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東面對劉浚如的糾纏不休，本來還想見好就收，但想到今天的會議是現場直播，正所謂頭可斷血可流，革命者的面子不能輸，必須狠狠地教訓一下。
“劉博士，人在做決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到他的身份和地位，還有他肩負的責任。比方說你與我，你僅僅是個副市長，你可以不考慮后果把邱與可與方利成和鄭騰育三人請來。而我不一樣，我是市委書記，請邱方鄭三人，我得考慮政治影響。”
劉浚如果然生氣了，“徐書記，今天是討論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無關，請你不要上綱上線。”
徐浩東不慌不忙地說：“劉博士，別忘了你是黨員，你必須講黨性，也就是必須講政治，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這是必須的前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如果你以為生活在一個真空世界里，那就算我對牛彈琴。”
不等劉浚如開口反駁，徐浩東繼續說：“在上述必須的前提下，我在做經濟工作的具體決策的過程中，一般還會考慮這么幾個問題。一，我的決策符不符合黨和國家的大計方針。二，我的決策符不符合云嶺市本地的實際需要。三，我的決策符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四，我的決策符不符合國家有關法律。五，我的決策能不能實現，失敗的概率有多大，如何防止決策失敗。六，我的決策在落實過程中會遇到什么問題和困難，在這過程中我需要準備什么預案和多少預案。七，我的決策是不是過時了？是不是太超前了？我的決策會帶來什么樣的負作用，我如何有效地解決這些負作用…劉博士，這就是我的方，你聽明白了嗎？”
劉浚如說：“這些我也會，請你舉例說明。”
徐浩東擺了擺手，“例子有三，棚戶區改造項目，重啟市中心廣場項目，大灣列島及其周邊海域開發，這三個項目的決策過程，我已詳細地寫成文章刊載在政府內網上，劉博士有空的話，不妨去學習學習，同時也請批評指正。”
劉浚如說：“我一定認真學習，徐書記，我很想知道你在決策的過程中，有沒有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果有的話，是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多一點，還是運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多一些。”
徐浩東微笑著問：“劉博士，你知道我是如何區分經濟學研究者的嗎？請注意，我說的經濟學研究者也包括我這樣的末流愛好者。”
“不知道，請教了。”
“經濟學研究者主要可以分為五類。一，純學術研究者，他們專注于研究，不管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用沒用，他們是典型的學院派。二，傳播者，象我的岳父岳母，他們有自己推崇的理論，但僅限于學術，他們只是將一身所學傳播給學生，不用對社會負責。三，利益集團代言者，邱與可與方利成和鄭騰育三人，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代表，他們既要名又要利，就象此次云嶺之行，他們開價是稅后六百萬元，沒有錢他們是不會來的。四，野心派，比如說劉博士你，你滿腹經綸，才高五斗，你的從政明顯帶有個人目的，就是推銷你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在推銷的同時獲得仕途的進步，魚與熊掌你都想要。五，實踐派，比如說我，勉強算是實踐派的一個，努力運用自己所力去為人民服務。”
徐浩東明顯是在褒己貶劉，狂妄之極，劉浚如忍著怒火說：“徐書記，你別把自己說得太高尚了，你的努力工作，難道不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嗎？”
徐浩東搖著頭說：“不是，我可以從政，但我也不會執著于頭上這頂烏紗帽，關于這一點我相當自豪，劉博士，這也正是我與你的區別，我考慮問題時是純粹的，你考慮問題時是帶著某種色彩的。”
“比方說呢？”
“比方說，你推崇并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且執迷不悟，思考問題時總是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遇到任何問題或困難，你都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去解釋去解決，你太機械、太教條。你違背了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在經濟學范疇，沒有一個理論是永遠對的，沒有一個理論是一成不變的。”
“那你呢？”
“至于我，在思考經濟的時候，從來不會先入為主，如果遇到問題，我會用凱恩斯主義去解決，如果凱恩斯主義解決不了，我再用新自由主義去解決，有的時候，我會同時使用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這也就是說，我從不拿凱恩斯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當指導思想，它們只是手段，只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或方法。就象咱們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字典只是工具，就象咱們開門時的鑰匙，鑰匙最重要也還只是工具，決定進門不進門的問題，當然不取決于你有沒有鑰匙。”
劉浚如稍稍的楞了一下，因為徐浩東的說的是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好，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罷，確實是解決經濟問題的工具，頂多也只是方法，在經濟學的殿堂里，理論多如牛毛，面對現實世界，沒有一個理論是萬能的。
徐浩東開始乘勝追擊，“劉博士，我再給你打個比方，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我的右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我的左手。什么時候出右手，什么時候出左手，什么時候右手左手都不使用，什么時候右手左手同時使用，取決于我的頭腦，取決于調查研究分析判斷。”
“劉博士，我建議你有空讀一讀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全文八萬三千三百一十一個字。在我的論文中，我已經闡明了這樣一個觀點，世界是變化的，市場也是不斷變化的，也就是說，市場總是不完善的。不完善的市場不是萬能的，是需要政府隨時關注并干預的，至于如何干預，干預的力度多大，這就需要我們注重均衡并保持動態均衡。關于如何保持經濟的動態均衡，在這里我教你一招，預測，科學的預測。”
“劉博士，你是新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我誓死捍衛你的信仰，但你不能無視新自由主義對我國造成的危害。你們的盲目鼓噪，影響了當今政府放棄在眾多領域的管制和扶持，從而導致貧富懸殊，環境污染，食品造假，企業創新乏力，陷入債務鏈條，房地產多年一路猛漲，吸引了眾多投機基金引發的房地產高價堰塞湖，經濟數據不斷創造新低…”
“劉博士，你們的鼓吹的市場化，私有化特別是土地私有化及鐵路私有化，你們還鼓吹弗里德曼的偽貨幣經濟學，鼓吹利用緊縮貨幣，緊縮財政的方式卻把企業卡死，這一點正是造成目前我國經濟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劉博士，市場競爭常常是不均衡的，即不均衡是市場競爭的一個常態。如果不考慮市場競爭的不均衡性，而把建立在市場競爭的均衡的基礎上的一套理論拿過來用，例如把建立在市場競爭的均衡的基礎上的完全競爭理論當成指導，人們就會發現大量的與理論預言所完全不對應的情況：例如貧富懸殊為什么需要政府管制，為什么需要企業需要政府扶持，為什么政府要做加法，而不能只做減法？”
“劉博士，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市場競爭常常是不均衡的，需要政府的出手來維護市場的均衡。例如環境污染和食品造假，導致這些問題有很多的原因，例如法制不足，例如信用體系的建設不足，但政府的管制的缺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劉博士，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小企業在不顧環境污染而向大氣，地下水，土壤排放污染，因為這些企業與大企業的競爭是不均衡的，大企業擁有規模優勢，大企業的排污成本相比其生產規模而言比小企業小了很多，所以如果小企業也一樣和大企業一樣裝備清污設備，并按照規定進行清污的話，那么這些規模太小的企業將完全無法與大企業競爭，完全的會在不均衡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嚴重劣勢的一方，所以那么多的中小企業不顧國家規定，不顧社會輿論，不顧自己良心的譴責就是不購置清污設施，即使是因為環保部門的要求而購置了清污設施，也不開機。”
“劉博士，你還曾呼吁取消科技部，你這是大錯特錯。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因為市場競爭是不均衡的，我國的新興的傳統產業的企業要兌變成為高科技企業，在創業的初期，必定的存在著與發達國家的高科技企業的競爭的不均衡，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嚴重劣勢，難以完成技術的跨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會幫助其企業完成技術的跨越，即使是曾經技術最發達的美國政府，在八十年代其電子產業遭遇到日本的嚴重的競爭的時候，政府也對其企業進行了相當力度的扶持，美國的很多企業的科技研發本來就是由政府和企業訂立技術開發合同，企業完成了技術研發，政府就按照合同撥發資金。”
“哇…”劉浚如突然口噴鮮血，象一道彩虹劃向了空中。
會議驟然結束，因為副市長劉浚如被氣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