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寶七年（公元974年），繼承后周開拓之勢的大宋確定先南后北的統一戰略，先后攻滅了荊南、湖南、后蜀等國，又出動大軍攻打已經自降封號的南唐。
宋軍兵圍金陵城，唐軍負隅頑抗，大宋太祖皇帝趙匡下詔，命南唐后主李煜來汴京朝見自己，實際就是勸降。
李煜擔心一去不復返，不敢奉詔，乃遣其國吏部尚書徐鉉入朝。
徐鉉對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
出身軍漢的趙匡卻不愿跟弱者繼續磨磨唧唧，直截了當地挑明了自己的目的。
“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可許他人鼾睡！”
自此之后，“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便成了強者肆意欺凌的弱者的絕佳借口。
一百五十多年后，由宋臣造反起家的徐澤北伐滅遼，坐擁京東和燕云，又全取兩河，并力壓金、夏、高麗、日本等國，成為當世最強之國。
只要稍微懂點歷史的人，就能明白立國后一直在飛速擴張的大同帝國肯定不會放棄“天下一家”的努力，其下步目標必然是軟弱無能屢屢割地求和的大宋。
風水輪流轉，這回輪到大宋王朝成為大同帝國“臥榻之側”的“酣睡者”。
危機感極強的教主道君皇帝最是清楚自己的處境，并且未雨綢繆，早幾年前便啟動了遷都計劃，卻因臣子們不愿放棄切身利益而一再受阻。
之后的事態發展證明了趙佶不愧為趙氏子孫，對太祖皇帝“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句話的理解遠超他人。
只不過，大同帝國的動作比趙宋君臣預料的還要快還要急。
宣和七年正月，剛剛全取河東和河北，尚未完全消化這兩地的大同帝國便傳出了大規模擴軍的消息。
自徐澤公開造反后，宋軍在戰場上一敗再敗，趙宋朝廷只能反復割地賠款，試圖喂飽徐澤以求喘息之機。
事實證明，割肉飼虎只會讓老虎更加貪婪。
幻想兩國和平相處的趙宋臣子被這一計響亮耳光打醒后，總算意識到教主道君皇帝的先見之明，同意遷都，卻又在具體方案上扯皮。
兩個月后，大同帝國借口護航南糧北運，出動海軍攻占趙宋通州崇明鎮，封鎖長江入海口。
驚獲此消息，教主道君皇帝趙佶當即拋下了屢屢拖其后腿的朝廷，帶著御營匆匆逃到陪都臨安城，由此引發了東京百姓大逃亡。
經歷此亂后，聚天下之財而興盛的東京市場迅速蕭條下來。
百姓生活質量急劇衰退，加之守備兵力大減，很多人盼著同軍趕緊南下輕取這座七朝古都，以早日結束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
為了在“即將爆發”的開封府大戰中博取富貴，張三、李四等人陰謀蓄養亡命之徒，卻因錯誤判斷大同攻宋之戰的時機而耗盡家財。
他們不知道的是大同這次擴軍確實是為了攻打趙宋，只不過非常重視情報戰的正乾皇帝這次反其道而行之，提前放出了擴軍的消息以催促趙宋加快遷都進程。
徐澤的目標當然不是張三這類人，后者不過被殃及的池魚而已。
大人物與普通人掌握的社會資源不可同日而語，影響力也相差天壤。
前者的一念之差就能在不知不覺中影響很多人，既能讓他們生，也能讓他們死，還能讓他們生不如死。
苦盼同軍南下而不得的“義民”們等得心焦冒火，負有守土之責的趙宋知開封府事東京留守王黼也忐忑不安。
其人身居高位，視野更加開闊，掌握的信息面自是混市井的張三等人不能比，心思自然更加復雜。
去年底，大同帝國派人接替郭易簡知明州事的消息在同宋兩國刻意的隱瞞下，知道的人并不多，也沒有引起多大的波折。
今年八月，大同的將軍關勝又率整編后的同軍第六軍四千余人由昌國縣出發，跨過定海灣，進駐明州治所鄞縣。
五年前，徐澤接受了趙宋朝廷的請求，率萬余精銳南下平定方臘之亂。
但大功未成，頑抗同舟社推行的稅法改革的沂州大戶祝朝奉、李應等人便趁京東路空虛裹挾百姓作亂，徐澤只得提前趕回京東東路平叛。
臨行前，其人上奏朝廷，將招降的越州賊軍八千人一分為二，并就地安置以“屯田恕罪”。
其中，魯智深、朱言部五千人安置在越州剡縣，王英部三千人安置在明州昌國縣。
剡縣在四明山、會稽山、沃洲山之間，昌國縣則孤懸海外，地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算是徐澤在江南公開打下的楔子。
彼時，趙宋朝廷一再敗于京東賊人李子義之手，又耗費巨力平定方臘之亂，接連大戰，國力已疲，民怨沸騰。
而徐澤提前回到京東東路，很快就會要求朝廷兌現轉讓河北東路供其北伐的戰前承諾，偏偏教主道君皇帝早就想好了要抵賴，京東或河北肯定會因此而起事端。
對趙宋朝廷來說，若是解決不了京東與河北的危機，江南收拾得再好都沒有意義，便只能捏著鼻子認下了此事。
再之后，大名府一戰，宋軍精銳盡覆，別說遏制徐澤，后者不造反攻進開封府就是萬幸了。
由此，自方臘之亂后，趙宋朝廷就失去了明州的實際管轄權，越州也只能管部分。
因而，關勝率軍從同屬于明州的昌國縣入駐鄞縣，倒是沒有引起宋人的過度關注。
消息傳到臨安，便被縮在城中練字作畫的教主道君皇帝再次壓了下去，僅有王黼這等級別的重臣才知道。
但這次的事顯然跟郭易簡和李石的交接不一樣，并不是同軍境內移防這么簡單。
明州實在這之前際為大同帝國所據，名義上卻仍歸趙宋所有，而同軍駐守其地則代表著大同正式宣示對明州的所有權。
結合兩個月前的崇明鎮事件，可以看出大同不再不滿足于坐等趙宋搞事然后反擊，開始主動出擊，大同對趙宋的策略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而且，這次同軍正式駐守趙宋的大后方——江南，代表著正乾皇帝已經著手與趙宋爆發全面戰爭的準備了。
實際也是如此。
秋收前，駐守河東路的同軍第三軍斥候便頻繁越過兩國邊境，抵近趙宋永興軍路綏德軍義合寨偵察，并肆意攻擊前來驅逐的宋軍。
同宋兩國關系急劇降溫，大戰將起的形勢是個人都能看得出來。
所缺的，只是大同帝國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或者其他什么借口走個過場，向趙宋王朝正式宣戰了。
去年底才復任的保靜軍節度使種師道便接連上奏，判斷同宋兩國的大戰不可避免，提醒朝廷勿要再存僥幸，應該深入動員，準備與大同進行不死不休的全面戰爭。
其人還言之鑿鑿地預言同軍下步的攻擊目標就是陜西諸路，請求朝廷給予陜西更多糧草甲械支持，以用于在太原府之戰中遭受重創后一直沒有補全編制的西軍備戰。
教主道君皇帝確實不知兵，卻也屬于當世智商最高的一批人，怎么可能被這老軍頭的話術手段輕易忽悠？
兩年前，太原府救援戰失敗，將門勢力受到重挫，趙佶派童貫再次坐鎮陜西諸路，以統合西軍，應對同軍可能發起的繼續進攻。
童貫統帥西軍多年，威望較高，卻也沒辦法空口白牙說服剛剛打了敗仗的眾將士為朝廷繼續賣命。
其人除了向朝廷推薦提拔一干中低級軍官以逐步取代老牌將門讓出的空缺外，便是金錢開路激勵士氣了。
趙宋丘八就是這點好，不管之前打了多爛的仗，只要大把的錢財下去，原本低落的將士們士氣就能起來。
隨后，童貫又上奏朝廷，陸續恢復了太原之戰中受創的西軍諸部。
這中間肯定會有一些軍頭借機瞞報人數吃空餉，但童貫治不了的軍中問題，換其他人更治不好。
而且，大同若要掀起兩國大戰，無論是攻打淮南東路、京東西路，還是京畿路，都遠比直接進攻地形險要的西軍老巢的風險更小收益也更大。
所以，種師道此奏純粹是睜眼說瞎話。
或者說，其人就是代表西軍的大小軍頭向朝廷喊話。
種師道這老滑頭分明是看到了朝廷召童貫回臨安加強防務，陜西諸路再無帥臣能夠壓制其人，借口同軍的威脅而不愿挪窩罷了。
趙宋朝廷與軍頭將門互相需要又相互防范，沒有西軍將門軍頭的支持，趙宋面對大同確實很沒有底氣。
但沒了朝廷不遺余力地為西軍輸血，就靠陜西諸路那點可憐的出產，西軍將門軍頭們照樣翻不起浪來。
二者實際上就是一條繩上的螞蚱，誰也跑不了誰。
真到了大同南侵，趙宋王朝有社稷覆滅之危時，西軍還是得乖乖進京勤王。
因而，趙佶并沒有繼續滿足西軍將門軍頭們的無理要求。
但其人并沒有一味打壓，而是主動放棄了調種師道到東京留守司抵御同軍的計劃。
后者也讀懂了教主道君皇帝的旨意，之后便閉口不提西軍補充之事。
二者就這樣別別扭扭地繼續熬下去，直到哪一方先熬不住倒下為止。
所以，同宋兩國敵對數年，趙宋朝廷也整軍備戰了數年，可真到了大同有意大舉南下時，教主道君皇帝手中還是沒有敢戰之兵。
面對這樣的窘迫局面，趙佶面對同軍從北到南由東到西全方位試探和挑釁，也只能選擇忍讓為先。
教主道君皇帝一面嚴令各地平息內亂，務必確保秋稅錢糧及時保量運抵臨安，以用于朝廷擴軍備戰，并繼續加強南陽府防御體系建設。
一面派出使者前往大同，陳述本國“事大之禮甚恭”，以求消除兩國之間的誤會，盡量避免或拖延大戰爆發的時間。
不過，已經遠離中樞的王黼并不怎么關心朝廷對大同的應對措施。
其人以太傅楚國公之尊留守東京知開封府事，實際上已經被教主道君皇帝遺棄了，天子都沒信心守住的城池，他一個臣子又如何守得住？
本就有心做帶路黨的王太傅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受領留守東京的任務后，其人就做好了拱手送上開封府，以換取自己在大同帝國繼續發光發熱的政治資源。
這幾個月里，王黼冒著極大的風險，先后三次派出自己的心腹穿越過境，嘗試聯系大同朝廷賣身投靠。
結果，都是石沉大海，以往對其倍加關照的正乾皇帝仿佛遺忘了其人。
而大同帝國針對趙宋王朝的一系列行動，也似乎有意避開近在咫尺的開封府，對這座可以輕易拿下的王氣匯聚之地興致缺缺。
甚至，連斥候不愿派過河。
導致酸棗、陽武一線的守軍只能老實守城，想來個遇敵即潰的意外都不可能。
東京城卻因為淪為戰區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蕭條，百姓逃亡不斷，軍隊士氣低落，走不脫的軍民情緒日漸焦躁，照此形勢發展下去，城內不知什么時候就會爆發內亂。
留守東京便如懸崖上走單繩，一個不注意就是粉身脆骨的結局。
心向大同，卻“報國”無門，讓王黼如何不忐忑？
好在皇天不負有心人，當其人的“報效之心”經由大同外部情報司第三次轉送正乾皇帝后，圣天子徐澤終于有了回音。
“趙宋立國一百六十余載，豈能沒有忠臣義士？”
這道秘旨是口諭，態度也很模糊，并沒有正面回應是否接納王黼的投效。
既可以理解為徐澤辱罵王黼身為趙宋重臣卻爭著賣國的無恥行徑，逼其人為知恥而后勇，為趙宋朝廷盡忠。
也可以理解為正乾皇帝對東京沒有忠臣義士阻止王黼的賣國行為感到疑惑，不信其人的投誠，不想犯險接收開封府。
若是一般人，遇到這種情況，確實摸不著頭腦。
但王太傅如此八秒玲瓏的人物，又多次出使大同與正乾皇帝多有接觸，自然難不倒。
收到正乾皇帝口諭的半個月后，王黼便以東京暗流涌動，部分奸人趁機散布謠言欲要作亂為由，抓獲了一批“有異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