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個之士對于吳起的疑惑，不由感嘆，心想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這樣的局面，又何必實行那些嚴苛之法？
對于財富總和的定義，他曾疑惑過，但只是為了讓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這些年叛墨而出卻一直沒有忘記讀書學習，對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勝綽也多感嘆，但是無奈的是陶丘的辦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況，而泗上這些年一直是這些叛墨眼中吸取經驗的地方，對于陶丘的情況也有過一本專門的小冊子介紹，用以輔佐墨家的那些“財富總和”之類的理論。
那些書對于常人而言難免有些晦澀，可對于這些和墨家藕斷絲連一直關注的人物，知曉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運河、陶朱猗頓致富后，這里就是天下之中。
魯國在季氏改革后已經實行的初稅畝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現之前物產就頗豐富，私有制產權概念早早出現。
宋國政變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響越來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過于激進，而且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一些政策實行起來基本沒有什么壓力。
如滕、繒、郯等國，原本都是越國占據的，越國在此擁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戰后，越國的勢力退出了泗上地區。清算了一些親越的貴族，加上越國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讓墨家在這里實行的土地改革并無太大阻礙。
這一點是秦國學不來的。
說到這里，高個之士便生出一些無奈之嘆。
秦國想要這么變革，就必須要觸動舊貴族的利益。墨家則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機會，靠著擊敗越國，用更為緩和的方式進行了變革。
秦國丟了西河，本身貴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損害，只能瓜分秦國內部的土地，彼此之間矛盾身后，稍微觸動就會引動巨大的反彈。要不是公子連借助政變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貴族，換地遷都，想要進行在秦地那樣的變革更是千難萬難。
墨家在泗上實行的政策，用另一種方式影響到了宋國泗水沿岸的諸多城邑。
隨著泗上的手工業發展，成為了天下冶鐵中心、學術中心、紡織、玻璃火藥軍工軍械的生產中心后；隨著泗上土地變革的完成，大量的農夫有了余糧進行商品交換和市場的內部開拓；隨著河運船舶的發展…陶丘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開了一系列的“求利變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對外影響墨家一直秉持著“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擊敗了越國、與越國簽訂了一些列條約；在楚國獲得了免稅權和通行權之后，泗上的手工業發展出現了一個爆發期。
爆發之后，釀酒、紡織這些東西都能獲利，原材料價格上漲，墨家作坊生產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錢來購買，也促使了許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國一些封地的小貴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緩慢變革之中，已經出現了租種土地的獲利方式。
每畝每年收取實物地租，一年一畝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過得不錯，尤其是在墨家出現之前畝產不過幾十斤的時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經算是重租了。
然而，隨著泗上經濟的發展，這些宋國的小貴族驚奇地發現…自己的錢和糧，根本不夠花了。
大家都是貴族，最起碼的體面還是要有的。別人家安個玻璃窗、拿個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買不買？
可是，沒錢。
兩千畝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貴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過一萬四千斤糧食。
這在以往，足夠“祿足以代其耕”，專門習練武藝車戰御射之術，足夠成為專職的軍事貴族。
可現在…看看那些琳瑯滿目的商品，看著自己一年一萬七千斤糧食的地租，看著潡水一戰致師挑戰的勇士被墨家的槍炮轟擊成了篩子，看著泗上商人往來獲利百倍成為“素封”之君…
當然，也有那些真正的“君子”，謹守禮制，每年春天還是按照過去的方式帶頭耕種鼓勵農夫，收取地租過著脫產的君子生活。
可是，大部分人卻是求利的，一個個年輕小貴族在聽聞了潡水之戰致師勇士被打成篩子后心態巨變；一個個年輕小貴族看著率先種植土豆釀酒、種植棉花售賣、種植靛草獲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紅了，什么禮制在利益面前實在是不值一提。
于是，在墨家沒有管轄陶丘的情況下，陶丘這個商賈云集之地便自發地產生了諸多變革。
一畝地七斤的禮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讓這些擁有土地的小貴族們很容易地做出了選擇：收回土地，租給在墨家那里學過經營稼穡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經營。
兩千大畝的土地，原本租種給別人要有六十戶人才行。而現在，鐵器牛耕壟作的出現，根本用不到六十戶人。
收回土地自己經營，半數以上的租種戶無法生存，只能夠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裝船，運送到泗上。
此時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鐵器的出現也讓原本很多不適合耕種的土地成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組織地吸引人口開墾土地或是發展手工業，矛盾并不嚴重。
地廣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為這場變革的宣泄口，有墨家遠超時代的組織力完成宣泄，陶丘一帶的變革就在這十幾年內并沒有流太多血就完成了。
這些小貴族們搖身一變，開始站在高處嘲笑那些仍舊守著“貴族精神禮制制度”的同類，越發富有。他們不是大貴族，禮制給他們帶來的利益遠不足土地的產出收入。
投機、運作、賺錢、發財，成為宋地小貴族們每天都在討論的事。原本租種給農夫的土地，變為了種植土豆釀酒的莊園；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為了輪作靛草棉花豆類的農場。
土地的變革，也為陶丘帶來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勞動力。即便墨家不斷把人裝船送到泗上，陶丘依舊還有很多農夫不走，而是賣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陶丘這座天下之中的商業城市，用一種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轉型。
泗上的每一步發展、每一種新商品出現、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蠻荒之民聚落的市場，陶丘這邊便會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那些已經沒有壟斷暴利、被墨家放棄的手工業，迅速在陶丘發展起來。紡織業、染布業、造船業、木器業、制陶業這些年急速發展。
商人的力量越發膨脹，有錢卻無勢，因為身份的阻礙他們沒有政治權利，于是開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權利，認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無分老幼貴賤有才即舉”的理念。
如索盧參那樣的人，或許看到了這背后平等隱藏的不平等，但社會的發展還沒到那種地步，也很難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發展處在一種上升起。
手工業者、小商人每日聚會，聽墨家的講學，帶著一種市民階層對平等的追求，成為了市民階層的主力軍。
大商人則忙著加入墨家牽頭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戰后墨家問越王要了許多的“習流”水師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確在條約中的，于是沿著泗水經淮河邗溝再到楚地、百越一帶的商船每一次都獲利豐富，已經有頗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連。
海陽一帶發展的制糖業、茶葉；泗上的冶鐵、軍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糧食、棉花；北地來的馬匹，本地的養殖…種種這些，都讓陶丘成為了一座充斥著金錢味道的城邑。
這種情況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沒有“成文法”，國君貴族可以剝奪他們的許多東西，他們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對他們更為有利，而且利益相連，他們自然選擇墨家作為靠山。
宋國的君權本身就衰落，政變之后墨家在內部煽動，更是極力遏制了權力。
幾次爭取之后，商丘終于得以每年繳納一定的賦稅，換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為和商丘國人一樣的存在。
而魏國、齊國的政策擴張，讓他們深感恐慌，于是他們出錢、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閑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術，花了三年時間重修了陶丘城，成為控制齊、魯、魏三國的重要軍事堡壘和工商業城市。
并且出資成立了一支義師，只不過這支義師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為墨家的政策相對于貴族和君權更讓他們喜歡，有組織的宣泄變革矛盾也讓這種變革的矛盾減輕了許多。
墨家的講學在陶丘極為興盛，手工業者和市民階層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這一切，都是別處不能復制的。
墨家有技術優勢，可以用各種新奇的商品沖擊各國原本的手工業和貴族農業。
墨家依靠對越戰爭獲得了大量的“王田”進行土地變革，減輕矛盾的同時，擴大了泗上的市場。一個自耕農的購買力是原本公田庶農的十倍不止。
小貴族能夠在變革中獲利，受到利益的驅使自發地轉變身份，成為經營性的地主和農場主。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溝兩條運河，讓河運成本遠低于陸運，勾連和黃河和長江的水系讓這里的商業可以對外擴展。
對越國的戰爭獲得了各種商業優惠，成為商品傾銷地的同時，也讓越國的內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國內亂之后墨家在楚國的滲透，也讓長江一帶的楚國城邑成為市場；百越等蠻族在水運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傾銷大量的貨物，換取北方急需的各種商品…
種種這一切，都是秦國所不具備的條件，所以秦國只能實行“授田制”，因為土地是秦國最大的收入，一旦放開土地買賣，實行泗上這樣的制度，只怕“民眾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還有土地可以耕種的年代。
勝綽等人在秦地進行的變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歷史線上的商鞅在秦國的變革也是如此：秦國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觀秦簡，賣什么的都有記錄，唯獨沒有土地；王翦征楚之前要的是“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
若非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讀墨家的書籍，或許他們也難以理解泗上的發展，正如吳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發的感慨一樣。
技術變革可以帶來財富和力量，但是與技術變革相適應的制度更能激發這種力量，遙遠的秦地連鐵器尚未普及。
于是還未到沛邑彭城，只是到了陶丘，所見一切，便只能望而興嘆，感慨莫名，雖知善政卻不能行亦無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