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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正統二十一年，貿易依舊是上海最重要、最頻繁、規模也最大的經濟活動。在國內，西及巴蜀，北至幽燕，大漢的客商們通過便利的江河湖海將帝國各地的土產、財貨匯集而來；
在海外，數以十萬計的海商群體，跨海橫波，將漢家文明輻射范圍內的一切可用于帝國士民的資源，源源不斷地向本土輸入，以換取緊俏的帝國商品。
到如今，忙碌的南洋海外貿易線上，各類香料、珍奇、木料、海味，依舊是向帝國本土輸送的主流商品。不過，比起幾十年前，品類要更加豐富了，稻米、糖、食鹽、煤炭也漸成主流，而這得益于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漢帝國內部日益增長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經過前后近百年（把世祖時期的軍事征服算上）的開拓發展，南洋諸國終于成長了、壯大了，也有了相當的積累。
市場需求，對經濟活力，起著主導的作用，而即便以帝國的地大物博，對于海外資源的需求，也仿佛沒有地尤其是米與糖，在這兩者方面，帝國生產力的提升，根本趕不上人口的激增帶來的需求。
在糧食的輸入上，帝國朝廷甚至專門施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以鼓勵眾多從事海貿的糧商自南洋各國販運糧食，到正統二十一年，糧食入關關稅，已然一步步降至兩厘了。
這對于很多商人來說，都是極具誘惑的，也跟帝國快速發展的運力有關。現今通行于海上的大漢福船，往返一趟，糧食少則能拉三千石，多則五千石。以上海當前斗米45文的價格，一趟單邊就是兩千多貫的，而從南洋的購糧成本，要遠遠低于國內。
而朝廷之所以肯在糧食輸入上，給予如此大的優惠，自然不是顧慮到民生疾苦，至少不全是。起因還在于發生在正統六年至十一年間的災荒，河北、江淮接連大旱，造成了河北的王則起義，以及兩京糧荒。
河北亂事再兇，死再多人，自有袞袞諸公，為之戡定，但兩京缺糧，可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這可給帝國輝煌的盛世畫卷染上了難看的墨跡。
當年，為了緩解糧荒，朝廷不斷從各地調糧，投入了極大的成本，甚至使關隴、川蜀也陷入糧價高企，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城市民亂。
而在眾多辦法中，朝廷諸公發現，唯有從海外購糧，看起來是后患與反噬最小的一個辦法。不過，念及汪洋波瀾之不便的，為鼓勵商人，在時任尚書令的范仲淹的主持下，進一步降低糧米入關關稅，一直到如今，南洋稻米都保持著最低的關稅，只此一家。
相比之下，具備更高附加價值的蔗糖，關稅則保持在58厘的水平上下浮動，而諸如香料、煤炭、食鹽則還要更高，象牙、瑪瑙、珊瑚、珍珠、翡翠、貴木等帶有奢侈屬性的商品，還要更高。
帝國海關在關稅上的分級設置管理，也是從正式從江海關這里落實的，王安石主持江海關總稅務司期間，在這方面做出了大刀闊斧般的改革力措施，極大地改良了商品關稅結構，給帝國財稅增收。
在南洋糧食輸入的大背景下，海商群體中，自然也崛起了一批糧商巨頭，不過，能吃這碗飯并做大的，總與權貴撇不清關系，不是帝國權貴，就是封國上層。
而擁有得天獨厚地理氣候優勢的安南、林邑二國，則“南糧北輸”的主力國家，因為二國產出更多，宜耕土地更多，一年三熟，并且距離還更近，海運更方便。
也正因如此，在經過六七十年的“長跑”之后，安南、林邑二國，藉此脫穎而出，成為南洋諸國中，國力最強的兩“大國”。當然，這也是有先天基因作用的，畢竟從一開始，兩國便是漢化程度最深的封國。
在大宗輸入的商品之中，食鹽是最特殊的，因為帝國內部的鹽鐵專營政策，以及其在帝國財稅體系中占據的重要地位。
因此，長期以來，一直處于被打壓的情況，也就導致沿海私鹽泛濫。最初打這項主意的，乃是勾吳國（世祖七子劉暉后裔，加里曼丹北部），他們有曬鹽的傳統，鹽與香料，也是吳國與帝國本土貿易往來的主要貨物。
后來，北魯國（世祖八子劉曖之后，封國在北菲律賓）也參與了進來，有這兩個封國在背后策動，隨著時間的推移，規模的增大，給帝國東南鹽市，造成了嚴重沖擊。
包拯在擔任東南轉運使期間，察此情，深入了解之后，甚是憂慮，上了一道奏章，將過去有些裝聾作啞的朝廷給驚醒了。然后，在時任尚書令曹倫、財政使王士廩的支持下，推動“外鹽入關”。
曹倫，乃曹彬之孫，曹瑋長兄曹璨次子，曹氏在建隆、正統二朝，可謂顯貴。按照“原則”，范仲淹罷相之后，當以勛貴之后秉政，而曹倫之所以能脫穎而出，除了本身具備一定能力之外，也跟宮中有個姓曹的皇后有關.
曹倫上位，即便是正統皇帝劉維箴的潛邸心腹，王士廩也不得不把吏部尚書的職位讓出來。當然，劉維箴也沒有虧待他，改主財政司，權勢依舊。
而隨著財政司鹽鐵政策調整，來自以吳、魯二國為主的海外食鹽，得以光明正大地通過幾大海關，堂而皇之地進入帝國本土市場。
當然了，在鹽鐵司外事部門的嚴格監管之下，同時，比起沿海走私，風險更小，規模更大。雖然因為產量、質量的緣故，很難成為市場主流，但是價格便宜啊。
外鹽的輸入，實則也是對帝國根深蒂固的“鹽貴”、“鹽商”、“鹽幫”勢力的一種沖擊。同時，市面上供應多了，鹽價也迎來三十年間第一次下降。
正統二十一年的上海鹽價，斗鹽僅71文，這水平，都快趕得上世祖開寶時期“鹽改”上漲后的價格了。而上海鹽價最高的時候，曾一度攀至斗鹽108文，極大地影響了城市士民的生產生活。
然而，由于資源的集中，上海從來不少物資，這也能反應出，帝國其他城市的民生狀況了。最顯著的，便是兩京了，若非朝廷顧及臉面，極力壓制與調控，物價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監管不力抑或影響力不足的地方，情況就要嚴重地多，因為天災人禍，出現的騷動與民亂事件難以計數。
事實上，以漢帝國這近百年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進程，國內人口與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沒有海外資源的彌補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鹽的輸入為例，且不管利益鏈條上的斗爭與分配，對于普通士民百姓來說，從鹽價的下調上，他們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當然，即便“吳鹽”、“魯鹽”乃至“雍鹽”、“越鹽”能夠通過官方渠道進入帝國市場，但沿海通江的私鹽依舊猖獗，總少不了那些順帶著把鹽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見不得光的“臟鹽”，最終的去向，也是帝國州縣鄉鎮。
南洋封國的產鹽，可不會管購鹽者何人，有錢即賣，而帝國的底層，從來不少冒險搏命的鹽梟，也不缺挑著擔子，推著獨輪車，鉆山村，下鄉野，售賣私鹽的行商腳夫。
至于煤炭，從世祖時期起，便由貴及賤，由北及南，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帝國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尤其是城市居民。
在開寶晚期，“蜂窩煤”誕生了，它的方便利民，任誰都看得出來。隨著技術的廣泛傳播，北方各地都誕生了大量“制煤場”。
然而，煤炭的使用，一直受到開采與運輸兩方面的限制，國內主產區在晉中與汝許，交通上是一言難盡，很難覆蓋全國。因此，煤炭價格常年以來居高不下，也很難使蜂窩煤走入千千萬萬的尋常百姓之家。
而帝國對于煤炭的需求，卻日益增長，尤其在冶煉事業上，煤炭帶來的熱值效益，是極其顯著的。有市場需求，自然有精明的商人來滿足這種需求。
恰恰在南洋各國，不管是南梁國（蘇門答臘），還是爪哇島上的雍、越二國，還有吳國，都擁有大片的露天煤礦，儲量驚人，極易開采。
隨著南洋煤炭的大舉輸入，帝國南方，尤其是作為經濟核心的東南道州百姓，終于能夠用上平價的蜂窩煤，享受著漢家兒郎大舉開拓帶來的福利。
當然，從海外各國，輸入帝國本土的資源，遠不止于此。通過這些豐富的貿易活動，也能反映出各國的發展與積累。
但即便如此，到了正統時代，于漢帝國而言，在資源上依舊是輸出大于輸入，因為，帝國擁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資源了，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
絲綢、瓷器、茶葉，這老三樣自不必多提，棉布，漆器，船舶，鐵器，武器，包括書籍、技術，乃至人口，這些東西，同樣是海外諸國急需的。并且，隨著市場的開發成長，也不斷增長.
由世祖皇帝親啟，由太宗皇帝及劉姓諸侯鞏固傳承，由無數大漢兒郎乘風破浪、墾殖開拓，窮近百年之力，方才形成正統時代徹底蛻變、爆發的海上貿易規模。
就是世祖皇帝，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南洋戰略給整個東亞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漢帝國與南洋諸國會成為為如今的形態。
作為流通環節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們，財富由此而生，紛爭由此而起。平心而論，帝國海外貿易的長盛不衰，也與隨之誕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團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上海市，顯然是這些人的基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