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們被劉鈺所描繪的未來熏的如癡如醉，他們并沒有任何的懷疑。這種不懷疑源于將近二十年的正確正確再正確、勝利勝利再勝利的威信積累。
劉鈺說這個是有利可圖的，并且一二三四五都講的清清楚楚，也就解開了這些人內心的諸多猶豫。
他們對投資這件事本身，絕無猶豫，這些年來早已經習慣。
但投資選擇能否盈利，就必須要猶豫，這也正常。
有些話，劉鈺只需要點到即止。這并不代表這些商人就聽不明白話里有話。
后世的人，可能很難理解這個時代這些大豪商們的心情——看著自己庫房里的白銀，發愁。
愁的原因，是他們還是清楚朝廷是怎么回事、也大致清楚朝廷對商人的態度。
他們也擔心自己海量的白銀，最終淪落為他人作嫁衣裳。
可要說這種愁，又是扭曲的。
既然擔心，那把錢捐了或者送了唄，沒有錢不就不愁了？然而他們又不肯。
覺得這是用自殺，來保護不被別人殺死。
劉鈺的南洋開發計劃，算是給他們的白銀找到了一個出口。
轉化為各種產業，而不是純粹的白銀，這樣看起來能安全一點。
產業嘛，不能立刻兌現成白銀。
只當是為兒孫準備的遺產就是了，自己辛苦忙一輩子，也知道死后只需三尺寬，還不是為家族兒孫準備的？
劉鈺說在天朝做事不可“逆天而行”，他們也明白，意思無非是“要知道朝廷希望你們把錢用在什么地方”。
明明朝廷不想你們瘋狂在國內買地制造兼并，卻非要瘋狂買地，那就是不開眼了。
少不得朝廷就得殺雞儆猴。
他們和西洋人接觸的多，自然羨慕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模式，英國朝廷根本沒有一丁點監管權，連總督、軍隊、法律都是自己制定，自己選拔。
荷蘭東印度公司他們更羨慕，連賬目都不用公開，十七人董事會自己在小屋里就把一切都安排了，荷蘭政府也不準查賬，連面積比荷蘭本土還大的南洋總督人選都得看董事會臉色。
但大順可不行，他們自是覺得，朝廷可沒這么“講道理”。
而且他們覺得，劉鈺可不是剛在澳門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莫須有”嗎？朝廷真要找事，不存在沒有道理，總能找出理由的。
現如今既是朝廷有意讓他們把錢不要往國內土地上投，而是鼓勵往南洋投，這話都說的這么明白了，卻還不知深淺非要捂著錢趁著災難囤地，那純粹就是嫌自己家錢多了。
好在這些年眾人倒是達成了個共識，跟著興國公，肯定有肉吃。人家賺還是賠，都是提前講清楚。
現在既說這南洋投資的長期回報率，當在百分之十幾，又講清楚了幾種大種植園產物的銷售前景，那還有什么可猶豫的？
在他們已經不猶豫后，劉鈺最后一番“拔高”的話，又賦予了他們一種特殊的“神圣”性，叫他們更加放心。
“自漢武以來，歷朝歷代，除蒙元之外，未有對商賈工商如此寬縱的。蒙元那是沒本事，治國理政需得技術，他們不會，只得粗放。本朝可非是不能也，是不為也。”
“為何？”
“武皇開邊意未已。”
“天朝允執厥中，無非東南西北。”
“武皇有開邊之意，卻又憂戶口減半窮兵黷武之議。是以，當從西洋人那擇其善者而學之。”
“西北西南，你們肯定是不肯出錢的。那就只能調動朝廷的財政力量。”
“鯨海南洋，卻有利可圖。朝廷財政就不必出錢，允你們取利。”
“此正國家之大略。你們日后亦有拓土攘夷之從功。”
“總之就是，不賺錢卻不得不花錢的地方，比如治水、賑災、開邊、西域等，朝廷出錢。”
“賺錢還能順便開拓的地方，你們出錢。”
“賺錢，但是會危及社稷安穩的…你們最好別往那投錢。你們要真是不服氣，想試試說我就投了，能怎么樣，那也可以試試。對吧？”
“為啥非要成立公司，為啥非要讓你們幾個占住風口？一句話以蔽之，好管。”
“幾十萬士紳，朝廷肯定沒法查他們侵田奪地、明察秋毫。”
“百十個、最多幾百個豪商，孩兒軍還是盯的過來的。你們說，是吧？”
“其實這也算是在培養一批財閥…”
一眾商人毫不在意劉鈺說的最后幾句話，這是基本事實，他們不用感嘆。而是對劉鈺給他們加上了一個“拓土攘夷之從功”的名聲，這就非常值得感嘆了。
這便叫名利雙收。
如果這真是國家大略的話，至少在皇帝死去之前，貌似不用擔心太多。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說。
這天底下，除了曲阜孔家，哪有二百年不倒之大族？
“國公且放心，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如我們這般做到百十萬身家的，亦算是商賈中的‘進士’了。該有的腦子還是有的。”
“我們也想了，真要是‘逆天而行’，指不定哪天財產就被助捐了。如今既是能賺錢，又可為武皇開邊盡一份綿薄之力，如何不肯？我們也是識抬舉的人吶。”
劉鈺笑道：“如此最好。也省卻許多麻煩。朝廷也是講道理的，只是不講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那種道理。總之，讓錢動起來，你的錢才安全。”
“我帶你們來南洋，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陛下要幸松江府，接駕之事你說你們是不是得出錢？便是就算陛下非是那種鋪張之人，官員也不攤派，你們說你們自己出不出？”
“陛下的意思，便是那揚州鹽商的錢，賺的是百姓的。這松江府的商人們，賺的是倭國的、西夷的。其中之別，是要分清楚的。既如此嘛，有那接駕的錢，倒不如多遷一些百姓往南洋。”
“所謂，救急不救窮。這捐幾個錢、蠲免、救濟，是為救急；而使之遷南洋，是為救窮。”
商人們聞此一說，趕緊流程性地沖著北邊流涕感激口呼萬歲。
走完了流程，商人們心里也算是踏實了。
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和兩淮的鹽商尿不到一個壺里，朝廷對他們和兩淮鹽商也是區別對待的。
歷史上鹽商肯定是富得流油的。原本歷史上，滿清乾隆年間，六十年時間，根據約算統計，兩淮鹽商的純利潤，包括鹽場場商和運商加在一起，最高估計有5億兩，最低估計也有2.2億兩。平均下來，一年六七百萬兩白銀的純利潤是有的。
按照估算，年運行成本大約是1600萬兩白銀左右，最低估計的利潤回報率，也在年均40左右。
大順的人口增長更多一些，鹽商的收益只高不低。
這種屬于官方的消費稅的行業，肯定和官府關系密切，一般人也沒機會干這個。大順吸取了前朝藩王的教訓，對鹽引問題管的還比較嚴，使得鹽商賺的也確實更多。
但賺得多，而且這種錢屬于是朝廷讓你賺的，這就必然導致鹽商需要經常性地“報效國家”。
自愿的、非自愿的、自覺不得不自愿的…總歸，每年百十萬兩銀子是得出的。
若是趕上了災年、修水利之類，出的更多。
這是沒得商量的事。
松江府的這些商人，相對兩淮鹽商來說，屬于暴發戶。是近些年忽然冒起來的。
之前當然也有對外貿易，但之前沒有形成這種壟斷式的規模。再加上奧斯坦德事件之后，包括荷蘭在內才大規模在岸上開辦商館、發展直航貿易。
也就二三十年的時間。
而剛開始興起，就被劉鈺用股份制的形式，來了場快速的大魚吃小魚，基本完成了對外貿易的“非行政授權的”、經過“充分自由競爭”的壟斷。
很多跟著劉鈺起家的商賈，現在身價百萬有余，可二十年前也就是個幾萬、十幾萬兩的身家。
他們崛起的太快、太突然，劉鈺又一直在朝中撮合，使得朝廷從一開始就嘗試轉變一下思路。
并沒有采取薅羊毛的方式，皇帝也允許讓劉鈺嘗試引導這些暴發戶們將用于拓邊。
正常來說，如果沒有劉鈺鼓搗這些年，基本上這些外貿商人，也最終會鹽商化。
或是成為朝廷的金庫，或者每年需要按時報效國家。
現在劉鈺把鹽商搬出來作為比較，又拿皇帝南巡問題說事，只是希望商人們的腦子清醒一點。
反正朝廷是要下南洋的。
朝廷沒錢，你們有錢。
你們要是不下南洋，朝廷非要下南洋，朝廷又缺錢，但是朝廷有槍。
劉鈺也是在嚇唬他們，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開拓本身就是違背了大順的歷史慣性和常識的。
面對西洋各國，采取坐地收錢的十三行模式，才是朝廷慣性下最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
劉鈺希望這些商人能夠明白，走到今天這一步來之不易，不想當整天被朝廷薅羊毛的鹽商，那就做點讓朝廷感覺你們還有用的事。
皇帝不喜歡錢，對錢沒有興趣。只是皇帝要干的許多事，需要錢來推動。這些商人要搞清楚，如果能用錢把皇帝想干的事干了，皇帝也未必非要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把錢收到內帑和府庫里，然后再花出去。
想保持這種盈利比鹽商有之過而無不及、但是朝廷并沒有像對待鹽商那樣對待松江府新興階層的狀態，就必須辦一些事。
開發南洋這件事，算是新興階層和皇帝之間的一種不可明說的君子協定：不勞陛下脫褲子放屁把錢收到內帑府庫再發下來辦事，我們會“自覺”地辦成陛下想辦的事，而且效率更高。
皇帝允許他們在其南巡的時候去南洋，就是皇帝的表態。
而松江府大營的兩萬野戰部隊駐軍、商人完全不能插手的威海衛天津衛艦隊，就是此協定的監督人。
當然，此君子協定的最終解釋權，歸皇帝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