那個雛兒。
康不怠和他說過的“他不是大順人”這句話，劉鈺現在已經很理解了。
就如同這一次對付蘇北的鄉紳，按照他的理解，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些鄉紳道德敗壞也好、亦或者真的是修橋補路的大善人也好，都該是把這個階層消滅的。
否則，地租在這擺著，商業利息太高，土地收益率太高，內需實在不振，工商業根本發展不起來。
消滅地主鄉紳，在他看來，與道德一點關系沒有。
作為大順布爾喬亞階層的代言人，他為了大順的布爾喬亞階層崛起，和地主士紳就是不共戴天的。
蘇南的工商業要發展，需要資本。資本全往土地和高利貸、典當行上跑，沒有資本發展個屁的工商業？
川南鹽井業可以大發展，因為那里有著將近150的收益率。可放眼整個天下，大順有幾個產業能達到這么搞的收益率？他要是有本事搞出一堆36以上收益率的工商業，也不用廢這勁兒了，問題不是沒本事搞煉金術嘛。
只有用最暴力的手段，讓資本流入土地毫無收益，或者收益遠低于紡織業、冶鐵業、采礦業，工商業才能發展起來。
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但是，這一套理論在大順是沒法用的。
所以，他只能選擇把這件事定性為道德問題。
因為，大順的統治階級，皇帝、官僚、士紳，并不是把工業化作為最高目標量來追求的。
也并沒有一個有著明確綱領、章程、目標的組織，來理性地實現這一切。
他在這個時代之中，只能選擇時代的同步，隱藏起他的目的和理由，把這件事定性為道德問題。
用此時的邏輯、此時的辦法、此時的政治正確，來偷偷去做那些此時絕對政治不正確的事。
往簡單了說，所謂三觀，就是“闖王”還是“闖賊”的問題。
往稍微復雜點來說，所謂三觀，就是如果地主都是好人，溫良恭儉、修橋補路，只是收個六七成的地租而已，那么他們應該存在嗎？
當兵的要軍餉，地主要地租，這是生活，不含善惡，就像是不能要求士兵為朝廷為社稷就不要軍餉不吃飯去打仗一樣。
收地租某種程度上和拿軍餉、拿工資差不多。那么，拿工資既然涉及道德，收地租也不涉及道德，在收地租之外做點好事，那就是道德高尚，而這樣的道德高尚的階層，就不消滅了嗎？
這在劉鈺看來，就根本算不上個問題。
自然是要消滅的。
要么，不靠地租生活去辦廠去做工甚至去種地賣農作物。
要么，死。
他眼里不算問題的問題，在此時的大順，這就是個問題，而且是個天大問題。
包括非常激進的顏李學派，給出的空想到極點的最激進的均田方案中，他們也保留了濃重的階級性——要均田，但如果考上了科舉成了秀才之類，可以保留一定的土地收租供養，道德高尚的讀書人應該脫產、收租而不是勞動。
這是大順在批判宋明理學風潮之下，儒生提出的最最最最激進的土地理論。此時傳統下最激進的方案，也不認為地租有錯，只是認為地租影響了小農，卻根本沒意識到地租真正影響的是工商業。
所以從一開始，劉鈺其實壓根不需要阜寧縣令提醒，他就準備這么做。
否則，他閑著沒事做，錢多的慌，在蘇北搞明顯是賠錢貨且一點都沒有改善民生的青苗貸？那些放青苗貸的，根本就是在搜集這些鄉紳的惡行——道德上的。
因為如果按照劉鈺的觀點，道德上的善惡有個卵用？他要摧毀的是大順地主階級的絕對地租，管你道德善惡？
既是派人去搜集，那自然只能是道德上的，否則這就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之前康不怠說他壓根不是大順人的時候，他那時候還試圖用科技打敗魔法。
而現在，他學會了用魔法打敗魔法，并且終于練熟了。
今天這件事，他用的就是大順官場里常用的手段。
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并且知道自己為什么這么干，且要達成什么目的。
而包括黃淮都督等人在內，認為劉鈺要這么干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必然是有幕后主使。畢竟這案子實在太大了，要殺這么多人，這可不是開國時候了，劉鈺除非是瘋了才不經請示直接這么干。
且事發突然，他們又絕不可能去問“幕后主使”，而且這事沒法問，嚴重影響幕后主使的仁德形象。
所以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就是皇帝的意思，劉鈺做手套干黑活。
劉鈺說想扣個大帽子叫這些人死，那么在他們看來，這是劉鈺的意思還是皇帝的意思？
總不能去問問皇帝：哎，皇帝，是你讓劉鈺下套，把那些鄉紳都弄死的嗎？
就算誰傻了，真的去問，皇帝肯定會否定。
還得告訴這些人，扯淡，我哪有這么壞？我是仁德之君，你們怎么能這么想我呢？我怎么可能用這么不仁德的手段呢？不要造謠啊，簡直詆毀君父。天子是兼帝又兼師的，我就這么做天下道德表率的？
所以，整件事的關鍵，在這些官員看來是什么？
是這些鄉紳的死活嗎？
顯然不是，他們根本不關心，并且毫無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心。
是這些鄉紳犯下的罪行是不是足夠被殺？
顯然也不是，他們依舊毫不關心，死不死的，反正殺的又不是自己親戚。八百里內不為官，大順官場最基本的規則。
那么，這件事的關鍵在哪？
關鍵，就在于把這件事，做成道德上的死案。
整件事的幕后黑手，“真的”只是因為這些鄉紳道德敗壞，而盛怒默許嚴辦的。
絕對、必然、肯定、一定不是因為土地問題，而處置這些鄉紳的。
出于義。
絕非利！
法律上或許罪不至死，但道德輿論上必死，且無人敢翻案懷疑的那種必死。
所有人都明白，這是生產資料的分配問題。雖然他們可能不用這個詞，但牛頓發現萬有引力之前不代表人就沒有引力吸著。
而且要考究的細節，絕對不該、也絕對不能是去查到底誰在背后倒賣粗糧，糊里糊涂就行。
細節的重點，在這些鄉紳平日里做的那些道德上的狗屁倒灶的屁事，叫人聽著就睚眥俱裂但實際上在大順正常的不得了的那種屁事。
大張旗鼓地批判道德。
悄么聲的把田均了。
這是大順常用的手段，以圣人的標準來要求人，真要查幾乎每個人屁股上都有屎，但關鍵在于查誰。
不止官場，就松江府這幾年崛起的豪商，真要查過去的事，東洋貿易公司的絕大部分股東，基本都夠槍斃的資格。
當年在長崎的時候，有沒有為了貿易信牌跪舔過長崎奉行？有沒有賣國違禁品？有沒有把自己的商船稱為貢船暗示大順給日本朝貢滿足日本那邊的精神需求過？
然而只要不深究，不一個個全活的好好的？還剛得了皇帝御賜牌匾的獎勵，嘉獎他們為修繕三峽水道捐了十萬兩銀子呢。
至于要扳倒劉鈺，現如今官場上的人早看明白了。前朝魏閹倒臺，是因為魏閹罪狀太多呀？還是因為天啟帝薨了？天天噴新政都快成朝會日常了，有個卵用。
那松江府的西洋貿易公司的神秘大股東是誰呀？
自由貿易號去年裝的半船特等瓷器是誰的呀？
景德鎮居然敢印帶十字架的釉彩圖案背后撐腰的又是誰呀？
查封丹麥東印度公司之后的幾十萬兩白銀的海商“主動報效”咋就這么巧？
蘇南稅改派去的一大堆府尹副手類同知都是誰選的？
皇帝這幾年財大氣粗的內帑銀都是在誰手里把著賺的錢呢？
六政府官員對西域是否繼續駐軍移民這件事，連個屁都沒法放，因為皇帝壓根沒用六政府的錢，那么皇帝的錢從哪變出來的呀？
要不要去查查景德鎮那些耶教特色瓷器圖案的撐腰者到底是誰呀，竟敢違背朝廷禁教律令，抓出來砍頭啊？
看明白的，早歇著了，省點唾沫等著秦惠王衛鞅故事呢。這都沒看明白的，那能力也就沒資格入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