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代齊的田氏，田和知道貴族的種種手段。
二十年前他不是國君，而是整個齊國最大的貴族，所以貴族的那點小手段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不是底層出身起義上臺的農夫，所以他未必知道底層想要什么，但一定知道貴族們想要什么、反對什么。
為了鼓勵貴族們發展工商業，或者說為了防止貴族們和他們家族當年一樣積累勢力，他還要制定以下的政策。
其一便是統一度量衡。
田氏起家，靠的就是度量衡的不統一以招攬民心，荒年的時候用大斗出借，小斗問還，從而合法合理地利用度量衡的不統一，鉆了空子打了擦邊球。
這一點他不是針對于工商業的發展想到的，他只是基于自己家族的發家史想到的。
當然，這一點田和覺得也可以促進齊國工商業的發展，并且有利于他征收賦稅。
其次，便是公開允許貴族開辦冶煉金屬等行業，但是一定要申明公開，否則一旦查處到不申明卻悄悄開辦的，立刻除以重罰甚至削去封地。
這個行業，也是各個貴族發家致富的好東西，田氏發家的時候，就有開采黃金和銅的行為。
既然這是貴族們都做的事，那他不妨允許貴族這樣做，只要繳納足夠的稅就可以。
人手不足？封地上的農夫歸貴族支配，你們愿意做就做。如果民怨沸騰，那可以殺雞儆猴，減緩民眾的恨意，同時還被民眾稱作仁義之君。
技術不足？允許工商業者開辦，并且可以給予工商業者扶植，只要請求，甚至可以允許貴族將封地上的農夫出讓給工商業者，使他們謀利。
資金不夠？“國軌”和官山海政策之下充實的國庫，可以給予貸款和扶植。
甚至于一些春秋時代流傳下來的“官辦”手工業，都可以轉讓給一些想要扶植的豪商。
春秋時代，各國的手工業都是官辦為主，隨著時代的發展才出現了大量的私營手工業。
但是齊國的經濟學派認為，在現在“民思變業”的前提下，再用官營的手段繼續束縛那些“百工”身份的人做事，他們會心懷怨恨。
再比如開辦礦山，如果直接征召農夫服勞役，民眾聚在一起就容易鬧事，而且打仗的時候這些農夫必然心懷怨恨，可能倒戈。
既然這樣，不如將一些官辦手工業轉交給私人——至于什么樣的人有資格得到這些產業，那自然是支持齊國經濟學派的那部分人，也就是這么搞能夠得到利益的人。
這樣一來，便可以使豪商經營原本官辦的手工業，商人求利，所以他們會想辦法榨取利益，而國君只需要收稅就足夠了。
而且諸如開辦礦山之類的工業，讓豪商們參與進來，組織由他們組織、出事由他們負責、農夫怨恨也可以適當地殺一批，而農夫也不會怨恨到國君的頭上。
作為國君，只需要“十取其三”，獲得足夠的利益充實府庫、征召士卒即可。
而且還可以極大地促進齊國的經濟發展，使得手工業發展起來，手工業的發展才能夠使得“卒有甲胄、士有戎車”，也為組建一支類似于泗上墨家或者西河武卒的常備軍做物質基礎。
如此這般，既可以防備貴族和商人，同時又能讓商人和小貴族們依附于國君。
在外部“開阡陌”的浪潮之下，齊國的貴族們反而得到了支配封地農夫的權力，這使得他們必然緊密團結在齊侯的周圍，維系他們的利益。
在貴族高貴而商人賤人的背景下，又扶植一些家族依附國君形成大型的手工業、又允許貴族將封地上的農夫送入手工業勞作的方式，既解決了“民皆變業”的問題，又使得這些扶植起來的豪商必須支持君主，否則他們的利益就要被貴族掠奪。
而且，這樣的扶植，還可以使得齊國本地的豪商和泗上墨家決裂，泗上墨家的商業必然會損耗這些被扶植的豪商的利益，他們如果無法在商品貿易上戰勝泗上墨家那邊的商人，就必須依靠齊侯的權力在國內獲得特權以獲勝。
在解決了貴族、豪商、軍制、稅收等問題后，就要做下一步加強君主集權的打算。
當年觀眾的改革，是在分封制的基礎上的改革，在不觸動分封制的前提下，將全國分為十五個男爵領和六個工商業城市——十五個農業區需要提供兵員、六個工商業城市只需要納稅提供少量的兵員——那么管仲的想法就是：分封制為前提，那么君主只需要拿到五個男爵領和六個工商業城市，那就可以對其余貴族形成碾壓的力量。
如今管仲的改革成果早已經破壞，時代證明這樣的手段可以使得齊桓稱霸，卻不足以應對現在的天下局面。
所以，田和設想，要加強集權，形成一套君主直轄的行政手段。
田和設想，將整個齊國的國土分為五都。
臨淄居中。
莒地作為對墨家的東部前線。
即墨作為膠東后方。
高唐作為對燕、趙方向的前線。
平陰作為對魏、魯、和南下泗上的前線。
這五都設立名為“都大夫”的總督，掌管軍政大權。
都大夫不是分封的大夫，不是上卿、上大夫這樣的爵號，而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類似于楚國的“公”，但又不可以世襲。
都大夫的人選，由國君親自選定，而且當然從貴族中選拔。
都大夫在“五都”沒有封地，他們作為“大夫”有封地，但是作為“都大夫”沒有額外的封地，使得他們必須聽命于君主。
都大夫之下，設立有其余的行政機構，但是不同于“大夫”，這些行政機構的人選，不是貴族的家臣和士，而是國君選派的貴族子弟或是士人。
五都中，都要設置一定數量的常備軍，軍權歸屬于君主，但是一般情況的指揮權歸屬于都大夫。
臨淄地區仿照泗上，建立一支常備軍，定時操訓，數量不必太多，但是需要裝備新式兵器，比如火繩槍、弩等。
軍官，由貴族子弟擔任。
因為諸夏都是嫡長子繼承制，所以大量的庶子沒有機會出人頭地，逐漸從大夫淪落為士、最終再從士淪為庶民。
而原本分封制下，一個蘿卜一個坑，除非對外擴張否則沒有那么多坑分封，而如今齊國立國數百年，所有的坑都已經被占滿。
大量的貴族庶子渴求上升，墨家的學術幾何九數等等這些，不得不說是很有用的。
作為君主的田和，自然是喜歡墨家的“尚賢”的，但是墨家這幾年搞的這些事，使得田和不敢“尚賢”。
萬一那些賢才是墨者呢？
所以，還是貴族子弟更靠得住，逼著大量的貴族庶子學習有用的文化知識，充當軍官、官吏等。
換而言之，貴族的大宗，仍舊擁有封地。
但貴族的小宗庶子，進入常備軍擔任軍官，獲得上升通道，并且壟斷軍官的人選，這樣他們便會熱衷于對外擴張，因為他們必須要為自己這個蘿卜找“坑”。
同時這個上升通道在貴族內部打開，也可以使大量的貴族庶子們琢磨著好好學習，擴大基層軍官和行政官吏的數量，使得可以適應新的軍制和行政改革。
泗上那種普及教育帶來的思想激進，田和不用擔心。不主動去做，平民和貴族之間始終有鴻溝，貴族制度不變貴族始終可以比庶民更容易獲取知識，這樣作為基干的人才都是貴族庶子，總不至于自己革自己的命。
本身諸夏的“嫡長子繼承制”就確保了大量的“士”階層的存在，只不過這個通道在分封制已經數百年的歷史下被堵塞了，田和只是打開了這個通路，使得士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出仕。
收攏貴族的權力，才能空出空缺，否則的話，家國同構、大夫齊家的狀況，基層的官吏都是貴族的家臣，君主的權力也就無從談起。
田和估計，如果變革成功，那么整個齊國將會變為一個“國君、貴族、豪商”聯合在一起的強大邦國，對外擴張才能是的貴族庶子獲取功勛、對外擴張才能擴大那些扶植起來的豪商的利益。
那樣的話，怕是四境之外，燕、趙、魏、韓、宋等盡皆南面視齊。
解決了上層的軍制、財政、行政、集權等問題后，便要考慮兵員和賦稅，以便和新的軍制配合。
分封建制有分封建制下的軍制，大夫為帥、士人為旅長、農兵合一的軍制是最為適合的。
但田和既要改革，既要成立常備軍以應對新時代的戰爭，就需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
一方面，那些貴族封地上的農夫，需要作為貴族的“軍賦”被提供給君主，這算是一個強征的兵員。
另一方面，這一次墨家確實幫了齊侯一個大忙，長城以南的大片土地上的貴族被一掃而空，要么逃亡要么被俘，墨家已經在長城以南進行的“開阡陌、破井田”的土改。
田和覺得，自己正可以利用，如果田剡有這個手段，那么自己設想的種種變革就算是真的有機會了。
這一次政變成功，田剡肯定是要繼續清洗貴族的，墨家那邊又要殺一堆有血債的貴族，那么封地大可以收回。
現在有實權的，是長城以北的貴族們，只要保證不動他們的利益，那么長城以南的變革就可以適當地實行下去。
承認農夫擁有土地，只需要繳納賦稅給國君，并且有從軍的義務，兵員問題也能解決。
而且，這等同于擴大的君主所能直轄的范圍，為更多的貴族庶子們提供了作為官吏和軍官的空間，擴大了府庫的收入。
當然，不可能全部都變革，還需要返還一部分貴族的封地，畢竟貴族們之間都是親戚，到時候弄得天怒人怨貴族以為這是暴政，那就不好了。
那就需要挑軟柿子捏，同時再順便清理一下田氏的政敵。
這樣一算，五都制如果能夠實行下去，平陰和臨淄都可以握在君主的手中，以這兩地作為試點，保證兵員的同時，又可以構成上層的君主、貴族、豪商的緊密結構；中層的貴族庶子作為軍隊支柱、特權的專營商人作為城邑經濟基石。
這便是田和所構想的齊國的路，一條不同于泗上國民共政人皆平等；不同于秦國重農抑商官辦工商；不同于楚國邊境封建內部收權小西周；不同于魏國西河濫觴血稅自耕…當然，也不同于周禮古董燕國的強國之路。
這條路，田和謀劃了二十年，一直沒有機會實行。
而現在，借著齊墨戰爭的局面，田和倒覺得，田剡可以繼承自己的意志，把這條路走完。
神權上，遵黃帝為祖，阪泉之戰輪回為田氏代齊。
政權上，用黃帝之學為皮，用齊國本土的、適合齊國特殊性的管子學派。
軍制上，用二十年來各國征戰的經驗，放棄分封建制的貴族兵制。
現實上…墨家這一次對齊作戰就是絕佳機會。
長城以南的事…正可以請墨家幫幫忙。
墨家不是想要利天下嗎？那好，那得罪齊國貴族的黑鍋，請你們墨家接下，反將一軍，你們墨家是背還是不背？背的話，齊國強矣；不背的話，有何臉面再談利天下？
楚國能夠嘗試改革，那是因為吳起在大梁一戰搞掉了諸多楚國貴族，數名執圭之君被俘或是戰死、被火藥炸開的大梁城內大量的貴族子弟被抓，楚王才有能力借此集權。
多難興邦，便是此意。
于是田和想了想，覺得和田剡要談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政變之后，立刻放出風聲，說墨家要利濟、汶之民，若不利不和談，要讓齊國各處都知，倒逼墨家在和約上加上這一條，為齊國集權奉獻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