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國會的權力，總是與戰爭結果息息相關。
君主執掌軍隊，打贏了，威望就高，就能壓制貴族，甚至解散國會，加強集權。
打輸了…
之前的查理十二世，能力還行，和俄國人打了那么久，雖然被俄國人趕到了土耳其躲避，可是能力還是有的。然而他卻在回國后攻打挪威的途中，被一顆意外的子彈打死了——有說法，說是他妹夫、現在的瑞典國王開了一槍，引發了衛兵的反應，流彈誤殺。
因著他死了，他妹妹的繼承權順位又在他外甥之下，所以國會自然而然地執掌了大權，廢棄了絕對君主制。
要搞定貿易問題，首先要搞定議會。
而和俄國的多年戰爭，使得議會中的激進派們，無一不以“擊敗俄國、收復失地”為目標。
這就是一個可以利用的道德綁架，終究大順和俄國在此之前爆發過戰爭，而且大順又和法國眉來眼去，這一次又歸還了大北方戰爭中被俘的瑞典俘虜，這讓許多瑞典年輕貴族喜出望外：這是個天然的盟友。
此時瑞典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對中國的印象很好。
和伏爾泰等人一樣，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們，會虛構一個理想國。既然“地上天國”太虛無縹緲而且和宗教綁定，那么就需要虛構出一個現實存在的理想國，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
這個理想國不能離得太近，如果離得太近，很容易被人去親眼看到，然后必然幻滅。
所以這個理想國得很遠，尋常人接觸不到，才能可勁兒的掄圓了吹，夾帶自己的私貨。
這個理想國必須長壽且強大。
絕大多數普通人，都是嫌貧愛富且以成敗論英雄的，越富庶、越強大，這個理想國就越有吸引力，成功者拉屎都是有道理的，失敗者努力都是浪費時間。
比如幾年后瑞典人為了鼓吹議會制和出版自由，出版過一本書，叫《唐帝國（618907）的審查制度》，吹噓道：唐帝國的皇帝是文明的皇帝，他們走進民居，傾聽每一位民眾的呼聲。他們為民眾謀求福祉，任何人民都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見…
這要是不知道的，看過這本書后，估計要以為唐朝就有自由出版法案和全民議會制了。
正是越缺啥，也要在“理想國”中描繪什么。
瑞典是此時歐洲出了名的“莫談國事”——不允許出版任何政治書籍，只要是寫成字就不行，甚至包括私人信件——如果私人信件大談國事，一樣要被判刑。
這種情況下，國會很容易被煽動，民眾的思想也很容易被控制。對俄國的復仇主義思想，可以討論，但是不準寫字。民眾愚昧到了極點，很容易被商人、貴族、有錢人煽動，這正是這些東印度公司股東們可以操作的地方。
比如卡姆比爾所說的，誰不支持大順的商人參股，誰就是賣國賊。
這是個絕佳的切入點。
而且…此時的瑞典，一場黨爭正在醞釀，這些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們，可以決定這場黨爭的失敗者是誰。
斯德哥爾摩。
瑞典的國會是與別處不同的：都是分成等級和黨派，開會的時候比誰的嗓門大，假裝可以做出決定國策的決定。
等級院卻不同，他們分為四個等級，多出了一個農民等級，因為瑞典的農奴制和封建制并不完整，超過一半的農夫是自由農民，而非隸屬于貴族莊園。
國會召開的時候，議員們商定法律和稅收——這是1723年女王王夫上位的妥協，之前是沒有的——議員們會按照指定的稅收標準盯著，誰違反了誰就下臺。
法律和稅收，并不是國家的全部內政和外交，真正治理國家的，也不是這個亂哄哄的議會，而是一個75人的秘密委員會，以及一個在議會休會期的參政院。
貴族、僧侶、商人和小市民、農民，雖然都有四個等級的國會議員，但75個參政院秘密委員會里，并沒有農民的存在。
曾經的女王的丈夫、現在的瑞典國王弗雷德里克伯爵，是真正主持國政的九人參政會中，唯一有兩票的人。
不過自從1723年新法否決了雙王共治和絕對王權制，將立法權交給國會之后，國王便忙著找情人和生孩子——正妻無所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嘛。
反正他是神羅的伯爵，自己在神羅有封地，王室開銷不用看這群瑞典人的臉色。
此時真正主持瑞典政策的，是瑞典的首席大臣，阿維德·霍恩。
如果只是從政策上看，這是一位溫和派。但如果說的難聽點，這位叫“英俄派”。
他的腦子還是比較清醒的，瑞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再是那個腳踢神羅、毆打北方的雄獅了。
所有的政策出發點總結成一句話，就是韓非子的那句“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阿維德還是很清醒的，打不過俄國，越打越完蛋，不如老老實實的，別去收復失地，別渲染復仇主義，搞好和俄國的關系。
別讓俄國再打了。波羅的海出海口，該扔的扔、該割的割，一定不能和俄國開戰。
在經濟上，他雖然支持重商主義，也鼓勵國內的手工業發展，但是認為瑞典也沒能力和英荷爭霸，俄國海軍都打不過，還去撩英荷？
所以，適當降低關稅，允許英荷的貨物在瑞典銷售。
在東印度公司問題上，小心行事，不要高調，不要招惹英國和荷蘭，免得英荷不滿。
發展個錘子的紡織業，瑞典這環境、這人口、這氣溫，能不能發展的起來紡織業，心里沒點數嗎？不如老老實實進口外國的紡織品，搞好英荷關系，賣賣自己的特產鋼鐵和銅以及木焦油得了。
消消停停，當個小國，別做大國的夢了。
時代變了。
議會中對這位首席大臣的反對派，是激進派，領袖是卡爾·吉倫特博格。說的難聽一點，這位叫“法國派”。
他的腦子就相當不清醒，認為瑞典應該延續舊時代的輝煌，腳踢俄國、猛踹普魯士、海扁英荷。
歷史上，法國人口頭上給予了大量的支持，可是刷卡時為零。
歷史上這位一上臺，就對俄宣戰，要復仇，要重現昔日的榮光，要讓俄國人割讓圣彼得堡。
然而法國人只有嘴在支持，俄國那邊上臺了伊麗莎白女皇，僅次于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女沙皇，暴打了瑞典，割走了芬蘭，還把伊麗莎白的前未婚夫的弟弟立為瑞典世子。
激進派的經濟政策，也很奇葩。
大幅提高關稅，高壓控制外來的紡織品，努力支持本國大紡織業主的利益，寧可瑞典無好布，不可瑞典用英荷貨。
努力支持東印度公司，挖荷蘭和英國的墻角。歷史上，趁著奧地利王位戰爭開打、法英荷西互相私掠劫船的機會，猛往廣東派商船，到處勾搭走私商，使勁兒往英國賣走私茶葉，開辟了前往美洲的走私線。
換言之，周邊的鄰居全得罪了一遍。
和法國走得近，這叫遠交近攻。可遠交近攻的前提是自己是個強國，弱國搞遠交近攻，那是嫌死的慢了。現在的俄國和普魯士，還是當年的俄國和普魯士嗎？
可想而知，支持他們的，都是年輕軍官、年輕貴族、大商人、手工業者，以及最保守最愛國的農民。
卡姆比爾等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盯上的就是國會中的激進派，希望他們在國會中取勝，支持他們，以換取他們的回報——至于瑞典被俄打、被英嫌，那和他們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有錢，去英國去荷蘭去俄國，不一樣當大爺？
況且，卡姆比爾本來也不是瑞典人，而是一個英國人。
趁著二月份還沒到，商船還沒起航的機會，卡姆比爾又匆匆返回了斯德哥爾摩，找到了激進派的領袖人物卡爾·吉倫特博格。
三年一度的國會就要召開，卡爾也是志得意滿。
他的支持者們，學習英國人內戰時候戴假發和不戴假發的方式，戴著與保守派截然不同的帽子，利用不準寫國事不準出書的審查制度，到處煽動對俄復仇的演講，取得了大量的支持。
他有信心，在這一次國會中，干掉保守派的阿維德，自己成為國務大臣。
如果瑞典選擇對俄開戰，法國愿意提供一筆援助，包括一部分槍支、火炮，甚至一些艦隊。
同時，這位可愛的法國使者，還給瑞典帶來了一筆很大的訂單。
法國的波爾多，盛產葡萄酒，而制作葡萄酒桶，需要上等的鐵做箍，瑞典的鐵質量相當好。所以法國斷絕了和其余國家的鐵貿易，將波爾多箍酒桶的鐵訂單，都交給了瑞典。
以此，作為這一次支持瑞典對俄開戰的誠意。
這筆訂單，是給激進派的，法國可不會把這筆訂單算在保守的英俄派政績上。
除非激進派掌控國會，訂單才會生效；而如果還是阿維德那個老頭子，這筆訂單是不會交到瑞典手里的。
訂單，意味著又能獲取一些工商業者的支持，這讓卡爾當國務大臣的夢想又近了一步。
現在，東印度公司的發起人、大董事、瑞典的勛爵卡姆比爾又找上了他，卡爾·吉倫特博格覺得國會的事，更穩了。
他想，他會引導瑞典人民，攻占圣彼得堡，然后…或許可以憑借威望，徹底毀掉瑞典的絕對君主制余燼，他可以成為瑞典的護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