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激進派政客，需要一個五年平俄的政績；東印度公司董事選擇利潤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產；大順需要的打開歐洲市場站住腳并且愿意付出一定的代價。
三方稍微談了談，在某種底線上已經達成了一致。
底線可以接受，卡爾卻不能立刻給出確定的答復。
他現在還不是國務大臣，即便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激進派能在今年的國會中執掌大權，可現在畢竟還沒有。
名不正，言不順。
該走的流程還是要走，卡爾心中冒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自己可以給東印度公司設置一個底線。
如果，一切順利，自己的激進派在今年掌控了國會，那么自己就可以承認卡姆比爾在中國的談判。
如果，出現了意外，那么卡姆比爾在中國談判的條件，并沒有法律效力，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認。
在政客看來，如果瑞典出爾反爾，大順有反制措施，可以斷絕貿易、加增瑞典的出口關稅。
但那不重要。
相反，如果出現了意外，激進派在這次國會召開中失敗，那么所有的責任都是現任的國務大臣阿維德擔著。
這無疑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手段。
先斬后奏，造成既定事實，國會可以后期追認認可。
如果換屆成功，等卡姆比爾從中國回來，他這個激進派的新國務大臣，就可以作為一項自己的政績宣傳：看，是我達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護住了東印度公司股東們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爾找到了這里，顯然在東印度公司的內部，已經達成了某種共同意識。
和英國、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東印度公司賬本是不公開的，船到就直接銷毀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對洶洶的、數量眾多的小股東。
只要大股東們同意，小股東們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他們連利潤到底是多少，都無權知道，只要確保自己的收益高于荷蘭國債或者英國國債，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著錢還有什么可增值的投資方向呢？總不能向國王學習，在瑞典養蠶吧？
卡爾·吉倫特博格心中的這個大膽的想法，就像是春天發芽的蕁麻，很快布滿了心間，用那些劇毒的毛刺驅趕走了其余的雜草。
至于那些造船業主，這是可以用錢搞定的。而這筆錢，可以作為談判的條件，由大順的商人出，以作為游說國會的資金，以便修改壟斷權條例。
斟酌片刻后，他認定饅頭只是在傳達某種意圖，確實沒有最終談判的資格。
于是請饅頭先離開，只留下了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爾，商談這個私密問題。
“考林爵士，你既然作為對華交涉的全權代表，國務大臣給你的底線是什么呢？”
此時還不是國務大臣的卡爾詢問了一下，這應該算是一個秘密，有些事是不能夠公開討論的。
“國務大臣并沒有給我具體的底線。他說只需要讓我對國會負責、遵守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條例。這樣的談判，必然是毫無意義的，也定然是會無功而返的。”
“如果我遵守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條例，那么就意味著：中國的商船不能參股，只能在瑞典建造；中國商船的船主，必須接受瑞典的軍職，在戰時受控于瑞典海軍…顯然，這是順帝國不能接受的。”
“他們不能接受，就必然采取反制措施。加增對瑞典的出口關稅、增加瑞典船只入港稅、甚至封閉瑞典商館。”
“國務大臣的底線，模棱兩可，一切責任都是我來承擔。”
卡姆比爾腦子很清醒，現任的國務大臣阿維德不想背鍋，給的這些個底線，純粹扯淡。
既要不違背瑞典法令，又要保證東印度公司存活，這不是扯淡是什么？
無論他在中國那邊達成了什么條件，到頭來都是錯的。
允許中國商人入股，那就違背了國會；不允許中國商人入股，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閉。
國務大臣倒是不用擔責任，可以詰責他，這種事實在是幼稚的政治。
給他的頭銜是對華交涉全權代表，可他能交涉什么？后面的繩子拴的這么緊，往左走是死、往右走也是死。
故而卡姆比爾根本沒有指望在現在的國會中糾結，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了國會改組，支持激進派上位，趕走阿維德，換一個和東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也就是眼前這位卡爾·吉倫特博格。
故意透露出的無奈，在等著卡爾表態。
“不得不說，我們的阿維德大人的外交政策，是軟弱且愚蠢的。國會里像他這樣腐朽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是國務大臣，我會答應順帝國的許多條件。有蕪菁吃，也比餓著肚子強。”
卡爾很隱晦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卡爾爵士，東印度公司也認為國會的一些外交政策，過于溫和。至少，對東印度而言，海外的利益，沒有中國的支持，是不可能盈利的。與其叫東印度公司，不如叫瑞典中國公司。這是現實。”
“對于英國和荷蘭，雖然我們欠荷蘭人不少債務，但您知道，荷蘭人做生意很講信譽。當年荷蘭和西班牙、法國打仗的時候，只要給錢，荷蘭商人是可以把糧食和火藥運到法國人的城堡里的。”
“即便我們擴大業務，會引起英荷的不滿，但…但事實上，您也知道，瑞典的東印度公司從組建的第一天開始，英荷就是不滿的。我們給英國的外交照會，英國根本沒有拆封給送了回來；荷蘭人也差不多。既然他們已經不滿了，那么我們再擴大一下業務，也沒有什么問題。”
卡姆比爾站在商人的角度上，冷靜的分析了一下此時東印度公司的處境。荷蘭人的“講信譽”在歐洲還是很立得住的，就算立不住，有了順帝國商人的資本，完全可以連本帶息地將荷蘭的債券償還。
當然，最好不還。欠錢的是大爺，欠債越多，荷蘭動手的顧慮就越大，要是還了本金，反而讓荷蘭人少了顧慮。
而且東印度公司現在的問題，主要就是兩點。
資本少，船少，運的貨少。
在中國，被在那里根深蒂固的荷、英、法、西、葡打壓，拿不到上等茶葉和瓷器。
大順商人如果可以入股，確實能把這兩個問題都解決掉。不管是荷蘭盾，還是西班牙銀元，在廣東、福建，存量都不比加的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少。
去年商船的訂燒瓷，也表明了在大順做生意，有官方背景的，讓你活你就能活，讓你死你就得死，讓你拿到貨你就能拿到貨，讓你拿不到貨你就拿不到貨。
這些問題，他和那些不怎么太過愚蠢的東印度公司董事說清楚了，現在也需要向眼前這位很可能執掌國會的人說清楚。
這也不是說給卡爾明白的，而是讓卡爾在國會中，接受質詢時候的說辭。
“考林爵士，你的話很有道理。中國貿易的利潤，不應該被英國和荷蘭壟斷，瑞典理應分一杯羹。而且，這和我們的激進的重商主義政策不矛盾。只要你們保證，不會將中國的紡織品在瑞典銷售，我想這應該是國會授予你們的唯一底線。”
“至于其他，您作為商人，商人的第一目標是追求利潤，而且您還是東印度公司的發起者和第一股東，我想您在談判中完全可以清楚地取舍利益。”
“國會應該支持，而不是應該反對。”
話盡于此，卡爾也不能說的太明白，畢竟他還不是國務大臣，他的激進派還沒有控制國會。
但他已經給出了卡姆比爾底線：只要保證紡織品不在瑞典銷售，剩下的都能談。
“不過，一些國會議員們的利益，或許會受到一些損害。這或許需要一定程度的補償。這個，或許也應該作為一個和中國人談判的條件。”
卡姆比爾完全聽懂了。他盤算了一下，今年國會要開會，激進派很有可能大獲全勝，那么舊的國務大臣給自己的那些模棱兩可的底線，自己完全不需要聽。
一朝天子一朝臣。
眼前這位最可能的新國務大臣，已經給了自己新的底線，這一次中國之行也就輕松多了。
那么，剩下的，便是行賄了。或者說，叫游說。
結束了這次談話，卡姆比爾再度約見了饅頭，隱晦地表達了一下條件后，他又立刻返回了哥德堡，解決股東們的最關心的分離對華業務的股權分配。
饅頭還不能立刻返回哥德堡，他來的時候，是帶了一些禮物給瑞典國王的。
天子既然知道這事，禮儀之邦嘛，就不可能讓他們空著手來，自然是贈送了一大堆的禮物，所以他要在這里等瑞典國王的還禮。
天子送的禮物，有貴、有重。
貴者，首先要符合禮制。天朝可不承認瑞典是帝國，依照郡王禮，紫檀木漆器為頂，白玉青玉的一些禮器都是單的，估計瑞典人也不懂，可能也不覺得值錢。
重者，則是瓷器、絲綢、茶葉等三件套，這些在瑞典都能賣上好價錢，瑞典國王肯定是還相應的禮物。
好在瑞典國王是神羅的黑森伯爵，領地不少，不至于拿不出相應的禮物。
在等待瑞典王湊禮物的時候，兩對精美的青花敞口壺、四匹上等的倭緞、二十柄對日貿易積壓的扇子、兩口倭刀、一套朱漆菊瓣兒盤、六團普洱茶等等禮物，被送入了卡爾·吉倫特博格的府邸。
除了這些禮物，還送了一張價值兩千兩的代金股權，表示將來在中國入股的時候，卡爾的這一份會直接入股到瑞典東印度公司中，股息就作為他退休后的年金，可以直接在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大樓取息。
不怕送禮，而是怕送禮找不到對的人。看來，這個卡爾·吉倫特博格，是個值得送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