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扎克萊進入澳門的時候，正趕上大順這邊的官員前來清查人口，造冊定籍，以確保對天主教徒的管轄。
日后，除了貿易，華人基督徒許進不許出。
要么，退出天主教。
要么，去澳門。
這是大順除了諸如威海軍港附近外，唯一一處允許天主教堂開放的地方。
傳教士的手都不干凈，禁教之后也會陪人悄悄前往內地傳教，發展秘密教徒。
這一點日本有經驗，偷偷潛入日本傳教的傳教士層出不窮，光是日本傳教者，被幕府火刑后，被教會封圣的都得有一個連隊了。
伴隨著日本戰敗朝貢，在禁教問題上也向大順提出了意見，要嚴防本土傳教士。
清查人口，控制澳門的華人，嚴防他們離開澳門去傳教。西洋面孔在內地很容易被懷疑，很難展開傳教活動，而本地的天主教華人就難防范。
大順官員前來，澳門這邊教堂鳴鐘、叩拜官員，一切都是按照中式的禮儀。
這一點，法扎克萊已經見慣不驚了。
二十多年前，澳門就因為跪還是不跪的問題，發生過一次沖突。當時大順的地方官來要租金，順帶索賄。
澳門評議會的全部人員，按照“下屬拜見上官”的態度，跪拜了官員，最終省下了1000兩銀子的特殊租金。
新來的第三十三任總督馬玉，大為不解，怒斥這群人沒有骨頭，為了區區1000兩銀子就下跪。基督徒只跪上帝，不跪異教徒。況且，國家的尊嚴呢？
但評議會那群人心想老子是來賺錢的，不是來傳教的。巴西發現了金礦，葡萄牙王室現在肥的一批，但一分錢也不給澳門，還得讓澳門養著派來的總督和士兵，老子倒是不想跪，問題是這1000兩銀子你給嗎？
于是就跟馬玉說：總督先生說的太有道理了，那么，這1000兩銀子你出吧。然后…
澳門不花葡萄牙王室的錢，這個總督理論上根本沒權。
從果阿空降過來，只是個兵頭而已。而且，兵花的錢，也是澳門評議會出的，總督就是個屁。
大順開關貿易，澳門無法壟斷貿易了，地位一落千丈，本就艱難。再說了，這跪一下，能省1000兩銀子，要是不跪，當地縣令就能讓你放出一萬兩銀子的血。
歷史上，1747年，第四十四任總督梅內澤斯，就給評議會寫信，控訴澳門這邊的海關掛的是滿清的旗，應該抱有不惜流血、與尊嚴共存亡的覺悟，砍掉滿清的旗，掛上葡萄牙的國旗，宣示主權，展現國家尊嚴。但評議會對此呵呵一笑，直接給果阿那邊去信，讓這個“愛國者”趕緊滾蛋。
在下跪事件的四年前，第三十任總督戴冰玉，想要多點軍餉，評議會不發。戴冰玉覺得這事兒簡單，我再組織一個評議會，宣布前一個評議會不合法不就是了？
于是趁著舊評議會開會的時機，帶兵往評議會大廳扔了兩枚手雷，當場炸死倆議員。隨后讓軍隊帶著大炮，包圍了評議會，拿槍摁著評議會議員的頭，要求他們承認他們自己是非法議會。
這事兒也不怪戴冰玉魯莽，主要是上行下效。
葡萄牙國王佩德羅二世是政變上臺的，廢兄娶嫂，一看就有雄主潛質。
果然，上臺后運氣也好，巴西發現了金礦，更是直接摁著貴族議會的頭改了繼承法，宣布自己和嫂子的孩子有無可爭議的繼承權。
上面如此，下面自是有學有樣。但問題是戴冰玉只學了個皮毛，佩德羅二世敢摁著議會的頭，因為佩德羅二世有巴西的黃金，不用看貴族的臉色。
可是戴冰玉只是個兵頭，沒有巴西的黃金支撐他的腰板，果阿總督區只能妥協，把他調走。
這件事之后，實際上澳門也就出現了兩個評議會。
一個是向著“中央”的、一個是向著“地方”的。
而澳門實際上是“三權”的，軍權、政權、以及教權。
三足鼎立，當年出事的時候，教權和政權站在了一邊，軍權有果阿總督區撐腰。
但此時此刻，情況再度發生了變化。
大順開始禁教了。
就從澳門評議會這群人跪拜大順官員這件事，就能看出，評議會的這群人根本不想招惹大順，只想著貿易、賺錢，至于是否禁教，他們根本不在乎，只要別收回澳門就行。
當年眼睛沒看清，站錯了隊，差點澳門就沒了。現在眼睛但凡不瞎，也知道該站哪邊。
這就導致澳門內部的權力斗爭，出現了逆轉。
政權作為地方勢力，想抱大順的大腿，只要大順保證澳門現有的狀態、自治地位，一切好說。
驅趕澳門籍的人回澳門、不準在外逗留防止傳教？好說，接受；拆除華人出錢蓋在澳門法理租地外的教堂？沒問題，支持；禁止買賣華人奴隸、尤其禁止強迫華人奴隸信教？可以，釋放；保甲制監督澳門的華人基督徒？服從，配合。
教會心說當年戴冰玉帶著大炮圍攻議會的時候，要不是我們帶著圣象去逼戴冰玉下跪，你們早沒了。
現在居然不念舊情？果然商人無情，婊子無義，當即決定和總督這邊搞好關系，希望借助軍方的力量，平衡評議會的勢力。
當年利瑪竇來到澳門，感慨道：“這里做買賣、賣糧食的華人，已經有一些皈依了基督。這些人遠離了異教的黑暗，觸摸到了主的光明。”
而現在，大順居然開始全面禁教，這讓此時的澳門法王不得不感嘆。
上帝居然允許異教徒的迫害延伸到了這里。幾位中國官員奉節度使的命令，要求禁止為華人奴隸受洗。毫無疑問，議事會的成員沒有看到這道命令的惡毒、對信仰的褻瀆，他們居然接受了這樣的命令。
伴隨著大順對外貿易的發展、荷蘭等國直接在松江漳州廣州等地岸上交易的穩固，澳門的經濟地位可謂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原本明朝有段時間，只有此處一地可以對外貿易，自然繁榮。但這畸形的繁榮逐漸被打破。
論海上力量，貿易能力，爭不過荷蘭。葡萄牙這時候的對華貿易能力，只能說，比法國強點有限。
論商品銷售，葡萄牙當年為了從西班牙那獨立，和英國簽了《梅休因條約》，對英國毛呢紡織品減少一半的關稅，對其余的英國商品也減免關稅，葡萄牙自己的手工業已經被英國貨沖擊的完犢子了。
倒是英法世仇，英國人為了喝酒，減免了葡萄牙的葡萄酒稅，葡萄牙如今連糧食都不夠吃，很多地都改種葡萄了——英國人心說，我的紡織業打不過印度、中國，還搞不過你葡萄牙？反正我自己也不產葡萄酒，買你的總好過買法國佬的。
澳門的唯一中轉港地位一失去，澳門的支柱產業，這幾年肉眼可見地朝著一種奇葩的方向奔去。
那就是奴隸貿易，或者說人口買賣。
澳門本地就有大量的畸形人口，比如天主教徒，是一夫一妻的，不準納妾。
但是，我不給彩禮，那不就不是納妾了嗎？于是，出現了大量的“契約女傭”，不一次性給錢，而是包月，按月算錢，而起天主教也沒說不讓找女傭，于是這種畸形的“契約女傭”，成為當地的一項重要“貿易”。
除了女傭，還有大量的“童子”，也就是華人奴隸，一般都是買來的小孩，作為奴隸，供主家使用。除了澳門本地用，因為華人小孩比較伶俐，順從性強，所以還大量“出口”。澳門的華人“童、奴”，很受歡迎。
以及，還有兩家“招工公司”，從澳門這里，販賣人口去東南亞、南亞的種植園、糖廠做奴工。實際上就是奴隸貿易，東南亞那邊比較喜歡華人奴工。
這和福建的一些去巴達維亞貿易的船主差不多。
荷蘭人壟斷著巴達維亞的一些貿易品，以及荷蘭開始直接在廣東松江貿易，導致中轉貿易無甚可賣。
很多船主就開始騙人去南洋，賣給當地做奴工，以此確保去的時候不空船、回來的時候買點錫塊送去蘇州府那邊做給死人用的錫紙，以此維系生意。
大順奉行允許西洋人上岸貿易的政策，實際上為整個亞洲的貿易格局帶來的極大的改變。
可以說，澳門朝著奴隸貿易轉型、巴達維亞的華人奴工激增等，都是大順允許西洋人上岸貿易帶來的變化——想當年大明閉關的時候，巴達維亞對去的每一艘華人的船，都客客氣氣，給錢送禮、臨走的時候還送呢絨布、總督請客吃飯，希望下次再來。
船主們那時候雖然不太喜歡去巴達維亞，更喜歡去物價高的馬尼拉，但也沒有琢磨著“賣”人的。就算巴達維亞賺的再少，那也比賣人賺錢啊，再說這玩意兒也折陽壽。
但一旦更高利潤的行業不行了，那么追逐利潤、還是嚴守道德底限，大多數人會選擇前者。
比如如今澳門的評議會很支持大順的“驅趕天主教徒來澳門”的計劃。
大量的人口，為了信仰，來到澳門這個能觸摸到“主的光明”之地。
可是澳門也沒有這么多工作崗位，伴隨著大順的開關政策，澳門出口壟斷地位已經消失，繁榮不再。
人總得吃飯，這么多的人口，那豈不都是潛在的“契約女傭”、“童、奴阿弟”、“給你介紹個南洋挖金子的好工作”的人口？
做好了，如何不換個幾十萬兩銀子？
這也必然和教會發生沖突，畢竟，怎么說，教會這邊也能有幾個真有信仰的，可能會照看一下這些“逃避異教徒迫害”的教友。
教會這邊有幾個上綱上線的，不認可奴隸、女傭、童、奴等事；而議事會很多人就指望這個賺錢呢。
教會希望不要屈服于大順的壓力，頂住壓力維系傳教；評議會則根本不想招惹大順朝廷。
教會希望給新來的教友一些福利；評議會的人反問錢從哪出？
如此一來，評議會算是直接和教會決裂了。
今天讓教堂敲鐘歡迎大順官員、評議會以下屬之禮拜見上官的態度，既是做給大順看的，也是做給教會看的。
至于為什么能讓教堂敲鐘，原因也很簡單。
教堂的錢，是評議會撥款，甚至包括主教一年280兩的年薪，也是評議會出的。
甚至，教堂的敲鐘人，也是評議會發工資的。如今澳門內卷的厲害，涌入了這么多的華人基督徒。
你不敲鐘，自有人替你。敲鐘不是好活，可也比去“給你介紹個去南洋挖金子發大財的好活”強吧？
教會雖然靠攏了軍方的總督，但大順在澳門周邊有海軍基地、也有陸戰隊駐軍。
而大順官方，是不承認澳門有“總督”的，只承認澳門有“夷人商會會長”，天朝之內的總督，只能是天子任命，而朝廷官員不記得天子曾任命過澳門總督。
再者，廣東節度使和防御使，對“總督”這個稱呼也相當敏感——七皇子是總督海軍戎政，算是大順這邊名正言順的總督，你一歸香山縣下轄的地方，也敢叫總督？我們節度使、防御使的面子不要的嗎？再說你一縣級下屬單位稱總督，這也逾制啊，照這個比例，縣級下屬單位稱總督，那節度使不得稱天皇？
評議會如今腰板硬的很，一腳踢開了當年和他們結盟、幫過他們的教會，堅定地站在了澳門本地人的利益這一邊。
給大順官方的公文上，直接將總督，翻譯成了“都頭”，連如今總督的名字都翻譯的很中式——高甸玉、高都頭。
法扎克萊幾乎是目睹了這一切鬧劇和混亂的全程，心里也明白為什么巴達維亞的華人起義者會選擇在澳門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