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醫學研究當做拯救蒼生的利器，但也有些人并不這么想。
對他們來說，研究只是一項工作。至于這項工作之后會取得什么樣的結果，獲得多么偉大的成就，這些人并不是很在意。
而萊納斯的情況比較特殊，他的情況正好介乎于兩者之間。
之前還在美國的時候，他的研究方向是過敏機制。之所以選擇這個方向，是因為萊納斯剛上大學的時候前往日本旅行，結果卻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過敏——花粉癥。
花粉癥導致的嚴重過敏，以及隨之而來痛不欲生的遭遇，給萊納斯的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而在幾年后，這顆種子逐漸萌生出了嫩芽——他獲得了自己的免疫學博士學位，并且進入了帕斯卡爾博士的實驗室繼續工作。
在帕斯卡爾博士的實驗室工作的那幾年里，萊納斯學到了很多東西。從科學研究的方法，到研究問題的思路，甚至到“做人”的方法。
帕斯卡爾博士是個很講義氣的人。這個特質在美國人里并不算多見，而在美國的“科學家”們之中就更顯珍貴。正巧萊納斯是意大利裔，重視家人的習慣就像是刻在意大利人骨子里的本能一樣。這正好又和帕斯卡爾博士的性格對了個正著，這兩人不投脾氣反而是怪事。
雖然因為老帕來到中國而遭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已經把這個謝頂的家伙視為親人的萊納斯并沒有因此記恨老帕。他明白，自己的這位老師有著崇高的理想和真誠的內心。如果有人認為帕斯卡爾的行動是為了私利，萊納斯會毫不猶豫的給那個說蠢話的家伙來上兩耳光。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信任基礎，在得到帕斯卡爾博士幫忙的請求后，萊納斯毫不猶豫的放下了自己手里所有的工作，開始尋找起了相關的研究線索。
康復者血漿療法最早應用是在1891年——在血型這一概念被發現的十八年以前——一名來自德國的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醫生對一名罹患白喉的患者首先使用了這一療法。而隨后，這名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轉。這種療法在人類還沒有發現抗生素之前，被普遍用于治療其他細菌感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時候，使用康復者血漿的患者絕對死亡率降低了21。在1959年到1983年的阿根廷出血熱治療期間，未接受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患者死亡率高達43，而接受了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患者中，死亡率被成功的拉低到了不足3。
而康復者血漿療法最令人側目的成就，當屬1976年第一次爆發的埃博拉疫情。雖然數量不多，但應用了康復者療法后，兩名患者的癥狀都大大改善，并且最終存活了下來。在面對死亡率高達88的剛果（金）埃博拉疫情面前，接受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患者居然全部生還。這幾乎是一個奇跡。
雖然康復者血漿療法效果顯著且歷史悠久，但對于這種治療方法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自從1962年人們開始發現了第一種有效抗病毒藥物碘苷之后，對于病毒治療的研究就開始向抗病毒化學藥物發展了起來。康復者血漿輸入療法缺乏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檢測、采取和輸入血漿的過程中有感染風險、含有高滴度中和抗體血型的可及性差——具有高滴度抗體血清的恢復期患者人數少，血漿需求量和供給量差距懸殊且不可再生——這一系列的客觀因素，導致了康復者血清療法難以推廣且缺乏推廣研究的價值。
更麻煩的是，血漿作為一種血制品，本身就存在過敏性休克、輸血相關的循環符合和輸血相關的急性肺損傷等等風險。這從根本上就阻礙了康復者血漿療法的商業化、廣泛化臨床應用。
而沒有商業前景，無法獲取利潤，醫藥巨頭們就對這種療法缺乏興趣。而沒有醫藥巨頭的興趣，要推進相關研究就顯得極為困難。
這也就導致針對康復者血漿療法的研究幾乎陷入停滯。但這種療法依舊引申出了兩種新的研究方向——模仿康復者血漿中的IgG作用，制造和病毒受體結合區結合的單克隆抗體；以及通過清楚患者血漿內的免疫細胞，從而治療自身免疫系統疾病的血漿置換療法。
但現在云鶴的情況比較尷尬。單克隆抗體是需要時間和運氣才能搞出來的針對病毒的特效藥。如果運氣好的話，這種單克隆抗體或許能在兩年內問世，但要是運氣不好，或者病毒本身的變異速度太快，還沒有完成研究的單克隆抗體可能就已經失效。
單克隆抗體指望不上，而血漿替換對病毒感染的患者不敢幫不上忙，甚至可能阻礙人體的免疫系統清除病毒。現在的希望就只剩下了康復者血漿和其他已有藥物的“老藥新用”上。
未經過大規模且設計良好的隨機對照試驗檢驗的康復者血漿療法，常常被認為是一種“經驗性”治療。
經過了幾個小時的高強度電話溝通后，寧遠的天空已經微微泛白。帕斯卡爾博士打了個巨大無比的哈欠，他看著自己電腦屏幕上巨大的“經驗性治療”五個字，松開的眉頭又緊緊皺了起來。
“劉院長，我有點事情想要咨詢您一下。”第四中心醫院醫生們執行力強的特點在帕斯卡爾博士身上展露無疑，老帕在上午七點二十分鐘的時候給劉堂春打了個電話過去，并且在劉堂春接通電話的第一瞬間就提問道，“我記得你以前跟我說過，中醫是一種經驗性療法是么？”
“不完全是。”早上正在準備例會通報的劉堂春放下了手里的筆，他有些奇怪帕斯卡爾博士怎么突然想起來跟自己說這個。“我的看法是，傳統中醫在長久的臨床應用中，對某些特定癥狀的患者總結出了一批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治療方法。但中醫自己也不確定這種治療方法為什么會生效，所以還是需要通過現代科學的研究，對中醫進行科學的、系統性的研究…”
“我對怎么改進中醫一點興趣都沒有。”折騰了好幾個小時的帕斯卡爾博士有些脾氣暴躁，他打斷了劉堂春的話，“我就想確定一點，作為一個醫生，你覺得傳統中醫是不是一種有一定效果的、經驗性的療法？”
“是的。”劉堂春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幾千年的應用積累，中醫肯定是有自己獨到之處的。人這種動物擅長學習，雖然缺乏可信的理論輔助，但有幾千年的學習積累，傳統中醫肯定是一種有效的經驗性療法。”
“那么，我建議開展中醫對于新型冠狀病毒的治療實驗。”帕斯卡爾博士搓了搓自己的臉感嘆道，“既然一百年前出現的經驗療法能在云鶴派上用場，那沒有理由中醫不行。”
對于康復者血漿療法最大的缺點——捐贈者血漿中的抗體滴度不可控，帕斯卡爾博士有一個…不怎么人道的想法。
既然捐贈者身體內的抗體滴度水平不可控，那不如利用一下人體強大的免疫記憶能力。只要招募一批康復志愿者，讓他們再次接觸新型冠狀病毒，就能讓他們的身體在短時間內產生大量的抗體。一般來說，重復感染不會讓患者產生嚴重癥狀，并且還能讓患者在短時間內生成數倍于第一次感染時的抗體生成高峰。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就像是在對人多次注射疫苗一樣。
而這之后所采到的血漿抗體滴度會比自然康復的康復者血漿滴度高出很多倍。同樣是一份400ml的血漿，所能拯救到的患者數量也會倍增。
當然，這個想法只在帕斯卡爾博士的腦海中停留了一瞬間，然后就被他直接放棄了。或許在美國或者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巨額獎金的誘惑下，總能有那么幾個“勇敢者”挺身而出。自愿成為這種“人形自走抗體制造機”。但…在中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中國人重視生命并且尊重生命。為了阻止疾病傳播，中國人能夠讓一座擁有一千萬人的城市瞬間按下暫停鍵。而十四億人竟然也能夠一起控制自己的出行，為阻止疾病傳播而停下腳步…帕斯卡爾博士深知，這種事情恐怕沒有第二個國家做得到。
對生命的尊重和愛護，讓這種“花錢買人去感染”的事情不可能在這片國度上發生。
那么，為了尊重和愛護生命，現在似乎是一個放下成見，重新審視過往經驗和寶貴財富的時候。在發現血型之前就開始使用的血漿療法，其本質和古人用上千年研究和總結出的中醫療法又有什么區別呢？
作為一名醫生，帕斯卡爾博士擁有著和孫立恩、徐有容、袁平安乃至全國三百八十六萬醫生一樣的道德觀念——只要能治好病人，哪怕是倒立蹦極也不是不行。
缺乏數據支撐所制定的康復者血漿治療方案，似乎就是一個讓醫生蹦極來治療病人差不多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