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該不但制定了軍銜制度，還重新設定文官的品級——這是因為洛陽朝廷所授官品，未必符合關中的實際情況，而大司馬幕府中某些低等職務、臨時差遣，也向來無品可論。
說白了，裴該是要撇開原本的品官制度，在關中地區無論文武、軍政，另外再搞一套。
文官三品以上不授——開玩笑，一二品都是公、比公，不是裴該所可以自行任命的，所以目前關中就只有裴該一個一品，又何必再設呢？
三品文官名之為正卿，四品為亞卿，五品上大夫，六品中大夫，七品下大夫，八品給事郎，九品征事郎，最低級別再設一個登仕郎——最后這三個名稱，源自于唐宋時代的文散官。
后世完善的品官制度，從一到九品皆分正從，正四品以下又分上下，總共三十級，而文武散官制度，則從從一品起算，總共二十九階，正好一一對應。裴該認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還不必要搞得那么復雜，漢代秩祿制也不過十多個等級而已，唐宋時品級繁復，是和冗官現象密不可分的，所以到了清朝，就又除去上下，濃縮為“九品十八階”了。
他目前的設置，等于把文武都分為十階，暫時敷用。幕府和大司馬三軍直屬官員，都按此等級劃分，至于各州郡地方官，則申明此等級純為留臺任事之時別尊卑、明上下之用，與其原本官品、秩祿可以并行，且互不影響。
目前既已大破劉粲，想必胡寇短時間內不敢再來侵擾關中，而己方對于河東的侵食，暫委甄隨一部可也。在這種條件下，裴該一方面想要趁機重整軍伍，推廣軍銜制度，明確各部職能，同時也繼續擴軍，另方面計劃將關中文吏之人事，也利用新的等級制度來重新梳理一番。
關中激戰之后，暫時歸入一段平緩的積聚期，暫且不論。而洛陽朝堂之上，此際卻風云變幻。明眼人都能夠瞧得出來，大司馬裴該既在關中摧破胡寇，贏得自胡亂以來最大的勝利，加上驃騎大將軍祖逖又離開洛陽，親往河內前線，則“裴黨”之勢，必然因此而更盛。
關西、河東，以及青、徐人士無不彈冠相慶；司、兗、豫出身的官員則或者密切關注太傅荀組的動作，看他究竟如何向背，或者暗尋門路，有改換門庭之意。一時之間，梁芬、荀崧等人府前車馬不絕，請謁者能夠直接排出一里地的隊去。
然而誰都料想不到，祖約竟然會率先發起反擊。就在韋忠被車裂數日后，適逢大朝，治書侍御史王濤突然出列，彈劾尚書李容，奏其貪贓、納賄、越權、私授等十二事，請罷其職；隨即殿中侍御史范廣也站出來說：“李容朝見，常暗以其手攝前列之足，既失大臣儀體，又有私議之嫌，懇請糾治。”
王濤是堂邑人，其兄王鑒初為瑯琊國侍郎，乃隨司馬睿南遷，見在建康幕府任職；王濤本人流亡汝南，候洛陽克復后才出仕于朝。范廣則是順陽人，為前雍州刺史、左將軍范晷長子。這二位就表面上來看，都不是祖氏一黨，但今天站出來彈劾李容，背后究竟是誰指使的，那是再明白不過啦。
倘若只是偶發事件，為什么偏偏兩人先后腳地出列，從不同方向彈劾同一個人呢？
朝會之上，氣氛嚴肅，議程也很緊湊，不可能讓李容站出來，逐條為自己辯解。一般情況下，倘若事情不大，或者皇帝信任此人，就會命其寫奏自辯；倘若事情大一些，或者皇帝也懷疑被劾者，則會命有司臨時組建一個核查小組，就相關情事展開調查。
司馬鄴貌似挺信任李容的，而且王濤、范廣也沒有當場拿出無可辯駁的證據來——這年月雖然尚沒有“風聞奏事”一說，但御史劾人，還真沒必要樁樁件件都落到實處，因為他們本身缺乏足夠的調查人力和物力——便即命李容退朝之后，寫奏自辯可也。
李仲思當頂猛挨了一棒，多少有些促不及防，失魂落魄。當日晚間，他主動去拜訪梁芬，梁芬也在書房安坐，專等這名親信登門。見面之后，李容就說：“此必祖士少所指使也！”
梁芬說那還用猜嗎？廢話就不必多說了——“仲思，所劾之事，是實是虛？”
李容苦笑道：“司徒公，但任事者孰能無過？或親眷有請托，豈能不為關說？友朋有饋贈，豈可拒而不受？我所行自無過逾者，然恐不易自辯啊…”當官的誰不在灰色區域進進出出？只要不直接觸犯國家制度，事情別做得太過分，不會被人抓住把柄，那就應該沒事了吧？問題是人家蓄謀已久，有備而來，我這自辯的文章就不好做啊。
“至于殿上失儀體…司徒公豈不知乎？”我捏的就是你的腳啊，范廣不敢明言罷了——“然，范某身為殿中侍御史，何以當時不言，偏要到此際方才道出？”
隨即嘆了口氣，說：“身為臺省之臣，位列中樞，既受劾，豈能再安居其位啊！”
這也是漢代以來的通例，身為朝廷重臣，一旦被御史臺這類監察機構盯上了，不是光自辯就能完事兒的，往往都要上奏請辭——即便彈劾我的皆為虛言，亦由此可知，我不孚眾望，若不就此避位，必被認為貪權戀棧，從而有損聲名。當然啦，這只是表個態而已，辭表是否通過，尚且兩說。
但是李容說了：“祖士少來勢洶洶，恐非臣避位而不能息。臣若暫離臺省，乃可遏止其勢，不再進逼；臣若不退，誠恐事及司徒公與荀仆射…”范廣今天為什么隱晦您的名字不提？那就是留著余地呢，祖約也不敢奢望一步到位，能把敵對勢力盡掃而空。但倘若他一擊不中，就有可能加大進攻的力度，到時候威脅到您或者荀景猷，那就麻煩了…
梁芬緊鎖雙眉，捻須問道：“事乃至此乎？”你一定要請辭嗎？
李容點點頭，說我不但要請辭，而且不是光表個態而已，那是必須要離開尚書省的——“臣自退朝之后，反復籌謀，唯如此，方可反制祖士少！”好比他一拳頭打過來，咱們必須要朝后退一步，然后再施力反擊；倘若硬頂著不退，不但容易受傷，后面的力氣也不好遽發。
而且祖約他有仗恃，如今為祖逖調度糧秣物資，籌措后援兵馬，這事兒一直都是他在辦，別人即便接手，短時間內也很難將條理梳理清晰——再者說了，祖家的人馬，別人怎么可能順利調得動啊？所以他才敢直接懟我，咱們卻不便發起反擊，轟他下臺。
那么，難道就這么算了嗎？當然不成！
“能破此局者，唯士言也。”
咱們得趕緊把祖納召過來，他身為祖逖的兄長，代替祖約主掌后事，那誰都沒話說，祖家人馬也不敢不唯命是從——
“司徒公，前日之所議，須急行也！我已暗示梅叔真、鐘彥胄，司徒公乃可召之來，使彼二人南下建康，往說丹陽王與祖士言，加之劉大連、刁玄亮關說，事有七八分可成。則我一去位，司徒公便當與荀仆射共奏，召士言來都，以免祖士少欲壑難填，趁勝而更進…”
于是第二天，李容寫就了自辯的奏章，加一份辭表，一并送至尚書省，而且為了表示自己不是光嘴上說說，假裝辭官而已，他干脆就此呆在家中“待罪”，不再赴省上班了。省內共議此事，梁芬以平尚書事的身份暗示了一下，便即順利通過，上奏司馬鄴知曉。
司馬鄴召見省臣，征詢新任尚書的人選。祖約一擊奏功，未免得意，他袖子里也揣了幾個合適的人選——當然是就他而言合適——振作精神，打算要舌戰群儒，從梁芬、荀崧、華恒嘴里，硬生生把這個位置給搶到手。可誰料想荀崧直接就說了：“范陽祖士言，家門貴顯，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見在丹陽王幕，乃可召入都中，使列臺省。”
祖士少聞聽此言，當場就傻了…
祖納雖然跟他不是一母所生，終究也是同父兄長啊，以傳統的儒家道德而言，除非我這兄長人品實在不堪，甚至于干犯國法，我已然跟他斷絕了關系，否則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下說兄長的壞話吧？如今荀崧提出來，要召祖納入都，補任尚書，難道我能說不合適嗎？
更要命的是，祖納不來還則罷了，一旦他進京就任，豈有一門兩兄弟并列中樞，還呆在同一部門的道理啊？那無私也有私了！到時候肯定得我避他，不可能他避我吧？
司馬鄴不知道他那么多花花腸子，還特意問：“仆射所奏，祖卿以為若何？令兄才堪尚書否？”
祖約有苦說不出，只得俯身道：“家兄之才，過約十倍…”
心說我回去就趕緊給二哥寫信，把利害得失剖析清楚，請他千萬千萬辭召，不要到洛陽來！可是我這二哥從來都瞧我不起，他會不會聽我的話，還真是難以預料啊…
對于荀崧舉薦祖納之事，既然群臣多無異議，司馬鄴也便首肯，隨即尚書省擬定制書，遣尚書左丞王卓前往建康，去征召祖納。
王文宣以高品而低就——他是一品京陵郡公，卻只做個小小的尚書右丞，不久前才剛晉為左丞，列第六品——平素卻毫無遺憾、怨懟之言，做事忠誠勤謹，得到了臺省上下的一致好評。但就理論上來說，他是太原人，又曾經主動投向長安，去謁裴該，應該算“裴黨”，只是王文宣謹守門戶，從來也不跟梁芬、荀崧等人私相往來，表現得絕對中立。故此這一征召人選，也便同時得到了梁、祖雙方的認同。
隨即梁芬、荀崧，以及祖約，先后遣人去暗示王卓：你慢慢走，不著急往建康趕…
對于前者來說，那是希望梅陶、鐘雅先一步趕到建康，先說動丹陽王司馬睿放人，說服祖納應怔；對于后者來說，我給二哥的信得先送到啊，否則這阻攔還有什么意義呢？
王文宣擅長觀人，對于朝中的波譎云詭，自然也有所察覺，因而回復雙方來人，都說我知道了——那我就慢慢走，等你們安排好嘍，再抵建康。你們只管斗去，反正不關我的事啊，我只要做好本職工作就成了。
朝命頒下，李容正式離職，然后就收拾行李，說要返回老家去。梁芬、荀崧自然對他別有安排，甚至于想干脆把李容塞進御史臺去，卻都被李容給婉拒了。二人心說，難道你是想返回關中，去向大司馬哭訴不成么？
哭訴不哭訴的暫且不論，李容既然歸鄉，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隱居不仕的，而作為當初“倒索”的大功臣，裴該也不會放著此人不用。總之李容入關，必將出仕大司馬幕府，日后的前途也有保障，梁、荀等人因此見他去意已堅，乃不多勸。
順便說說梅陶和鐘雅，前者是汝南西平人，后者是潁川長社人，“永嘉之亂”前都做到過縣之長吏，亂起而南渡，入了當時的瑯琊王司馬睿幕，待裴、祖復洛，乃絡繹北歸。若論派系，這兩人都比較傾向于荀組，梁芬也是先跟荀組商議，在利益上達成了妥協之后，才得以派遣二人前往建康游說的。
主要這二位與祖納本為莫逆之交——中即記載有三人之間的交談：
祖納平素寡言少語，但并不是說這人嘴笨或者腦筋慢，只是為人謹慎，不肯妄逞口舌之利罷了，正經在朋友中間，他還是挺能說會道的，某次就把梅陶、鐘雅駁斥得啞口無言。祖納因此就說：“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
梅、鐘不肯認輸，說：“我有神錐，不可得槌。”祖納笑道：“假有神錐，必有神槌！”反正我這鈍槌，能把你們的利錐都給砸個稀巴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