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不太щ..lā”
馮嘯辰直言不諱地說道。
“從去年以來，關于放權的呼聲非常大。地方政府希望把國家直屬的企業下放到地方，由他們管理。一些大企業也有這樣的要求，覺得由國家直管不如交給地方管理，因為這樣他們就不需要承擔國家分派的任務，能夠做一些短平快的賺錢項目。學術界的情況就更是一邊倒了，支持放權的學者大約能占到七八成的樣子，有些學者甚至直接喊出了應當把所有企業都私有化的觀點。”
馮嘯辰搖搖頭道：“羅主任，這個倒不必苛責了，學術研究應當是自由的，不能壓制不同的觀點，否則就變成一言堂了。”
“這怎么能叫一言堂，最基本的原則總是要堅持的吧？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是絕對不能變的，不存在什么自由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企業就必須是公有制的…嗯，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企業都必須是公有制，國家還是提倡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但像咱們重裝辦聯系的這些大型裝備制造企業，必須國有，這是不容置疑的。”羅翔飛說道。
馮嘯辰皺著眉頭道：“這就是我覺得形勢不樂觀的地方啊。我最近代替沈老師去參加了不少學術研討會，有一些會議的級別還是挺高的，參會的有一些部委機關里的干部。持您這種觀點的人當然也有一些，但并不占上風。從實踐部門到理論界，占主流的觀點都是經濟自由化。我很擔心這樣一種思潮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
聽馮嘯辰這樣說，羅翔飛的口氣一下子就軟了，他嘆了口氣，說道：“我何嘗又不擔心呢？其實，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苗頭了。這一年多時間，咱們重裝辦的工作越來越不好做了，跨部門、跨地區的協調受到的掣肘非常嚴重，而我們能夠使用的手段也是越來越少了。國家這邊，對于重大裝備研制的決心似乎也有所松動。對了，你聽說了嗎，有一位學者最近提出了一個理論，叫作國際大協作理論，影響很大呢。”
“我當然聽說了。”馮嘯辰冷笑道，“在這幾次學術研討會上，國際大協作理論火得很呢，不但學術界支持，很多部委里的干部也給它站臺，說這個理論對于指導部委的工作很有啟發。”
所謂國際大協作理論，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那就是把整個世界當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秉賦條件，在這個體系中承擔一個環節的工作。比如說，歐美國家的技術水平高，就負責技術前沿的突破、重大技術裝備的制造；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勞動力豐富，就承擔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發達國家生產點襪子、褲子之類的輕工業產品；至于中東、非洲等國家，則作為原材料的提供國，賣賣石油、礦石啥的，也能過得舒舒服服的。
按照這個理論，中國根本就沒有必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搞什么重大裝備研制，人家歐美和日本都已經把設備造好了，你拿錢買來用就行了，為什么要自己搞一套呢？說穿了，不就是自力更生的舊思想在作祟嗎？總是擔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害怕參與國際大協作會吃虧。而這樣的思想，就是明顯的冷戰思維，是落后的、陳腐的…
時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美國迫切需要聯合中國來遏制蘇聯的擴張，中美兩國關系處于“蜜月期”，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歐洲和日本也同樣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許多中國官員都相信世界大同即將來臨，所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的說法已經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大協作這種觀點頗有市場。
其實又何止是中國，當時的蘇聯國內也有相當一批人信奉這種天下大同的觀點，以至于醞釀出了戈氏的新思維，這就是題外話了。
馮嘯辰是具有超前眼光的人，自然知道這種國際大協作的想法是何其幼稚。國家間怎么可能會有永恒的友誼？主導這個世界的規則只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處于產業鏈的底端，就相當于處于食物鏈的底端，只能是被人魚肉的結果。在此前，他對國際大協作理論只是抱以鄙夷的態度，現在聽到羅翔飛也提起這種觀點，他心念一動，試探著問道：“怎么，領導同志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嗎？”
羅翔飛搖了搖頭，臉上的表情有些苦澀。馮嘯辰知道羅翔飛這個搖頭的動作里包含著好幾層意思，一是領導人尚未接受這樣的觀點，二是羅翔飛不敢保證領導人會不會接受這樣的觀點，第三則是表示出一種憂慮，甚至可能是失望。
“怎么會這樣呢？”
馮嘯辰有些懵了。
他雖然是一名穿越者，但前世一直是做技術管理的工作，對于經濟學和經濟史了解不深。他知道80年代中期國內出現的這種國際大協作理論，但不記得國家決策層面是否受到了這種理論的影響，以至于作出了相應的戰略選擇。在他印象中，8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裝備制造業的確有過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有一些企業倒閉了，有一些企業轉產輕工業產品去了，還有一些企業則落入了外資的囊中。難道，這就是國際大協作理論的結果？
裝備制造業的徘徊不前，不能說沒有客觀的原因，但用后世的眼光來看，這就是一段彎路了。走彎路的結果就是浪費了時間，損失了機會，要彌補這段彎路帶來的影響，必然要付出血汗的代價。
既然自己來到了這個時空，是不是可以避免重走這段彎路呢？
“羅主任，您的觀點是什么？”馮嘯辰問道。
羅翔飛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是堅決反對這種理論的。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在裝備制造方面絕對不能仰人鼻息，必須發展起自己的裝備制造業，這樣才能不受制于人。說什么國際大協作，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50年代的時候，蘇聯老大哥就曾經提出來，說他們有原子彈，可以保護我們，我們不需要自己搞原子彈，但老一輩領導人堅決要搞。實踐表明，沒有屬于自己的國之利器，一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地位，就只能永遠被別人欺負。這樣的道理，我們在50年代就已經懂了，現在難道反而不懂了嗎？”
“可是，如果國家撤銷了重裝辦，怎么辦？”馮嘯辰問道。
羅翔飛臉上露出一些決然之色，道：“只要我們這些老同志還在，就絕對不會讓重裝辦被撤銷掉。別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妥協，但在重大裝備自主研發這個問題上，我們是絕對不會妥協的。”
“關鍵時候，還是需要你們這些老同志當定海神針啊。”馮嘯辰感慨地說道。這個世界需要年輕人的闖勁，也需要老同志的穩重。前世的俄羅斯就是因為讓一位年僅35歲的“大男孩”蓋達爾主持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結果被一幫美國經濟學家忽悠著來了一場“休克療法”，差點斷送了整個俄羅斯。
聽到馮嘯辰對自己的褒獎，羅翔飛并沒有得意的感覺。他說道：“現在的情況有點亂，國家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各個部門都不知道該如何做。商品經濟的提法，我是贊成的，放權才能夠搞活經濟，管得過多就沒有活力了。但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重大裝備該怎么搞，這是一個新課題，需要我們大家去探索。對了，小馮，你現在可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了，在這方面，你要多做一些貢獻啊。”
說到最后那句話的時候，羅翔飛的臉上有了一些笑意。
馮嘯辰道：“這也正是我要向您匯報的事情。我這次出去開會，接觸了幾家企業的領導，他們反映，現在重大裝備研發方面的全國協作中斷了，原來各企業之間會有一些技術上的交流，而現在大家都敝帚自珍，把自己的技術藏著掖著，不肯拿出來和其他企業分享。還有產品訂貨方面，很多企業寧可從國外引進設備，而不愿意用國內企業的設備，結果咱們辛辛苦苦引進的技術，就沒有了用武之地。”
羅翔飛道：“說來真巧，我也正準備找你談一下這件事呢。你知道嗎，羅冶的王偉龍已經來京城好幾天了，沒準還去社科院找過你，不過你去外地開會了，他肯定找不到你。”
“怎么，羅冶那邊出問題了？”馮嘯辰敏感地問道。
羅翔飛點點頭，道：“沒錯，而且就是你說的那種情況。前兩年咱們辛辛苦苦從海丁斯菲爾德引進了電動輪自卸車技術，你還專門去紅河渡幫他們推銷過。可現在國內的訂貨數量非常少，無法支撐起羅冶的生產，因為批量小，羅冶生產一輛就虧一輛。再這樣下去，羅冶只能放棄這個產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