靚坤到新聞局為華弟求情,直接找到新聞局是當然沒用的,一個什么都不是的工作人員就把靚坤打發了。
靚坤說道:“我找新聞局局長。”
工作人員說道:“局長在開會。”
靚坤說道:“那我等局長開完會。”
工作人員說道:“局長在美國開會,你要等,就去美國等好了。”
今年,新聞局長正好從宋楚瑜換成了美國回臺灣的張景瑜,說不定真的在美國開會呢!靚坤這樣安慰自己。
考慮了一整夜之后,小蔣給國安局下令,“把那些幫會成員交出去,但是不要說軍情局參與的事情,讓那些幫會成員,是叫‘三聯幫’吧?叫他們把事情扛下來。”
11月12日,“江南案”事發不到一個月,雷功和孫庸被強勢警力逮捕,三聯幫近八成勢力都被掃蕩。
但是,“白狼”張安樂在美國的行動讓小蔣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在小蔣用“幫會成員”這個由頭搪塞李杰明的同時,“白狼”張安樂在美國的報紙上爆料:自己手上有證據,能證明雷功是受控于臺情報部門。
“白狼”張安樂的爆料,引起美國輿論一片嘩然。
李杰明也找到小蔣,說道:“美國當局也在關注著案情的進展,一直崇尚民主、言論自由的美國,一定不能容忍一名美國公民因為出書而遭到政治暗殺。”
――李杰明當然知道江南被殺真正的原因,但是偏偏要說江南是因為《小蔣傳》而死的。
《小蔣傳》的出版和《吳國楨傳》的編纂,本來就是在美國的授意下,江南有意而為之。殺了江南,反而是觸怒了美國人,一定要窮究到底。美國人對待小蔣的態度,一言以蔽之,一定要打臉。
“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對于美國的輿論,臺灣方面當然不敢絲毫懈怠,小蔣立即找來軍情局長汪希苓以及下屬一干人等進行詢問。
汪希苓承認了,說道:“是我吸收并安排的三聯幫成員加入并實施暗殺,因為江南是我們情報系統的叛徒,必須得到制裁。”
小蔣被氣的無話可說,他感嘆道:“我手下怎么還有你這樣的糊涂蟲?還能用如此愚蠢的手段來實行這樣的暗殺。江南是政工干校第一期的畢業生,是我的親密學生,他居然敢背叛我,確實可惡,應該懲罰。但是戴笠已經死了這么多年,你居然還在愚蠢地用軍統最古老的‘家法’來解決問題,可見毫無長進。從孫立人到吳國楨,美國人一直對我們心懷叵測,怎么把這么大的把柄塞到美國人手里了?”
退守臺灣后的小蔣,一直改組和管理情報與特務系統,自己也始終以“親民愛民”和“推崇民主自由”的形象示人,沒想到自己精心栽培的下屬一下子把自己維持多年的形象破壞了。
汪希苓以及下屬一干人等退下之后,小蔣說道:“1979年,大陸與美國正式建交,美國與我們斷交,僅保留民間交流,政府風雨飄搖之中,更加動蕩。幾年來,我為修復中美關系盡心盡力,好不容易逐漸恢復升溫。現如今,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真是讓我進退兩難、腹背受敵。”
國安局局長汪敬煦進言道:“既然是軍情局搞出來的,卑職愿意壯士斷腕,把軍情局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和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交出來,平息美國人的怒火。”
小蔣皺著眉頭問道:“難道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汪敬煦說道:“相信他們會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小蔣無奈地說道:“那就這樣辦吧,只是委屈他們了。”
汪敬煦慨然說道:“為國效力,理所應當。”
在小蔣面前表現得“一心護主”的汪敬煦,在離開小蔣官邸后,卻在一處隱秘的所在和李杰明會面。
李杰明滿臉笑容地說道:“汪局長,‘江南案’的情報可是要多謝你了,讓我們這么快就鎖定了兇手。”
汪敬煦不以為意地說道:“不用謝我,我只是不爽汪希苓而已。”
汪敬煦為什么這么恨汪希苓,甚至為此不惜出賣小蔣?
當初,汪希苓回到臺灣,早已晉升中將的他,被小蔣任命為軍情局局長。在當時擔任國防部部長宋長志的陪同下,蔣經國接見了汪希苓,當著宋長志的面,親口告訴汪希苓:“你先回來擔任‘情報局長’,過一陣子,我再發表你為‘國安局長’。”
小蔣的這句話,埋下了汪敬煦對汪希苓落井下石的禍根,因為國安局是軍情局的上級單位,汪敬煦就是國安局長,要是汪希苓高升當了國安局長,汪敬煦干什么去?難道去當“國安會議”主席、取代蔣孝武的位置嗎?所以,“一定要搞掉汪希苓”成了汪敬煦心中的執念。
雷功和孫庸千算萬算、做夢都想不到,出賣他們的不是遺棄在犯罪現場的那兩輛自行車、也不是租車時和車行老板吵架,而是他們頂頭上司的上司。
小蔣為了掩蓋事實而命令抓捕雷功等人,但是也不能露怯。他采取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抓人的理由是“掃黑”,法律依據是《取締流氓辦法》,并且煞有介事地命名為“一清專案”。
當時,雷功冷靜地對著負責逮捕他的侯友誼說:“你們把事情捅大了,怎么可以抓我呢?”
不明就里的侯友誼也很納悶,心想:掃黑的話,也不應該先抓三聯幫的雷功啊!“大橋頭”的“城哥”蔡金涂、“河溝頭”的“蚊哥”許海清、“夜市場”的“跛腳秉遑”鄭秉遑哪個不比雷功成名已久、惡名昭彰?為什么“一清專案”以抓捕雷功為發動起點?
侯友誼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一清專案”對臺灣社會治安的廓清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最起碼震懾了靚坤,因為靚坤本來還想借著到臺灣的機會,干掉吳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