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春天酒樓以及辰宇工程機械公司,馮嘯辰的態度都是原則上指導,在具體的經營上并不干預。他知道自己的長處并不在于企業管理,而是擁有穿越者的預見性,以及前一世作為一名裝備產業主管官員所擁有的大局觀。讓他具體去做某個企業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職業經理人做得出色。
陳抒涵、楊海帆這些人也許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職業經理人,但卻是馮嘯辰目前能夠找到的最合適的人選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業還是比較容易的,只要膽子大一些,有一點經營頭腦,不特別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夠成功。而陳抒涵他們,則會在這種鍛煉之中不斷地成長起來,成為有能力在市場上搏擊風雨的商界精英。
春節過后,新的學期開始了。經過一個學期的適應,戰略所84級的碩士生們不再如上學期那樣緊張與拘束,各自的導師也分別給他們布置了科研課題,讓他們在課程學習之外還要進行學術研究。不過,這種科研課題并不像后世那樣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獻、做出什么美侖美奐的數學模型,而是針對當前的改革實踐,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是與現實的經濟生活息息相關的。
1985年的中國,城鄉各處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會上,國家做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使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進入了快車道。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要點就是放權,嚴格的計劃經濟讓位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一統的中央集中管理體制讓位于“擴大地方自主權”,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企業逐步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一時間,個人、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了,套一句圣人語錄,可謂是“萬類霜天競自由”。原來因為擔心政策有變而不敢有所作為的民間資本紛紛進入市場,出現了“十億人民九億商”的繁榮場面。國有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場,口號一個比一個喊得更響,改革措施一個比一個更讓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盤上呼風喚雨,大搞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各種電視機廠、電冰箱廠、摩托車廠之類的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使宏觀經濟出現改革開放后的第一輪“經濟過熱”。
經濟實踐的多姿多彩,也帶來了理論研究的繁榮。在經濟學界,各種學術觀點競相登場,“改革研討會”一個接著一個,而幾乎每個會議都會伴隨著激烈的理論爭吵。不過,不管是持何種觀點的學者,他們的血脈中流淌的都是憂國憂民之心。他們殫精竭慮,窮經皓首,或是高舉著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著凱恩斯、薩繆爾森的原著,在反復地推演著國家的走向。
沈榮儒作為一位中央智囊一級的經濟學家,自然受到了各個學術會議主辦方的青睞。他辦公室里的會議邀請函堆積如山,來自于學術界老友的邀請電話接連不斷,讓他不勝其煩。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不能隨便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點,遇到一些級別比較高的會議,他只能讓自己的助手或者學生替自己去出席,馮嘯辰這個關門弟子便充當起了導師替身的角色。
“這次會議上有什么收獲嗎?”
每次馮嘯辰外出替沈榮儒開會回來,沈榮儒都要這樣向他了解會議的情況。這些學術會議結束之后,當然都會發一些會議簡訊以及論文集之類的資料,上面能夠反映出參會者的主要觀點。不過,沈榮儒更愿意讓馮嘯辰從自己的角度給他介紹一下會議上的亮點,他已經發現,自己的這位年輕弟子有著敏銳的學術觀察力,看問題的角度也與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還是老生常談,計劃與市場之爭,另外就是關于價格改革的一些意見。總體來看,現在傾向于進一步放權的呼聲越來越高,有幾位學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讓市場由大亂而生大治,據說這也是美國一些制度學派學者所推崇的觀點。”馮嘯辰答道。
沈榮儒道:“是啊,這幾年國家一直都在放權,也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權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從放權中間嘗到了甜頭,他們對于放權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
馮嘯辰笑道:“可是學者們提出的放權,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權可不是一碼事。學者們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包括放棄定價權,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卻是希望保留對下屬企業的干預的,他們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們的事務。”
“這就是矛盾了。”沈榮儒道,“其實,中央、地方、企業,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層的企業,在關于放權的問題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們擔心政府如果徹底不管他們,他們在市場上會遇到風險。”
馮嘯辰道:“沒錯,這次會議上有學者發布了他們在部分國企進行調研的結果,他們發現,許多國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預他們的經營,給他們以充分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夠控制鄉鎮企業以及私營企業的發展,讓這些新興經濟形式不要和他們搶市場。”
沈榮儒冷笑道:“也就是說,他們既想要政府保護他們對市場的壟斷,又不希望政府插手他們的經營。好處他們都想占,責任則是一點都不想負,這樣的企業,怎么能算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呢?”
“不過,也不絕對都是這樣吧。”馮嘯辰道,“我這次去開會,趁著會議間隙,也去拜訪了幾位企業里的朋友。他們的企業原本都是部屬企業,在去年開始劃歸地方管理。他們向我反映,劃歸地方之后,他們與其他部屬企業之間的協作受到了影響,沒有了原來那種全國一盤棋的大協作,技術水平的提升出現了困難。這個問題,我正打算向羅主任那邊再求證一下。咱們這么大的國家,裝備工業不能相互割裂,否則就沒有競爭力了。”
沈榮儒點點頭,道:“這種情況,我也聽到了一些反映,不過我沒有具體做過裝備工業方面的工作,體會可能不如你深入。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專門的課題去研究一下,提出一些政策建議,我幫你提交到中央領導那里去。”
“那可太好了。”馮嘯辰道,“這個問題,我想經委方面也會向中央匯報的,再加上您這邊的學界觀點,領導應當會更加重視吧。”
沈榮儒道:“其實,中央一直都很重視這個問題。上次咱們去北化機調查分餾塔質量事件,你們幾個研究生回來之后寫的調研報告,中央領導也做出了批示,明確提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仍然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困難的地方,在于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分寸。
咱們國家的事情,往往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現在國家總的政策方向是放權,在這個時候如果過分強調‘全國一盤棋’,很可能又會回到原來那種國家一把抓的局面上去,使此前搞活經濟的努力半途而廢。這也是中央領導同志不便于輕率做出指示的原因。”
“我明白了。”馮嘯辰應道。他并不是一個政策方面的菜鳥,他深知國家大政方針的敏感性,隨隨便便的一個政策,都可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去改變的。這兩三年來的放權的確造成了一些經濟上的亂象,但帶來的好處卻是主要的。通過釋放地方、企業以及民營資本的活力,國家經濟呈現出了蒸蒸日上的趨勢,這是主流。如果因為個別部門出現了一些問題而要開倒車,那就是得不償失了。
向沈榮儒匯報完,馮嘯辰請了假,前往重裝辦去拜見羅翔飛。他這次出去開會,所接觸的幾位朋友都是重點裝備企業里的干部,他們反映的事情與重裝辦的工作頗有一些關系,馮嘯辰也有義務把這些意見反饋給羅翔飛。
“喲,小馮回來了,怎么樣,現在是個大碩士了,有機會多指導指導我們的工作啊。”
馮嘯辰一走進重裝辦的院子,便收獲了一堆恭維,劉燕萍、薛暮蒼、吳仕燦等等都親親熱熱地向他打著招呼,前不久還一起并肩戰斗過的王根基則是一把攬住他的肩膀,給了他一個看上去很曖昧的熊抱。
應付完這些同事,馮嘯辰笑嘻嘻地走進了羅翔飛的辦公室。羅翔飛剛才就已經聽到動靜了,見馮嘯辰進門,他笑著站起身,親自給馮嘯辰倒了杯水,又陪著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在羅翔飛心目中,馮嘯辰依然是他最得力也最有眼光的屬下,每一次馮嘯辰來訪,羅翔飛都是非常高興的。
“又出去開會了?怎么樣,有什么新的見聞嗎?”
羅翔飛這樣問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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