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可以收回佃地、改稻為桑。
但儒家的思想，是不理性的，而是人道主義的。
理性，是血腥的，且血淋淋的。
這么搞，就是在逼著上億的佃農家破人亡。
劉鈺舉英國農業雇工的例子，其實也是為了和這些人一直說的“國內根本沒有市場”，不是一句虛言。
國內沒有市場。
想賺錢，只能往外打。
國內的百姓是真的達不到在農場做工一年收入100兩的程度。
沒錢，衣食尚且無法滿足，怎么可能去消費呢？
也是為了讓這些新興階層覺醒階級意識，大順的對外擴張，不能依靠士紳，只能依靠現在可能要出現的、扭曲的、勛貴和商人聯合的財閥集團。
只有他們，對外擴張才是有利的。
按照劉鈺舉的數字，某種程度上講，馬戛爾尼說的“在中國農民臉上，絕難見到英國農民那樣的啤酒肚和紅撲撲的臉龐”這句話，實在正確的不得了。
但是。
這里面不只是馬戛爾尼用的春秋筆法。
實則，拿出來詳實數據的劉鈺，也玩弄的春秋筆法。
因為，在英國、在法國，和在中國，農民這個概念并不一樣，情況也不一樣。
很多人帶入的是中國農民的地位，去想象歐洲農民一定過得比工人慘，所以農民就是英國收入最低的階層了。
在場的這些商人，聽到“農業雇工”這幾個字，想到的就是他們熟悉的大順佃農。
然而，這就是一種謬誤。
事實上一直到鴉片戰爭時期，很多英國工人的夢想，都是做工賺錢，然后去當農民。
而此時英國一名教師的工資，一年其實只有大約15英鎊，大約是成手的農場雇工的一半。
英國的農業有其特殊性，英國的貴族和地主也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的聯系性，使得英國的土地收益很高。
加上圈地運動，土地稅高且濟貧稅反補貼給農業雇工導致自耕農破產等因素，使得英國大農場的人均勞動面積遠高于大順。
甚至應該說，是高幾十倍。
平均來看，1000英畝的土地，也就是大約6000畝土地，平均用的雇工人數是38.5人，折合每人要勞作150畝。
英國實際上是三圃制，三分之一春耕、三分之一秋耕、三分之一休耕。
加之，英國這邊的羊毛出口，使得放羊實際上比種糧食賺錢。
這就使得平均每個農業雇工的勞動量，基本上達到了小農的極限——100畝。
也就是說，如果大順平均每個勞動力，有100畝土地，那么恰好就是自耕農的極限。
如果大順平均每個勞動力，也有100畝耕地，那么日子過得自然不會差。
然而，現在…10億畝土地，兩三億人。
實際上按照漢唐時候的生產效率，恢復曲轅犁、牛耕、耬車、水車等，某種程度上講，其實只需要一千萬勞動力，也就是大約6000萬家庭人就夠了。
如果以理性的思維來看，剩下的兩億人都是“多余人”。
中國如果復刻英國的制度，那這2億的“多余人”，只能全部殺光。
華夏幾千年的道德，以及現在的現實，不允許這么“理性”。
這些“絕對理性”上的“多余人”，也得活著啊。
在這些人也得活著、大順又不可能土改的情況下，這就是在逼著新興的工商業集團，對外擴張。
實際上，劉鈺在引誘。
因為他舉得這個例子，也不是真正的平均情況。
而是拿特殊地區的最高水平，來說這是平均情況。
實質上英國的平均情況，比這個要低。
這家人屬于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而大部分農業雇工的家庭年收入，其實在30英鎊左右，大約100兩白銀。
不過，即便這樣，英國的農業雇工的收入，比大順的中等農民年收入要高。
當然，這里面還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英國的農業雇工需要自己用工資買飯，英國的面包價格大約是1.5便士一斤，相當于3兩銀子買160斤面包；而在大順，3兩銀子能買360斤大米。
因為美洲白銀的開發，使得歐洲經歷了價格革命，整體物價大約是大順的2倍到3倍之間——一中世紀夸特小麥，8蒲式耳，大約400斤，售價是50先令，8兩白銀；而大順的小麥價格，以白銀計算，恰好是英國的三分之一。
實際上很快英國的糧價就會暴漲，暴漲到一中世紀夸特小麥最高到120先令，也就是18兩銀子的程度。這也就是英國后來谷物法定在一夸特4英鎊不準進口、防止降價的根源，利益相關，因為工商業的勢力頂不過貴族地主。這個夸特是中世紀的400斤大夸特，不是后世那種25斤的小夸特。
只是，不能說英國的100兩，不如大順的20兩。
平均家庭年收入100兩白銀的、真正的、不是被劉鈺春秋筆法挑選出來的農業雇工的生活水平，或許真未必如年收入20兩白銀的中等農民家庭。
《紅樓夢》里有一段，劉姥姥說五分一斤，十斤五錢…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 也就基本上這樣的莊戶人了，畢竟農業雇工沒有土地，吃喝用度都得自己買。
但雖然生活水平，100兩的英國雇工和大順中農差不多，可實際上對工商業來說差距就大了。
雇工要買吃的、買衣服、買鞋、買這買那。
大順的中等農民，吃的自己種，穿的自己紡。
況且，如劉姥姥那樣的、親家父輩當過京官的“莊稼人”，是多少呢？
故而，對大順的工商業而言，英國最底層的農業雇工，依舊是“活人”。
而大順中等農戶以下的百姓，只能算是工商業眼中的“牲口都不如”，連被統計成數字的資格都沒有，因為他們最多過年買條紅頭繩。
牲口最起碼還能剪毛賣錢呢，如今一斤上好的西班牙長絨羊毛，還要6錢銀子呢。
一頭失蹤多年被抓到的羊，剃下來了54斤的毛，30兩銀子呢，夠在災年買三五個大閨女了，真就人不如畜。
英國的600萬人口的消費能力，如果大順的那些中層農戶、貧農、佃農也算是“人”的話，及得上大順6000萬人。
就像兩淮地區一樣，年收入達到英國底層農業雇工水平的，一個千把人的村子能有三戶不？
在這種情況下，不說別的什么工業品，就說茶葉。
大順的二三億人，市場已經飽和了。
想要內部市場擴大，只有土改一條路，讓百姓有錢消費。
而不是把六成的租子給地主，因為地主也只有一張嘴，他能收一千人的租子，但卻不可能一年喝一千斤茶葉、穿一千匹布。
土改的目的，是純粹的理性。
土地收益降低，才能使資本流向工商業。
百姓有了土地，才有消費能力，才有內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促進工商業發展。
不走這條路，不說別的，大順連10利息的國債，都在國內借不到。
而這條路，又是默認不可能走的。當年李自成走了一半，就走到九宮山了，大順李家自己不想死的話，自然不敢動。
既然默認這條路不能走。
那么，自然也就只剩下對外擴張這一條路了。
所以劉鈺用一個特殊的英國農業雇工的例子，來當做平均數，以此來引誘新興集團的對外擴張欲望。
因為，按照這個數據，如果打開歐洲市場、打開英國關稅，單單是茶葉貿易，就能擴大十倍不止。
劉鈺要引誘他們自己做出推理：造艦，是為了利潤；擴軍，是為了利潤；開戰，是為了利潤。
士紳可以反對開戰，因為他們確實沒好處。
但新興階級必須明白，只有對外擴張，才能得利。
同樣，誰支持開戰，誰出錢，簡單的道理。
大順對外擴張，不可能用戶政府的太倉銀，這一點毋庸置疑。既用不起，也按理不該用。
要不然，就得在國內奪權、土改、消滅地主。進行一整套的改造，打爛一個舊世界，再愣生生按照資本的訴求，創造一個有內部市場的新世界。
哪個難度更大呢？
不言而喻。
對外擴張，簡單多了。
持續多年一億兩白銀投入海軍，足夠控制歐洲的東方貿易品壟斷，打開歐洲市場。
而一億兩白銀想要徹底改造這個國家，消滅地主、分配土地，可能也就宋江方臘王慶田虎那樣的動靜吧。
現在這個事實就擺在眼前，劉鈺面上說的是茶葉定價問題，實則說的是“去吧，去西方，那里是流著奶油和蜜的土地，那里有你們最想要的東西——白銀！”
此時只是對這些商人集團進行覺醒教育，而這種覺醒教育持續下去，必然會產生一個非常可笑的結果。
一直高喊著自由貿易的大順海商集團，會因為英國真的取消了茶葉高關稅，而選擇對英開戰，理由是自由貿易。
到時候就會演變成一個笑話。
為什么對英開戰？
因為英國高關稅保護，沒有自由貿易。
戰爭的起因是什么呢？
因為英國真的要取消高茶葉關稅了。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英國的市場太誘人了。
誘人到劉鈺說英國雇工的生活，已經讓許多人想著干掉英國東印度公司了。
伴隨著劉鈺講完英國雇工的生活水平，大順西洋貿易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的矛盾，至少在董事會、大股東層面，已經迅速激化，不可調和了。
陳亨問的問題，只是單純的商業定價問題。
但當這個問題被劉鈺用這種方式闡述之后，這就不再是個單純的商業定價的問題了。
看著幕板上那句“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話，這個原本單純的商業定價問題，已經逐漸演化為“我們怎么才能賣更多的茶葉”這個問題。
是“我們”。
不是大順。
誰代表大順？
對大順的茶農、坐商、行商來說，英國取消茶稅，是值得放炮慶祝的好事。
而對大順已經逐漸崛起的海商財閥集團來說，英國取消茶稅的第一天，公司的股價就會暴跌。
如果大順是議會制，伴隨著英國取消茶稅，會看到茶農坐商行商搓茶的工業資本的代表反對開戰；而海商集團則鼓動開戰，并且肯定會炮制出類似于“張二麻子耳朵”的事件，煽動輿論，鼓動情緒。
當然，這是雙向的。
一旦要是大順的生產力水平不如英國，立刻就會出現逆轉：
大順的茶農、坐商、工業資本，會要求大順保護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海商集團，則高呼自由貿易會促進競爭，放開關稅，加大進口。
此時這種傾向已經很明顯了，在劉鈺略微夸大地說完英國雇工的生活水平之后，會堂里所有人都已經沒有興趣去談論該“漲價”還是該“跌價”了。
而是都在討論，怎么擴大對英國的出口。
既然英國這么有錢，怎么才能讓他們多買我們的東西呢？
這就不是一個茶葉該怎么定價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