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來到臺城，間隔的時間雖然不久，風貌已是大不相同。
原本凌亂破敗的景象已是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則是開闊平整的道路，巍峨且井然有序的建筑。大塊大塊的階石被從京郊左近山嶺中開采出來，雕琢而后用細沙打磨，平整光滑。信步行于其上，左右所望則是青磚砌成的高墻，那青磚上雕刻著清晰可見的紋路，堆疊在一起勾勒成典雅古樸的圖像。
高墻內則是各宮寺官署，形態各自有異，或是疊檐壘瓦，厚重如山，或是高閣欹奇，形同玉柱，也有高空懸廊，門洞深深，四方恒門，影壁奪眼。南北不同的建筑風格融匯于一爐，既無喧賓奪主，又無格格不入，諸多建筑交映生輝，意趣趨一。威儀不減，雅趣橫生，堂皇昂然大氣十足，博采旁擷包羅萬象。
當然，有的地方還仍未完工，自有高設的竹柵聳起將那一處圍繞隔開，柵外有宿衛看守，柵內有工匠忙碌。偶爾還有臺城內的官員們站在竹柵內外，或是監察進度，或是觀摩思忖，與用工的匠人們交流自己審美所得。
行走在臺城內，溫嶠也是下意識的左右觀望，忍不住感慨道：“小子總好窮生事端，著實可厭。但也真是不得不說，勤思勤為，方能克成旁人難略之功啊！臺城如今新貌煥發，全然不似舊仄狹促，維周你也是居功至偉啊！更難得是工事迅捷，卻又不使生民疲敝，物用虛耗，確是要讓人盛贊一聲！”
整個臺城的工程量是極大的，因為諸多宮寺官署都集中在這里辦公，既要提供辦公的場所，又要給這些臺臣們提供生活的空間，因而整個臺城的規模不遜于一座普通的城池。以工程量占比來說，沈哲子對建康新城的整體構想已經稱得上宏大，臺城仍然占據了起碼五分之一的比例。
臺城不只是辦公的場所，更占據一定的軍事作用，包裹拱衛著苑城，是整個建康城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后一道防線。去年蘇峻就是率先突破了臺城的防守，繼而才造成整個建康城的陷落，所以臺城安穩與否，某種程度上便決定了整個建康城乃至于整個江東時局安穩與否。
這么大的用工量，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已經搭起整個框架，而且并未耽誤到別的地方施工進度。雖然主要的功勞還是紀睦、沈恪這些第一線的監工調度得宜，但是沈哲子先期對于人力、物力的統籌分配和運作方式的建設也是功不可沒。
聽到溫嶠的感慨，沈哲子便笑語道：“生民自有主動，只要能護其安穩，供其事用，便是不遜于堯舜之世的德政。只可惜這世上有圣賢之能的人太少，有圣賢之志的卻太多，總要急于為生民立命，籌謀什么永世太平。這樣的人，不患懶于行，只患勤于思，生民自知命之所在，未必事事皆仰圣賢。”
要讓一個紛亂的世道快速歸于平靜，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讓人人都有事做，人人各司其職。相對而言，就業率這個問題對世道穩定與否的影響，在后世的重要性要遠遠高于古代的農耕社會。
因為在古代自有一個永恒的產業，那就是讓人種地。無論再怎么混亂的世道，一旦天下歸于一統，政治清明起來，沒有了兵災的威脅，小民辛勤耕耘，朝廷任由生產力發展不橫加干涉，整個社會的元氣就會快速的恢復過來，再次迎來一個盛世。
但東晉這個時代自有吊詭之處，別的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在這個時代是走不通的。問題很簡單，朝廷根本沒有足夠的耕地用來安置難民。一旦沒有足夠的耕地，大量的民眾不能歸于田畝，生產力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元氣自然也是久久難復。
沈哲子幾乎是力排眾議的提倡整個建康城的重修計劃，其實并不符合亂局之后慣用的處理方法。在一般人看來，一場大戰讓整個江東元氣都大大虧損，還要在這個時節大興土木，實在是壓榨民力太甚。
但是如果用舊有的方法，朝廷去哪里找那么多耕地？一旦安置不及時，便會有大量難民生機受到威脅。然后就會有掌握田地的世家豪門跳出來，以一條活路為誘餌，與朝廷爭奪這些難民勞力。
于是，隨著大量人口的被蔭蔽，朝廷能夠掌握到的人力越來越少，越來越受到世家大族的鉗制。而那些掌握大量人力物力的世家大族又不能拋棄成見，彼此精誠合作，于是這些本該用來做大事的人力、物力，就在互相的爭執絞殺中被虛耗掉。
所以早先沈哲子賑災的第一原則就是，一定要抓住這些難民有生力量，不讓他們流散于朝廷統治之外。在這樣一個時節重修建康城，的確不算是一個好的選擇，但問題是，如果不這么做，朝廷根本沒有手段和能力留住這些人口！
其實每當亂世將起，當權者總要大搞土木建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實是加強人身控制的一個手段。因為將要失控，所以要加強控制，但這種不合時宜的強硬手段往往會引起猛烈的反彈，反而讓動蕩來得更加激烈。
但這其實并不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如果在加強對小民人身控制的同時，能夠找到一個目標發動戰爭，一方面通過戰爭來轉移矛盾，更加強對人身的控制，另一方面通過戰爭來掠奪財富補充自己，這個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在后世，便有不只一個相當成功的模版。
可是在古代卻有一個相當讓人無奈的限制，那就是在區域內的外部環境里找不到一個可以動手、值得掠奪的對象，最大的肥羊就是華夏自己。所以每當用到這個手段的時候，往往就是內亂開啟之時。
沈哲子之所以敢這么做，就是因為眼下就有一個現成的對象，那就是占據中原的羯胡。眼下雖然并不足以對羯胡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但是羯胡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反向的震懾，讓江東這些人不敢明目張膽的掀桌子。一旦再搞大規模的內戰，大家一起玩完。
溫嶠感慨這么大的工事居然沒有造成勞民傷財，但這在沈哲子看來，卻是理所當然。
首先勞民傷財本就是一個不準確的概念，沒有一個標準，往往被反對者拿來當作一個借口打壓對手，而且一旦上升到軍事對抗，勞傷肯定更大。但那時候就不會有人再提這一茬了，勝者有道，敗者無道。可是現在，即便有人嘴上叫囂，但卻沒有人敢挑動戰事。
其次就是民眾們在大亂之后需要什么？他們需要一個工作，他們需要一頓飽餐。如果朝廷掌握著足夠的耕地，選擇屯墾當然是最好的方式。可問題是沒有足夠的耕地，那么只要能夠滿足他們這一個生存需求，又何必糾結于形式的不同？
第三則就是，任何種樣的勞動都是有價值的。只要能夠將人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哪怕本身不能產糧，也可以用這些勞動成果進行交換。
或許建康城在營建的過程中自給性不足，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對建康的糧食輸入進行一個封鎖，沈哲子這么做也就是自蹈死路。可問題是，吳中糧倉本就是他家的基本盤，根本不存在這個隱患。
他反而可以通過這種利益交換，來打破江東那種由來已久的地域壁壘，比如大量引吳人到建康來，還有讓江州人家加入到時局中來。非但不是壞事，反而能夠讓江東各個地區加強往來，彼此進行互補，成為一個更緊密的整體。
民眾們有了工作，有了活路，人心自然安定下來。至于說到勞民，究竟是墾荒工作量大，還是修城工作量大，這一點真的不好比較。衣食住行，人生四樣大事，抓住任何一個點，努力就會有回報。
相對于從頭開始屯墾荒地，久久不見收獲，將建康城修建的盡善盡美，從而吸引四方的物用資源。從當下而言，后者的操作性要更強一些，而前者才是真正的勞民傷財，因為朝廷就算組織屯墾，可能連農具糧種都配發不齊，可是一旦確立了屯田事宜，隨之而來就是附加在田畝之上的賦稅。兩手空空，無糧做種，這才是真正把人往絕路上逼。
沈哲子只是用了一個更迂回的手段來達成賑濟的目的，而且通過有序的調度和明確的分工安排，讓這些民眾們有了服從于紀律生活和生產的經驗。未來如果有將之約束成軍的必要，那么已經有了一個前期的鋪墊。
說實話，他也確實有打算組織一個龐大的工兵團過江去。因為在野地浪戰的話，沒有大量的騎兵建制，是一個極為致命的缺陷。如果能夠步步為營，層層遞進，效果要遠遠好過奇兵突進，對于收復地的掌控也能更有利。
以羯胡的那種權力構架，當其面對一個韌性十足、時時進取而又擊之不潰的對手時，就算沒有在戰場上失利，也很有可能自我崩潰。
但是這個想法也有一個缺陷，那就是太依賴于后勤和江北地方上的支持。對此，沈哲子也沒有太好的設想，與涂中人家的交涉也是一次試水，成效如何，還有待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