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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五四章 一錢多花

  這種潛意識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維,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內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覺得自己貴為天子,怎么會有這么最賤之人的思維方式?

  待這種心思消退,皇帝卻還是不得不考慮錢的問題。

  缺錢。

  戶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夠。

  內帑今年也沒有多少剩余,很多錢要投入到南洋貿易之中作為股本,而且之前還收購了一批肉桂檳榔寶石,現在還沒出貨,押在倉庫呢。

  外加對官窯瓷器作坊的投入、對西洋貿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就不得不等著這些錢慢慢生息。

  這時候是取不出來的。

  對南洋戰爭,花的是內帑的錢,這些錢肯定是賺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連本帶息都回來了。

  劉鈺引用太宗皇帝的話,說人的生命誰也不知道啥時候就沒了。而大順的記憶里,太宗皇帝確實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荊襄之戰后確實沒活幾年,這種事誰也說不準。

  故而皇帝是想著,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劉鈺既說能借到錢,實在不行借點錢用也不是不行,周轉一下子,也好過加增“淮餉”,引得天下出亂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運停了。

  趁著冬天,治理淮河的錢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這些錢也得出。

  全算下來,可就不是三千萬兩這么簡單了。

  不借錢的話,就得一點一點地攢。攢到啥時候呢?攢十年后,假設一切風調雨順,錢夠了,萬一自己嘎一下沒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稅的話,確實也能賺錢。

  但劉鈺堅決反對在印度上冒進,這時候全力進印度,就是在和英法為敵。

  這玩意兒還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現在打印度意味著貿易停滯,大順好容易在歐洲打開的貿易局面也就全毀了。

  英法合力,能讓大順的貨船,連非洲都過不去。

  對內加稅、或者對內改革呢?

  加稅是不考慮的。加稅意味著出事。

  對內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邊建議試行十一稅的好處。

  但一來,這種事難做。

  二來,這需要大量的新學學子,進入官吏系統,對抗本地士紳。這會引發儒林的極大反感,并認為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學來對抗圣人弟子。

  三來,這是挖天下士紳的根。

  士紳靠的是免役、免攤派,不是免稅。

  所以對士紳來說,稅率越低越好,因為他們合法地納稅、理論上沒有坑國家一文錢。

  但這么低的稅率,國家到底夠不夠用、基層要不要攤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攤派,和他們無關,本來也不是“合法”的稅收,他們大義在握。

  地方官隨便加稅,當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漁殺家》都知道,收稅得看戶政府的文書。

  如此種種,借錢也不失為一種考慮。

  雖然說,歷朝歷代,問商人借錢這種事,要追述到漢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樣,開歷代之先,借錢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錢,就得還吶。

  劉鈺也說了,鹽商和其余工商與海外貿易的區別,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鹽商;而鹽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還嘛。

  正想著呢,廖寒輝進言道:“臣以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變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這劣田,原本價值二兩銀子,如今變為水澆田,價值增至四兩。”

  “二兩變四兩,其中二兩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內加諸于上,或許拿不出,那么將這一半的增值地錢,分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廢漕改海,民間勞役減輕,漂沒耗損的負擔也減輕了。是否可以增稅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畝。確定田畝數后,若真能保證十而稅一,或者八而稅一,民間負擔反倒比三十稅一要輕。”

  “如此,二三十年內,這治淮費用,當也收回了。”

  “臣以為,治淮需三五千萬兩,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著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將全部的錢都投入淮地。”

  “今日補淮,明日增淮之稅而補他處,未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會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運,即便加稅,百姓的負擔也是減輕了的。”

  廖寒輝這些年一直在黃淮區,對皇帝訴說的“朝廷做鴕鳥”的說法,當真是理解的相當透徹。

  百姓的負擔到底是不是國稅?

  廖寒輝自是清楚。

  他覺得自己這個辦法,算是跟松江府那邊試行的印花稅學來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據交易的時候,按照交易價格來交稅。

  那么,土地從劣田變為水澆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畝稅之外,完全可以視為朝廷投資的一部分回報。

  把土地從劣田變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給國庫,好像也不是沒有道理。

  不管怎么說,治淮的錢,是各個省湊的。國庫沒錢也不行,將來別處遭災了,也得用國庫的錢賑濟,讓淮民償還各個省湊出來的治淮錢的一部分,也未嘗不可。

  這和后世不一樣,這三千萬,就是大順一年官方的財政總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黃河也罷,沒聽說有投資需要一年財政總收入的。

  廖寒輝也知道這個數額對大順來說,著實是大了點。就算大順如今還有海外貿易的收入、工商業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會留下一個頂大的財政窟窿。

  他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視角。

  皇帝對此不置可否,并沒有斥責,也沒有稱贊,而是問劉鈺道:“興國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錢上向來看的緊。”

  “若朕真欲廢漕運、治淮河,愛卿可有什么策略?”

  劉鈺多少年前就琢磨著廢運河、走海運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準備?

  如今皇帝不問他這件事應不應該做、而是問他這件事要做該怎么做好?

  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將這些年對于漕運、海運、漕工等等問題的考慮,一一陳奏。

  總結起來,無非兩句話。

  漕工組建廂軍。

  漕米買撲承包。

  這兩句話可以概括的策略,讓皇帝陷入了沉思。

  說起來也簡單,聽起來好像也不是沒有可行性。

  總結起來,無非還是之前的老辦法,舊瓶裝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么反正要找人干活。

  找人干活,又不想征發勞役。

  那么就得給錢。

  同樣是給錢,為啥不把錢給那些因為廢棄運河而影響生計的人呢?

  將他們編入廂軍。

  不發盔甲、不發火槍、不發鮮艷軍裝,一身裝備行頭也花不了幾個錢。

  按照每個月二兩銀子的餉銀,再保證能吃飽飯,讓他們專門干活去唄。

  編入二三十萬廂軍,專門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這些人來挖。

  找靖海宮培養的工兵軍官生來做軍官。

  當然,要趕時間的話,農閑時候,可以募役當地百姓去大堤干活。發錢就是了,反正是照著3000萬兩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筆錢。

  遣散安置那些因為廢棄運河而無疑謀生的人,又是一筆錢。

  而如果編制廂軍,就可以用一筆錢,解決兩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后維護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后,海河、遼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試著治理?黃河長江是不敢動,挑軟柿子捏不行嗎?

  日后維護、治水延續,直接可以用成為熟練工的這批廂軍。

  另一句話,漕米買撲,則是在確保海運沒有問題、海軍可以控制南洋、實在出事了可以運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個花一筆錢,解決兩件事的辦法。

  江南地區,白銀充足,完全可以支撐完全的白銀貨幣化。

  那么,原本要繳納實物租的漕米,直接換成銀子繳稅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銀,交給商人。

  按照價格,承包給商人。

  然后,朝廷出臺一些鼓勵性的政策,比如臺灣、南洋新墾地,十年免稅等等——反正這些地方原本也沒有稅。

  由此,以政策性引導,讓這些豪商去南洋、臺灣去辦稻米種植園。

  而興辦稻米種植園,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因為運河被廢導致的運河兩岸經濟下滑、以及后續的經濟下滑導致的貧苦農民,外加水災等年年都有的災荒,就可以讓大量的需要朝廷賑濟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種植園當苦力、奴工。

  一來大順的人力便宜,也就與荷蘭人用的泰米爾奴隸差不多。

  二來,大順的這些人,多半本來也會種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蘭人在爪哇推行種靛草要強,當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種。

  這樣一來,原本每年要給百姓帶來大量負擔的漕運,便可承擔三項責任。

  其一:保證漕米供應。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賑災。

  其三:充實南洋人口,如兩晉隋唐開始的對江南的開發,假以時日,南洋華人眾多,亦可為天朝的基本盤。

  其四:促進南洋發展,由大量種植園,帶來小買賣繁榮、消費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長遠地保證大順所理想的小農經濟在天朝內的穩定,緩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確實多熟,糧食產量肯定比兩淮地區要高的多。

  同時,因為人口南遷南洋,興修淮河水利設施,南洋米產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繳納稻米實物租而繳納貨幣稅等等因素,運河地區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的趨勢也會增加。

  而增加的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對外貿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蘭談判很順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順所得的條件下,紡織業肯定是要大發展的,這又可以給朝廷帶來更多的賦稅。

  原本是害民害的兩淮崩潰、運河兩岸恨死漕運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緩解運河的苦難民役;還能當做朝廷賑濟災民下南洋的手段。

  單這幾點,就比繼續走運河要強。

  其中朝廷并沒有多花一分錢,因為漕米本來就是要的。

  至于說考慮承包種植園需要時間,那也不是問題。

  只要有銀子,大順有海軍,有足夠的貨船,幾百萬石大米,在南洋隨便就買得到。

  從爪哇買到暹羅、再買到錫蘭印度,只要海軍能在南洋稱雄,就根本不存在買不到的情況。

  再不濟,還有遼東的糧食呢、日本的糧食呢?日本既然為了搞了大米期貨交易,錢到位,軍艦還能繼續去那邊轉圈,日本的各個封建主巴不得大順去買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實物稅的,可不是交銀子,這些大米得換成錢,才能買開埠之后大順帶去的大量貨物。

  所以,劉鈺覺得,現在完全廢棄過時的運河漕運、廢棄經濟最發達的江南還有實物稅的時機,已經到了。

  要說在北方還收實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銀確實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卻在白銀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實物租,這就說不過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驅逐西洋勢力確保海運安全的同時,其實也確保了大順的糧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糧食安全。

  從全局考慮,劉鈺并沒有去琢磨治淮之后的加稅或者土地增值的問題,他覺得這倒是細節。

  他支持松江府尹搞十一稅的原因,不是為了朝廷收更多的稅,而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降低松江府的買地收益,從而降低松江府的工商業貸款利息。

  真要是大順爆種改革,李淦瘋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幾千萬兩的土地稅,劉鈺反倒郁悶了,這龐然大物得讓新興階層長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劉鈺搞均田,劉鈺是支持的,增加內需購買力。

  但不動最基本的所有權問題,搞這種修修補補,除了戶政府能多收點錢外,對工商業發展意義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讓皇帝花錢,并且花錢之后還能感覺到非常爽。

  并且這錢一定是從工商業賺來的。

  劉鈺覺得,真要是去借債,一年五六十萬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絲毫不琢磨著在土地上往外擠。

  歐洲即將結束戰爭,國債利息趨于穩定,暫時看也沒啥好的投資方向。他們也不會急著要回本金,而是會更傾向于每年收利息。

  這錢,等于就是白拿的。

  還不還的,真要是大順對外擴張了半天,竟到一千萬兩都要賴賬的地步,也根本不用還了,來大沽口武裝討債吧。

  而要是能穩定十年都沒有引發擠兌,證明大順已經在歐洲站穩了腳跟。還差這一千萬兩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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