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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五章:社保制度的誕生(上)

  眼下大明社會出現的工人、農民收入低于平均發展水平的問題,是一個社會正處于高速發展進步時期所面臨的必然挑戰。

  因為資本在壯大,而資本壯大勢必會剝削工人的利益,擠占農民享受的社會紅利。

  若是指望資本家替工農考慮,那就無疑于天方夜譚了,只有朝廷能去考慮。

  而實際上,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員甚至都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去考慮。

  雖然工人、農民的收入低于整個國家平均的發展水平,但那也只是增速上的對比,跟實際的生活質量無關。

  皇明四十二年時間下的大明百姓,除了偏遠地區的咱們不提,京畿帶、江南帶、中原帶三大塊老百姓的生活還要多舒適。

  三天吃頓帶肉腥的不算什么生活壓力,一家四口頓頓吃飽,一年換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么生活壓力。

  日子都過成這樣了,還有什么不知足的?

  這種生活質量你扔到二十年前,問天下的老百姓,他做夢都不敢夢這么離譜。

  朝廷為老百姓做的已經夠多了,為這事還有啥好操心的,完全沒必要啊。

  人心不足蛇吞象。

  有這種想法的官員不多,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而他們之所以這么想的原因其實也是正常的,因為隨著百姓的生活質量越高,他們對其他方面的吁求也在加大。

  都餓肚子的時候,覺得國家能讓他們吃飽就是圣君在世,夠老百姓齊呼萬歲磕頭焚香了。

  而當吃飽了之后,老百姓看富商、官家人都吃上肉,他們也會想吃。

  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渴盼標準一樣在不停的提高,一樣不會滿足現狀。

  要求政府越來越廉潔、要求公員隊伍越來越清貧,起碼也要和他們過同樣的日子,要是過的更舒服,人心就不會平衡。

  社會的主動吁求就是這么出現的,也就成為了擺在朱允炆與內閣案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了。

  當然,上歲數的百姓不會這么欲壑難填,因為他們是從苦日子里熬出來的,但他們的下一輩呢?

  人口是繁衍的,新生兒是不斷涌現的。

  這些孩子可沒從洪武朝活過來、更不可能見過元末明初的連天戰火,朝廷確實沒道理要求這一輩年輕人也去懂什么叫吃苦受罪也該知足。

  解決不掉這些年輕人的吁求,那么就必然會出現社會矛盾,影響朝廷和國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

  所以罵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總覺得這個國家這不好、那不好,而很少會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謾罵和詆毀。

  許不忌如今在大會上拋出這個問題,恰是出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因為朱允炆登基之后才誕生的新生兒,經過二十多年的成長,如今已經是這個國家的新生力量,并且開始步入社會的各個領域,或成為公員、或成為農民、工人、軍人、服務業的跑堂小二。

  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吁求,如何解決與滿足不僅是參會的上千名官員在思考,朱允炆一樣在思考。

  “商部是負責經濟的,現在這個問題拋出來,那么多學經濟、從事經濟的官員拿不出一個解決辦法嗎?”

  見大會冷場,許不忌有些不滿的冷哼一聲:“前幾日三五總結大會開幕日的時候,戶部的官員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幾天了,連個初擬的想法都拿不出來?”

  商部自尚書、侍郎往下,幾十號人無不冷汗涔涔。

  這時候,還是嚴震直開了腔。

  這位活躍大明政壇二十多年,上一任楊士奇內閣時期的閣臣,當年的浙江糧長,如今的工商聯大臣。

  “加賦。”

  一句加賦,引起軒然大波。

  會場之內頓時竊竊私語,朱允炆更是瞬間皺緊了眉頭。

  工人、農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經低于了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基于這一情況,竟然還要加賦?

  不過出于對嚴震直的信任或者說尊重,朱允炆還是給了嚴震直解釋的機會。

  “如今我大明的農賦是三十稅一,我個人建議征到十稅一,工人是不用繳納稅賦的,如今也征一部分,比例一樣為十稅一。”

  在這件事情上,嚴震直不敢賣關子,會臺的講桌后面,將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拋了出來。

  “在農業領域進行的加賦,是為了促使中央糧庫將糧食指導價上漲。”

  “那不一樣的道理嗎?”

  質疑聲很快響起:“老百姓交的糧比以前多了,就算糧價上漲,到手的錢還是那些,與其廢這一環勁,還不如干脆取消農業稅。”

  “怎么能一樣。”

  嚴震直舉出了例子:“咱們假定一個農民有田十畝,一年兩熟,產出為六千斤,需要繳納的糧賦為二百斤,那么中央糧庫的糧食就是二百斤,農民手里有五千八百斤。

  按照糧食指導價兩文錢一斤,則農民手中的糧食總價值是一萬一千六百文,那么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糧食,需要支付一萬兩千文。。

  如今將三十稅一改成十稅一,糧食的總量不變,依舊是六千斤,只不過農民手里的只剩下五千四百斤,而六百斤則進入到了中央糧庫。

  我們將糧價從兩文錢漲到十文錢四斤,也就是兩文半一斤,那么農民手里的五千四百斤的價值便上漲到一萬三千五百文。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就需要支付一萬五千文,里外里差出了三千文。

  那么這三千文的差出是誰來買單呢,自然是市場上的買方來買單。

  農民多賺了一千九百文,朝廷多賺了一千一百文,不過朝廷是服務人民的,多賺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放棄掉,放棄的方式呢,我個人建議,不采用直接給與錢財補貼,而是留下來作為一筆專項資金。

  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是做保險。

  一個農民面臨的主要風險無非兩點,一是天災帶來的饑荒、二是人禍帶來的地荒。

  饑荒就是天災導致的絕產,致使農民一年顆粒無收,地荒就是比如農民死亡、殘疾、老年生病導致的無法繼續耕種,土地荒廢,而這種土地,老百姓往往都會選擇賣掉,而買地的人又會趁機壓價,損害原農民的利益。

  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那么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可以上場了。

  如果是天災導致的,那么就由朝廷出面,按照百姓受災的田畝總產糧數上一年的產出進行全額給付,使用一半糧食和一半現錢。

  如果是人禍導致的,比如病亡、殘疾、老邁無力繼續耕種土地,而膝下子嗣又不愿意繼續做農民的話,那么朝廷出面將這塊地按市價回征,同時一次性給付這個農民未來十年的補償,補償的總額就是這片田畝數上一年的總產出。比例為三成的糧食加上七成的現錢。

  如果農民是死亡,則錢給予遺孀、子嗣,如無遺孀子嗣則與之近親,無近親的,錢以該農民的名義捐給當地的學堂。

  這是我本人之所以打算進行農業加賦的原因,一點拙見提交陛下與大會審議。”

  提高稅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不得不說在這一刻,朱允炆的眸子亮了。

  嚴震直這建議,有可行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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