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樣啊…”明治天皇明白了過來，不由得暗暗感慨柳原愛子對自己真心實意的愛。
“上野公園事件”的詳情他已經知道得很清楚，對于當事人山縣芳雄，他盡可以拿其父山縣有朋做文章，平息羅特希爾德家族這個日本政府背后的大金主的不滿，但對于另一個當事人在西南戰爭中戰歿的名將黑田清隆的遺腹子黑田劍造的處理，就要麻煩得多。
但讓他沒想到的是，聰明的黑田夫人竟然用這種辦法解決了自己的麻煩，同時還試探出了乾國艦隊的高層對這次“水兵被戕事件”的態度。
乾國海軍提督丁禹廷和陳偉接受了這對“孤兒寡母”的請罪，這件事本身其實就很說明問題。
伊藤博文可能也了解了這個情況，敏銳的抓住了機會，請五國公使調停。
所以在一得到這個好消息后，柳原愛子便迫不及待的要和自己分享！
“謝謝你，愛子。”明治天皇感激的說道。
就在這時，一個穿著和服的小男孩蹦蹦跳跳的向明治天皇跑了過來。
他就是柳原愛子給明治天皇生的第二個兒子津仁。
可能是急切的想到見到父親，孩子跑得太急，又因為太小腳步不穩，竟然摔倒了，不過他并沒有哭，而是很快被趕過來的父親抱了起來。
只有在看到這個孩子時，明治天皇才會從心底感到快樂。
當然，他不會知道，這個孩子的真正身世。
晚上雷雨大作，夜色濃重，連天漫地一片黑。道路兩邊，只聽水流如瀑布，這場暴雨的雨水全都從山上直瀉而下。東京似乎升高了。但是在濛濛的霧氣中，仍然有燈光在漆黑的天幕下閃爍，從城里傳來一種混雜著人聲、車輪聲、鑼聲和笑聲的噪音。
這陣秋雨并未使天氣變得涼爽。由于暴雨季節的炎熱，郊區的房屋都像貨棚似的敞著門窗，我們看得見里面的一切。家里的菩薩和祖宗的祭臺前永遠點著燈，而所有規矩的日本人都已睡下。在傳統的藍綠色紗羅帳下，可以隱約看見人們一家一戶地一排排躺著。人們睡覺、趕蚊子，或扇扇子：男人，女人，還有嬰兒，也在他們的父母身邊，每個人，年輕的或年老的，都身穿深藍色印花棉布睡袍，后頸枕在小小的木頭支架上。
只有極少數的房子里，人們還在尋歡作樂：隔很長一段距離，才從幽暗的花園上空傳來一陣琴聲，曲子的旋律十分費解，快樂中似乎透著悲哀。
第二天，雨過天晴，而乾日兩國關于“水兵事件”展開的談判，也似乎有峰回路轉之意。
關于乾國水兵和日本警民沖突的起因，乾日雙方當日各執一詞。乾方認為日本警方預先設計，故意向乾國水兵挑釁，上千人將各街巷兩頭堵塞，逢乾國水兵便砍，日本民眾又于沿街樓上潑滾水，擲石塊，乾國水兵猝不及防，傷亡慘重。日方則認為是乾國水兵存心報復前日的仇恨，先挑釁奪了日本巡警的警棒。繼之又對之圍毆直至斃命，大規模流血沖突由此而起。
日本報媒堅持沖突緣自乾軍水兵再度鬧事：“下午1點左右開始，各艦的上岸水兵已經達到四百數十人之多。他們在市中到處游蕩，并聚集在廣馬場町的華人街一帶…（下午6時）阪本半四郎巡警在廣馬場町巡邏中，一名迎面而來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還用西洋小刀對著他比劃。這些水兵渾身酒氣，舉止異常；在長崎居住的乾國人，對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8時左右）3名乾國人（不是水兵）堵在（3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復糾纏，要么伸手觸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對著警察比劃。有些乾國人再次出來，企圖奪取福本巡警的警棒。福本巡警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邊又來了一個人，雙方扭打在一起。這時，忽然有人大喊一聲，20名水兵一下子從餐館里沖了出來，向福本巡警撲去。福本巡警頭部遭到一頓毒打，倒在地上，當場死亡。喜多村巡警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國人拉進屋子里，幸免于難…”
乾國方面則認為：“若以過錯的輕重而論，日本應負更多的責任，則是沒有問題的。因就當時的情形來說，如云乾兵報復，向警察尋釁，完全不合情理。”乾方的理由大致如下：一、13日的沖突導致日警重傷，乾國水兵乃是輕傷，并無報復的必要；二、水兵上岸已嚴禁攜帶兵器，且提督丁禹廷又命親信武官攜帶令箭隨行彈壓，有組織的復仇活動不可能出現；三、水兵登岸200余人，兇刀則僅有4把，且水兵受傷皆在背部，顯系遭遇突襲逃命之際所負。相反，乾方認為日警設計的嫌疑比較重：一、13日事件發生之后，警方即派有漁船在乾國軍艦附近監視乾國水兵活動；二、13日事發之后，東京警方大規模調集人手；三、東京日本市民亦被動員參與對乾國水兵的攻擊，而且一向閉市甚晚的東京，15日晚各商家竟紛紛提前打烊。
諸多細節已難以考據，真相自然也無法具體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這一年，乾日兩國的民眾感情顯然極不和諧日本自維新之后，一意謀求擴張。先是欲圖吞并乾國藩屬琉球，本已激發了乾國民眾的憤慨；隨后嘗試侵略苔灣，又引發了乾國東征日本的輿論；中法因越南交涉期間故技重施，又欲將勢力擴展到乾國傳統藩屬朝鮮，再度撩撥乾國民眾情緒…而按照當時日本民眾的邏輯，乾國先是阻止其對琉球的占有，又阻礙其勢力東擴苔灣朝鮮，則實為日本自強之路上的絆腳石。
這種不和諧是有據可查的。明治十一年（西協9078年），乾國駐長崎首任領事到任，日方報媒便有描述：“當地乾國人不斷向其訴苦告狀。日本警察在盤查登記證（牌）時，態度惡劣，乾國人對此非常反感。據說領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對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議。”當時乾國軍艦進入長崎港維護，但在日本民眾眼里：“乾國軍艦開進長崎港，名義上是為了對軍艦進行維修護理，以便繼續開往仁川；但實際上，這還是一次示威活動，借此機會炫耀優勢的海軍力量。對于乾國艦隊來長崎，日本國民就是這么看的。”因為有了這樣的先入為主，所以，東京市民對上岸的乾國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為奇：“乾國人在舉止上也是旁若無人，特別是上岸水兵之類的人，依仗本國的海軍優勢，簡直是橫著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決不讓路，結果警察只好給他們讓路。”
盡管日本民間怨氣甚大，并在雙方談判期間舉行了示威游行，向乾國抗議，但最終日本政府還是懾服于強大的乾國海軍艦隊，積極的表示愿意“以維護兩國和平友好為主旨”，“積極妥善解決此事”，隨后德國公使何理本提議，以“傷多恤重”的原則，雙方互相進行賠償，而追責兇手一事，則因“現場混亂，證據缺失，難以詳查”，聽憑雙方自便。
雖然對德國公使的提議不是很滿意，但乾國方面也表示，“為兩國交好之故”，同意互賠，追責雙方自便，但提出了附加的條件，即“浪人為非法武裝之日民，故意尋釁，以刀棍參與斗毆”，故在互相賠償損失這一項中，乾方“只賠警眾，不賠浪人”，“且自斯日起，日警一概不許攜帶刀劍”。
乾國方面的談判代表伍廷芳指出：“日本政府‘廢刀令’下多年，浪人仍以武士自居，帶刀任行，凌駕平民之上，日本政府難辭其咎”，并舉前不久發生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以刀砍傷俄國皇太子為例，“以日本刀劍之害，不絕于斯，前釀大戾，今又生血案”，要求日本政府徹底執行“廢刀令”，“無論警民，皆不許帶刀”，“警士巡街，只許攜帶竹木棍棒，嚴禁攜帶刀劍”。
面對乾方的意見，日本方面進行了多日討論，很多日本官員認為乾方的附加條件是無理要求，應該拒絕，聲言“我國萬一采取如此讓步政策，則乾帝國將作何感想？恐將看作為威脅嚇倒，苦于抑制，終于屈服，而愈助長其輕侮之念”。井上馨則認為日本現在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因為“日本現在并沒有一支可以敵得住乾國艦隊的海軍。”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明治天皇舉行了御前會議，商討善后事宜，會議由天皇親自主持，參會者有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松方正義，陸軍大臣山縣有朋，海軍大臣夏本武揚，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以及井上馨、森有禮、青木周藏和陸奧宗光等人，會議進行了五個小時，最終天皇決定接受乾國方面的附加條件，了解此次事件。
在會議結束后，日本方面立刻由井上馨向乾國駐日本公使徐承祖和海軍提督丁禹廷通報了日本方面的決定，然后由丁禹廷下令解除戰備，井上馨和徐承祖就雙方賠償金額展開談判，約定雙方士官一人賠償6000日元，士兵一名賠償4500日元，傷殘一名賠償2500日元，乾方死士官1名，水兵7名，傷殘水兵36名，陸戰隊員9名，日方賠償乾方計150000日元，乾方水兵住院醫療費用200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死警官3人，巡警16人，傷殘巡警24人，由于死傷的日本浪人不在賠償范圍之內，是以乾方賠償日方計150000日元，雙方賠償數額相同，可以相抵，日方只需額外支付醫療費用20000日元即可。至于是否拿兇懲辦，則由雙方政府自行決定，互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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