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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臨安難

  繼京東西路燃起戰火之后,大同帝國又出兵進犯大宋京西北路滑州進而威脅開封府,同宋兩國之間的戰爭規模進一步升級。

  大戰將起之時,東京城中的禁軍士卒卻還在借口鬧餉威脅主帥,為避免激化矛盾引發兵變等不可預測的后果,東京留守王黼急招都統制劉延慶回城統軍應戰。

  不消王黼親自吩咐,劉延慶回到城中后,就立即出面妥善處理好了禁軍士卒鬧餉的問題。

  不管是守,是逃,還是降,大戰來臨之前東京城中的社會秩序都絕對不能亂,這點算是王黼和劉延慶二人唯一的共識。

  除此之外,兩人相互防范,再難統一意見。

  實際上,經過這次逼戰和鬧餉事件后,王、劉二人已經正式撕破了臉皮。

  王黼身為文官帥臣,天然就凌駕于武將之上,又長期居于朝中,與人爭斗的經驗極為豐富,即便鐵了心要投降大同,也要盡量做得滴水不漏。

  其人深知戰亂不比平日,官威不如兵權,乃牢牢掌控京營人馬調動權,以防范劉延慶狗急跳墻發動兵變,并向臨安朝廷上書,彈劾劉延慶縱兵鬧餉圖謀不軌。

  而劉延慶也不是一般軍頭,自不會悶聲不吭背下這口黑鍋。

  其人也向朝廷上了書,彈劾王黼守御東京的種種詭異行為。

  王黼極為狡詐,行事滑不溜秋,讓人無從抓住其把柄。

  劉延慶雖然一直懷疑王黼會投降大同,卻也沒有真憑實據。

  而且,大宋武將不受文官帥臣節制,還敢告刁狀,乃是大忌。

  但兩人已經撕破臉,就算劉延慶忍辱負重,也別想在王黼這里討不到半點好,索性就將事情鬧得更大一些,徹底與其劃清界限。

  別管有沒有王黼投敵的罪證,先潑了臟水再說。

  待日后這廝真的投降了大同,憑借這份“政治敏感性和堅定性”,就能抵消劉延慶自己棄城逃跑的罪責。

  操作得好的話,還能將自己打造成與叛國賊做堅決斗爭的勇士,并借此獲得新君的賞識,從而東山再起。

  其人還以全力應戰為名搬進了軍營吃住,無事不出營,有事也只以公文來往,堅決不給王黼發難的機會。

  大戰將起,東京留守司文武官員不僅不能精誠團結共抗強敵,反而因彼此之間的嚴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對立,還向朝廷告起了御狀,將丑事鬧得人盡皆知。

  收到王黼、劉延慶二人的上書,剛剛擁立新君的臨安朝廷官員如同嗅到了鮮血的蚊蠅,立即興奮起來,紛紛就此事上書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論事,彈劾劉延慶驕縱跋扈不受節制,必須嚴懲;

  又指責王黼馭下無術,連一個軍頭都收拾不了,愧為三師重臣。

  此論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來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實際卻是意有所指,絕不是為了和稀泥息事寧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員接過這個話題,并以話術手段轉移矛盾,將王黼、劉延慶二人帥將不和的問題原因歸咎于東京留守司機構設置不合理。

  須知道,遷都臨安是前任皇帝趙佶的提議,設置東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顧群臣反對一意孤行的結果。

  也就是說,朝臣們針對東京留守司將帥失和之事的討論已經轉變了風向,斗爭的矛頭不經意間便指向了太上皇趙佶,正是因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亂。

  在尊尊親親的封建君權時代,君父的尊嚴高于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實際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絕對不能承認這一點。

  除非有臣子發了瘋,不然絕不敢蠱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東京留守司機構設置不合理之論的真實目標并不是趙佶,而是其人的親信。

  只有拿掉了這些人,新官家才能徹底坐穩江山,上竄下跳搞事的小臣子們也才能上位分果果。

  沒能追隨太上皇南幸的道君寵臣也不是傻子,自然能看透這些人的真實謀算,性命攸關,如何敢放縱朝中這股暗流。

  道君寵臣們立即以大敵當前,朝中卻有小人欲要自亂陣腳其心可誅為由進行堅決反擊,力勸天子一定要明辨是非,切勿為奸臣所蒙蔽,行敵人快而臣民痛之事。

  大宋朝堂的黨爭持續了近百年,利益各方政治斗爭的經驗都非常豐富。

  進攻方眼見有人主動跳出來承接火力,不僅不慌,反而更加來勁。

  這些人的奏書開始指向具體的人和事,公開指責奸臣相互勾結,蒙蔽圣聽欺壓群臣,才會致天下禍亂于此。

  當此兩國大戰之時,朝廷絕不能息事寧人和稀泥,唯有嚴厲懲治這些欺上瞞下的作惡奸臣,才能聚攏天下人心共保大宋江山。

  如此,不到兩天的時間,由東京留守司將帥失和相互彈劾引發的朝堂爭論,就在群臣的刻意為之下徹底偏離的方向,變成了皇太子即位后的第一波政爭。

  至于朝廷這個時候本來應該關心的東京留守司問題如何處理,同宋兩國即將擴大的戰爭如何應對等問題,則利益之爭高于一切的朝臣們選擇性的忽略掉了。

  而本應該充當政爭主持者和裁決者的天子趙桓卻安坐御塌,基本不發表個人的意見,似乎盡力扮演著百事不通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的新君形象。

  天子不表態,就是默認政爭的力度還不夠。

  該彈劾的事,想懲治的人,要重新分配的利益等等,之前的政爭中都沒有提到,或者提到了卻淺嘗輒止,沒有達到天子想要的效果,還要繼續加大火力!

  但大宋此番皇位更替畢竟走的是內禪程序,太上皇雖然卸任之后就馬上跑路了,其親信臣子卻還控制著很多關鍵崗位。

  新君的支持者,或者說希望通過彈劾道君寵臣表達支持新君的態度,以換取個人富貴者的嗓門雖響,實際力量卻很弱小,遠遠左右不了朝政。

  政爭能夠持續進行下去的前提是爭斗雙方的力量旗鼓相當。

  至少,在皇帝的偏袒下,弱勢的一方能夠扳倒強勢一方才行。

  不然的話,雙方的力量對比極度不對稱,一旦真正觸及核心利益,掌握絕對優勢資源的一方就會掀桌子,直接以暴力消除分歧。

  剛剛以內禪形式完成權力交接的臨安朝廷雖然進入到了后趙佶時代,卻還沒有真正過渡到趙桓時代,新天子的地位此時實際并不牢固。

  求幸進者若是不顧雙方實力對比一味瞎鬧,將原本有可能倒向新君的老臣都逼到了對立面,反而會壞大事。

  到那時,誰跳得最歡,誰就會被復辟的道君皇帝拉清單。

  天子始終不表態,“倒道派”掌握的力量嚴重不足,就不敢鬧得太過火,只能翻來覆去老三篇,殺傷力嚴重不足。

  而道君的親信寵臣們則咬緊“以大局為重”,只要擺出一副相忍為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致抗同的態度,便可立于不敗之地。

  如此一來,剛剛炒熱的政爭似乎要陷入僵局了。

  只是,政治斗爭一旦開始,就不可能停下來。

  今日放過了該整死之人,來日就會被這些人整死,你死我活之局下,誰敢停下?

  政爭如戰爭,正面對決打不贏,就不能出奇兵么?

  實際上,在這波政爭正式發起之前,就有人開始部署奇兵了。

  大宋是文人士大夫過得最逍遙的國度,也是朝野分割線“最模糊”的王朝。

  通常,朝堂上的政爭剛剛開始,民間就能引發熱議。

  然后,又通過各種途徑傳到皇帝的耳中,進而影響天子對政爭的裁決態度。

  這次也不例外,東京留守司將帥失和的消息在民間連一朵小浪花都沒激起,便掩蓋在天子欲要廓清宇內,奸臣卻極力蒙蔽圣聽的一片振聲疾呼中。

  在有心人的推動下,“誅殺奸臣,還政天子,振作大宋,打敗偽同”的輿論急劇升溫,在救亡圖存的崇高使命下,民間的情緒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被煽動起來。

  不少人或為狂熱的情緒所支配,或裝作狂熱以方便不著痕跡地引導民間情緒,開始頻繁串聯,以將這把仇恨、恐懼、不甘的情緒之火燒得更旺。

終于,向來關心時政的太學生們決定不再坐視大宋危亡,一名叫做陳東的鎮江府籍太學生鑒于時事危機,聯合其他太學生上書勸天子振作朝綱,言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伐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

  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兇而未去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

  如四兇者乎,曰蔡京,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曰王安中是也…

  今偽同再犯,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

  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

  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

  夫舜之去四兇,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

  陳東這道上書洋洋數千言,既有“使(蔡)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的惡意揣測,也有“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梁)師成自謂皆出己意”的官場秘聞。

  其人不過是個無官無品的太學上舍生,如何能掌握這么多機密信息?

  很明顯,陳東上書就是大宋朝堂政治斗爭急劇升溫到失控邊緣的明確信號。

  陳東代表的是“洶洶民意”,天子要是還不能給出明確的答復,便有可能引發“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的混亂局面。

  到了這個時候,大宋新官家趙桓也再不能做木偶,必須表態了。

  其實,這位御座上仿若木偶般的憂郁青年并不傻,只不過“事不關己”,才坐觀臣子們盡情表演罷了。

  生而富貴的趙桓并不幸福,從小便因“不類己”而被其父皇趙佶所不喜,導致其人養成了憂郁叛逆的性子。

  一直到二十二歲以前,趙桓都會經常幻想自己繼承皇位后,一定要親賢臣遠小人,整頓朝綱,革除積弊,恢復大宋國運。

  以此證明自己雖然從小就極少得到父皇的關愛,卻一點也不比他差,更比經常背拿來證明自己不行的老三趙楷強。

  直到四年前的那場變故發生——

  宣和四年,徐澤率大軍北伐,一舉滅掉了大宋的百年宿敵遼國。

  并挾此大功,在燕京建國稱帝,從此便與大宋分庭抗禮。

  盡管自大名府之戰后,同舟社就已經取得了與大宋朝廷的平等對話權。

  但后者卻無法接受同宋兩國并立的事實,即便被大同逼著完成了勘界,仍不顧雙方實力對比的巨大差距,也要想盡辦法給新生的大同帝國找不痛快。

  在此期間,大同帝國曾數次發出嚴厲警告,卻被大宋朝廷一再錯誤解讀。

  由此,引發了第一次河東路危機。

  徐澤挾滅國之威率大軍南下,一舉攻破滑州威逼開封府,嚇得道君教主皇帝差點丟掉朝廷跑路。

  大宋朝廷派出了公相魯國公蔡京和皇太子趙桓前往大同與徐澤進行談判,最終解除了此次滅國之危。

  之后,趙桓便留在了正乾皇帝身邊,直到河東路問題初步解決。

  這段時間雖然不長,卻改變了趙桓的命運。

  正乾皇帝日理萬機,卻不忘給趙桓以真誠的關愛。

  在徐澤的諄諄教誨下,大宋皇太子趙桓懵懂地知道了“國家”是什么概念,皇帝又該做哪些事情。

  這段時間的所見所聞,嚴重動搖了他的“三觀”,摧毀了其人賴以驕傲的倔犟。

  趙桓想明白了治國不是兒戲,清楚自己治不好國,自己的父皇也治不好。

  甚至,大宋就不像“國”,根本沒法治。

  這之后,其人便對治國興致缺缺,還想留在大同,卻被正乾皇帝趕了回來。

  但他的老子,還有滿朝臣子,卻偏要將這江山硬塞給他。

  因而,此刻盡管趙桓不知道臣子們背后的小動作,卻非常清楚自己已經坐在了火山口上,再不表態就有人要逼他表態。

  可其人卻一點都不著急,甚至還有些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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