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文要回京了！”
正統六年暮春的大漢帝都，類似的感慨與議論，尤其多，一直到正主抵京，方才勉強安靜下來。顯然，帝京權貴們真實的感慨是：范希文要當尚書令了......
自江陵出發北歸，并不算太漫長的路程，范仲淹足足走了一個多月，關鍵不在于時間，而在于這段旅途中的心情。要知道，以往任何一次，聞君召喚，他都是日夜兼程，急奔京城，述職盡忠。
而這一回，除了作為一個文臣、老臣、名臣的矜持之外，還有他內心的遲疑與忐忑，或許有那么幾分矯情，然若非打心里重視、珍視，又何至于此。
北歸途中，沿路官僚權貴們，就像蒼蠅聞到蜜一般，蜂擁而上，范仲淹是擋也擋不住，排也排不開，可謂不勝其煩。
即便不為所動，但范仲淹也被搞得心力交瘁，因為他深切地明白，如今這一張張面孔有多殷勤和善，將來就可能有多猙獰可怖。
一路北行，在抵達洛京以南的龍門驛時，已經有人出京數十里前來迎接…也是在龍門驛，范仲淹收到了一則噩耗，一則喪報。其知交好友滕宗諒，在前往蘇州就任的途中病逝了。
滕宗諒字子京，也是端拱二年那一科的進士，在范仲淹、晏殊、蔡齊等人光環籠罩下，他并不是那么出眾，甚至一度只能被視作范仲淹的附從。
早年范仲淹第一次背負重任，被世宗皇帝安排到淮東主持沿海堤堰修筑事宜，滕宗諒就作為僚佐在旁輔助。范仲淹后來升任鹽鐵使，主持鹽務整頓改革，滕宗諒也作為判官，聽命協助，任事專心，頗有成績。
其后歷職多方，因為范仲淹的關系，也屢次受到提拔與貶謫，而不論在何任上，都以清廉自守、勤政愛民而受人贊揚。最近一次卓越的政績，便是在岳州這個湖北大州任上，雖然沒有重修岳陽樓，但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對滕宗諒治岳州之功績依舊有所提及…
滕宗諒之于范仲淹，不僅是好友至交，更是同道同志，在進京的關鍵時刻，收到如此噩耗，對范仲淹來說，實在是一個重大打擊。
哪怕報國之志早已堅如鐵石，也難免為之黯然神傷，就在這個春雨之夜，涕泗之余，范仲淹又寫下了一首新詞——《蝶戀花·夜宿龍門》。
范仲淹不只是一個政治家，朝廷的能臣干吏，還是一個文學家，在入仕后很長的時間里，他的文才并不是那么顯著，而他流傳于世的諸多文章、詩詞、政論等作品，大部分都成于他五十歲之后。
出現這樣的情況，顯然與范仲淹所處的政治環境與社會背景有關。要知道，范仲淹從少年到青壯年，一直處于大漢帝國最繁榮昌盛的一段時間，尤其是堪稱帝國最清明的雍熙時代，先承恩于太宗皇帝，又立志于少年，可以說是他一生理想與追求的開端。
及至世宗繼位，范仲淹進士入仕，得其幸運，受到世宗的看重與提拔，二十來年間快速崛起，也一直忙碌于國家大事，乃至一步步成為庶族官僚中佼佼之人物。
可以說，在五十歲前，是范仲淹人生最光明也最有價值的一段時間，為國為民，鞠躬盡瘁，一直持續到隴右任上。
而那段時間，恰恰是世宗皇帝二十七年統治時期的一大轉折點，因章德太子早薨，而引發的一系列奪嫡與政斗，導致朝政混亂，風氣渾濁，這樣的情況，也顯然更加容易引起范仲淹這樣忠心耿耿的仁人志士的感慨與擔憂。
等到世宗駕崩，年輕的皇太孫劉維箴繼位，真正進入到大漢帝國巔峰的一個轉折點，眼瞧著洛京朝堂上那些復萌的昏臣弊政，眼看著帝國順著下坡滑落......
這樣的背景下，以范仲淹那滿腹的才華，滿腔的忠心，伴著一壺愁酒，往往就能化作一篇醇香詩文......
皇帝對于范仲淹此番歸來，顯然寄予了厚望，禮遇上也十分周到，得知其已近京師，特地遣內侍行首石全彬，率領禁衛，以國公儀仗，出城十里相接。
面對這番恩遇，若說不感動，那是不可能的，更為關鍵的地方在于，即便對皇帝劉維箴心存猶豫，但經此陣仗，終究還是增添了幾分信心。
而劉維箴對范仲淹，也的確重視，在進城之后，專門安排其到漢宮中的皇家浴湯中沐浴更衣，又賜紫金麟袍，和田玉冠，親自接見于崇政殿。
對于這次會面，皇帝至少在場面上，是足夠重視的，而事前，范仲淹也準備了一肚子的忠言善諫，想要向劉維箴稟報。
但是，君臣會面的時間，并不長，至少談論國家大事的時間不長。只在客套性的一番問對后，皇帝劉維箴，正式下詔，任范仲淹為大漢尚書令，總領國政。
反倒是稍后的御宴，劉維箴談及吃喝的時候，話多了一些，這樣的情況，讓范仲淹心頭極其別扭。劉維箴并非不清楚范仲淹的脾性，也知道這樣的表現會引起這老相公的不滿，或許，他只是想通過這樣的手段表明他的態度，國政朕交給你了，就不要以其他俗事來打擾朕......
事實上，劉維箴對范仲淹已經足夠尊重了。要知道，為了接見他，劉維箴甚至推脫掉與貴妃春游踏青的活動。劉維箴顯然是個風流天子，在當下的漢宮，不說佳麗三千，三四百總是有的，到正統六年，有名號的妃嬪，便已達37人。
而其中，最得寵的，就是韓貴妃，幾與曹皇后分庭抗禮。韓貴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簡單的，他是建隆宰相韓承均之孫。
在帝國百年之后的當下，經過一輪又一輪的洗牌，帝國的勛貴階層也發生了堪稱天翻地覆的變化，頂層的權貴圈子越來越小，繼續保留在帝國權力中樞，依舊對國家事務保持著強大影響力的，也只剩下那十幾二十個家族了，這是通過百年歷史激蕩、風云變幻，方才篩選出來的。
其余的，或因后繼無人，或因立場出錯，抑或是出現重大政治過失，比起大漢帝國，還先走起下坡路......
許多曾經顯赫一時的功臣家族，都沉寂乃至淪落，甚至有的僅剩個空頭爵位，有些家族因為經營不善，甚至開始變賣祖產過活。
而正統時代的到來，對于天下勛貴來說，都是一樁幸事。因為，來自皇權的壓制力大大減輕了，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勛貴，也得以“卷土重來”，“再興家業”。
那么，一個問題出現了，正統時代，是文臣的春天，是庶族的時代，勛貴們也迎來復蘇，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況下，權貴們春天，又建立在哪些群體的寒冬之上呢？
范仲淹拜相之后，所發起的一系列對帝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改革（良），都是沖著解答這個問題去的，雖然最后證明，這個問題，無解！
而就在范仲淹拜相不過幾日的功夫，一個麻煩就找上門了，廣陵王劉繼臻強闖政事堂，狀告洛陽府尹包拯，藐視天家、侮辱皇叔、濫用官權等十大罪名，要求范仲淹將之免官懲辦......
歷史的修正下，包拯，“包大人”，依舊在帝國朝廷煥發著他的光彩，甚至于，因為政法大學堂的履歷，世宗近臣，乃至與皇帝劉維箴還有一段師生情誼，使他在朝廷內部的聲望比正史上還要高。
在四十五歲，就擔任洛陽府尹，這樣的履歷，在當下的大漢帝國，是極其難得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普天之下，絕大多數走正常升遷路線的官僚，便是那些出類拔萃且不失運氣者，在這個年紀，大部分也只能做到普通州府一級。
連范仲淹，都在年近六旬的時候，才擔任首相，還是在朝堂發生重大變故的情況下，可想而知，當下的大漢帝國，上層權貴中，“老齡化”有多嚴重。
而包拯這個“年輕人”，在擔任洛陽府尹后，也很快就得到了“包青天”的名聲，只因為兩點，不畏權貴，為民請命。
在太宗—世宗二朝加強法治建設的背景下，導致全國各地，訟師行業快速勃興，而在京中，也出現了一批專門為高門富戶打官司的“大狀”，這批人，可謂是呼風喚雨，無所不能。
然而，自包拯就任洛陽府尹以來，這些人的“敗訴率”直線下降，甚至到后來，一聽是包青天親自斷案，都趕忙勸“當事人”止損為優先......
廣陵王劉繼臻，乃是世宗皇帝四子，初封廣陵公，劉維箴繼位后，晉位為王。如今的大漢宗室，老一輩的，基本只剩下一個許王劉曜了，他當了將近三十年的中書令，對帝國朝局的穩定起到了突出作用。
等燕王劉昭薨逝后，又身兼宗正之職，直到前幾年，方以年高從中書令位置上退下，專心于宗正事務。依宗室慣例，劉維箴又以二叔安陽王劉繼德為中書令，不過，到劉繼德時，中書令的權威與作用，雖然依舊保持著，不過因為人的關系，也逐漸下滑了。
劉繼臻徒以親貴，平日里也還算安分，但在范仲淹初任首相之際，鬧出“闖堂”的風波來，背后自然少不了推手。只不過，就他自己，也確實與包拯有怨，因為他的女婿因為私販鹽茶、害人死命，被包拯拿下，當堂判死了。
事前，礙于情面，劉繼臻也低頭做小，希望包拯能高抬一手，至少保住性命，結果，“包大人”原則性很強，毫無通融之處，在劉繼臻找到皇帝之前，就將其婿判死了。
這里又有個背景，在大漢帝國的地方官府中，唯有洛陽與開封二府，當堂判死的案例，幾無推翻可能，這是二府府尹權威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來源，這也導致，二府無法輕易判死，也達到一個制衡的效果。
因而，當包拯的判決書生效的時候，能夠救廣陵王之婿的就基本只有皇帝，然而，當今皇帝，又豈會因一個罪證確鑿的“郡馬”，而去挑戰政治潛規則？
回到范仲淹這邊，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支持包拯，然而面對不依不饒的劉繼臻，為免場面上鬧得太不好看，最終將宗正許王劉曜請了出來，將劉繼臻禁足三月，此事方才告終。
但這件事，也成為范相公與朝廷內外那些不法勛貴以及頑固而強大的保守派們，角力戰斗的開端，而類似的事件，在范仲淹整個執政生涯，是層出不窮，并且每一次，都能搞得范仲淹心力交瘁。
范仲淹是一個渴望做事也能夠做事的人，但是，當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被牽扯到朝廷內部的齟齬上時，他為大漢帝國的一切努力，就只剩下苦苦支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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