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鶴市兒科醫院的上級是中科院兒童醫學研究所。作為國內最頂尖的兒科醫學研究中心，他們的病理學檢測也絕對是第一梯隊中的佼佼者。
但送到首都的樣本…并沒有檢測出有意義的內容。兒研所在收到樣本后給與的病理診斷結果是“鏡下見少許白質結構，膠質細胞輕度增生，核異性不明顯，間質略水腫。鑒于重復多次及多個克隆免疫組化標記顯示增殖指數較高，目前組織形態學又無法解釋該現象，建議密切隨診，必要時再取樣送檢。”
用比較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你們送來的樣本有些不對勁，但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對勁”。用再通俗易懂一點的話來翻譯翻譯就是，“檢了個寂寞。”
孫立恩皺起了眉頭。兒研所的病理學檢測都沒有搞明白究竟出了什么問題，這個麻煩看來不小。
“后來我們就出院了…因為總覺得兒科醫院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囡囡的母親低聲道，“后來我們帶著孩子去了好多醫院，省內外的都有…省內最后一家就是張教授在的傳染病醫院。”
由于患兒屬于急性——亞急性起病，在激素無效的情況下考慮傳染病也不能算是胡來。只不過很明顯，這條路也是走不通的。
“最后我們聽張教授的意思，去了首都的同協醫院。”果然，在接連轉院求醫無果后，囡囡的父母把首都同協醫院當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同協也沒有搞明白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在同協住了一個月之后，囡囡的眼睛已經…已經看不見了。”囡囡的爸爸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有些哽咽道，“我們在同協做了第二次活檢，但還是沒有查來是什么問題。”
如果說兒研所的病理學檢測是第一梯隊，那同協的病理學檢測就是毫無爭議的全國前三水平。根據行業內部的一些評價標準，同協病理學的排名僅次于滬旦腫瘤醫院和西南醫院。而且以同協處理疑難雜癥的經驗和水平來看，他們都解決不了的病例，那一定是有極大不確定性的。
孫立恩甚至懷疑，這可能是一個從來沒有被人們發現過的全新疾病。
病史基本采集完了，而根據這些病史，孫立恩能夠逐漸對囡囡的病情有一個大概的認識。
從直覺上來說，孫立恩首先懷疑的是腫瘤。囡囡腦內有廣泛而且明顯的病變，但不管是從第一次在云鶴醫院的檢查又或者是在同協醫院的檢查中，都沒有發現脊髓有明顯的病變痕跡。
同時具備脊髓炎和視神經炎，是診斷為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的必要條件。只有同時具備這兩種癥狀，同時還有“脊髓異常病灶大于等于三個、頭顱不符合診斷標準，以及血清陽性”三個條件中的兩個，才可以被診斷為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
從這個角度上看，也難怪云鶴市兒科醫院的醫生們會懷疑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的診斷是不是有問題。至少從孫立恩掌握的情況來看，囡囡并沒有脊髓炎的癥狀，也沒有脊髓異常病灶和血清陽性的指征。
但如果是腫瘤…沒有理由兩次活檢都查不出變異的細胞才對。從腦部的結果上來看，囡囡有非常明顯的顱內多發占位病變。她的視神經和腦部 均有明顯的低信號區域。但兩次針對腦部的活檢都沒有檢測出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除了“組織形態學無法解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有價值的內容。
從病理學的方向入手，肯定是一條死路。
離開了會議室后，孫立恩和張智甫教授沉默著走向了辦公室。
“這個孩子的情況又加重了。”張教授撇著步子，走的比平時要慢上很多。他一邊走著，一邊忽然對孫立恩說道，“對這個孩子的病情…你有把握么？”
“把握”這個詞對醫生們來說聽上去其實有些刺耳。沒有人能有的把握確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疾病健康領域更是如此。
我們對身體運行機制和疾病所知太少，而疾病能夠影響人的方式卻實在是太多了。
孫立恩卻并沒有因為張教授的話有什么心理波動，他非常坦然的承認，“沒有把握，連一分把握都沒有。”
有把握才叫有鬼了。連同協都搞不定的病例放到四院來，交到孫立恩的手里…這要是有把握，那孫立恩應該被馬上停職然后送去本地的精神衛生中心檢查一下精神狀況。
過分自信可能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心理問題。
“正是因為沒有把握，所以才得讓你來。”張教授似乎對孫立恩的回答非常滿意，他點了點頭道，“家屬那邊的工作我來做…他們基本上已經快放棄治療了。但總覺得，就算孩子沒了，至少也要明白是什么要了她的性命。”
這是個很沉重的話題。孫立恩沒有回話。
就醫學發展來說，這樣的家屬和病人簡直是最理想的組合。疾病罕見，但家屬對治療后續不抱希望。他們只希望搞清楚這究竟是什么病…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幾乎愿意把所有的東西都壓在臺面上。
但孫立恩一點都沒覺得輕松和樂觀，他覺得自己肩膀上正有一座山壓著。他從事醫生工作的時間還不夠久，他還做不到“把病人當成一個而不是人”來看待。
“總之，我會盡力的。”孫立恩想換個話題，他搖了搖頭，做出了總結性的陳述后，他和張智甫教授一起走進了辦公室。
“今天的這個病人，情況比較麻煩。”和張智甫教授溝通的時候，孫立恩是學生后進的自我定位。但和組里的其他醫生交流時，孫立恩已經習慣把自己作為最終下決定的那根主心骨了。他對自己組內的醫生們總結道，“她得情況比較特殊，很可能需要多次全院會診甚至院外會診…”說到這里，孫立恩頓了頓，決定還是把真實難度提前告訴大家，這樣才能讓他們心里有個數，“患者多次轉院，甚至連首都的同協醫院都已經去過了。一共進行過兩次活檢，但是首都兒研所和同協醫院的病理科都沒有在病理樣本中找到有價值的內容。”
孫立恩站在辦公室里，對著自己的同事們沉聲道，“雖然聽上去有些沉重，但我們就是她最后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