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三世對普魯士懷有極大的好感，他認為，“普魯士是德意志民族中，宗教改革、商業進步、自由憲政的典范，也是正統的德意志王國中最大的代表，其輿論自由和人民參政權的普及遠遠優于其它德意志國家。”這一判斷是真是假先不論，問題是對一個國家內政的評價不能成為對其外交政策的基礎。不管普魯士奉行何種政體、推崇何種意識形態，法國只能根據兩國間的力量對比、利害關系與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來制定對普魯士的外交政策。政治家不是知識分子，應該明白那些有關主義、信仰、國家與民族情感的“滔滔不絕的談論…并不比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年的月下幻想更有價值。”不僅如此，而且拿破侖三世還繼承波拿巴家族的傳統，以反對奧地利和打破維也納體系對法國的封鎖和遏制為己任。事實上，這兩點都判斷錯誤。奧地利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德意志聯盟更是一個防御性的體系，而且只要奧地利在德意志聯盟內部保持領導地位，法國東部邊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證。由于德意志聯盟的松散性，法國也可以保持對聯盟內的其它中小邦國的影響力。奧地利在傳統上享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哈布斯堡家族自十四世紀以來就把持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冠，在德意志中小諸邦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它和以巴伐利亞、薩克森和漢諾威等為代表的中等邦國是反對普魯士擴張的現實阻力。
普魯士王國四分五裂的國土，本來是普魯士主導德國統一的巨大障礙而非助力，普魯士以捍衛其長期擴張而獲得的四分五裂的領土為基本國策。如果普魯士安心于德意志聯盟框架的安排，那么德國的統一便會遙遙無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外交大師俾斯麥處心積慮地要摧毀這一框架，拿破侖三世卻不自覺地助了俾斯麥一臂之力，促進了德國的統一。
德國的統一有民意基礎和經濟基礎，也是大勢所趨，法國單獨去阻遏這股歷史潮流實非明智之舉，也超出了法國的國力，拿破侖三世的徘徊觀望并非毫無理由。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反對德國統一的立場上法國并非找不到同盟者，而且最后的結局卻是法國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孤軍奮戰與普魯士決斗以阻止這一趨勢。拿破侖三世如果能夠洞察歷史趨勢的話，他本可以將計就計，借力打力，因勢利導地安排法國的國家戰略，利用普魯士的主動作為，來促進本國利益的最大化。
在歐洲近代史上，“德國的統一”與“法國獲得自然邊疆”，是外交矛盾之源。法國獲得自然邊疆或者掌控歐洲其他法語地區和德國的統一同樣具有歷史合理性與現實合理性，并無道德高下之分。民族統一固然是“正義”的，但國家的安全與歐洲的平衡同樣也是“正義”的。本世紀民族主義雖然是民間的潮流但遠未是各大國掌權者的共識，當時各大國掌權者的一般信念是“有權力者方有權利，弱者只能勉力順應強者之見”，“弱小國家必須為了（歐洲的）政治平衡而自我克制”。維也納會議便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重建了歐洲的政治格局，國界的劃分只考慮維持歐洲大陸各大國的勢力均衡而完全不顧民族自決和民族統一的原則。因此對于法國來說，在歐洲大陸的優越地位，不必拘泥于摧毀維也納會議的某某條約，任何條約在武力面前只是一張廢紙，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武力掌握在何人的手中以及是否具有使用武力的意志。要吞并歐洲語的地區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象英國雖然一貫反對任何軍事強權掌控低地國家，但如果沒有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充當英國的打手，英國無法單獨組織反對法國的行動。拿破侖三世屢次希望以召開歐洲大會的形式來獲得列強對他吞并企圖的認可，卻不知道所謂的外交會議或者國際組織一貫只是追認既成事實，而絕不可能產生強有力的行動。言語會發出聲音，但行動會發出更大的聲音。對于法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極為重要的地區難道要坐等對手送上門來？如果法國本身有能力攫取和保有這些地區，又何必需要得到對手的承認？拿破侖三世見不及此，對萊茵河左岸地區、對比利時、盧森堡和其他法語地區念念不忘，因此在德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屢次被對手誘惑，屢次判斷失誤，屢次坐失良機，沒有能夠成功地為法國謀取對等的國家利益。
當然絕對不能說拿破侖三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損害法國的利益，他的確是在殫精竭慮地追求法國的榮耀、擴展法國的利益和維護本身的統治。有人曾一言以蔽之說明拿破侖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腦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窩窩兔子。”問題出在他那些極富創意的想法之上沒有一個更高更強有力的中心思想作為依歸。與普魯士的俾斯麥相反，拿破侖三世缺乏的不是實力甚至也不是智慧，他缺乏的是辨明國家利益輕重先后的判斷力和為實現一個目標鍥而不舍的決斷力，他缺乏的是洞察國家間利害關系和外交權力結構的能力。這部分與拿破侖三世的個人修養和家族恩怨有關，部分也是法國處境和歷史糾葛復雜的結果。但法國的處境和歷史糾葛再復雜也沒有普魯士所處的處境和歷史糾葛復雜，對比俾斯麥的明智和冷靜，拿破侖三世本人不得辭其咎。
拿破侖三世上臺后，便以打破維也納體系對法國的束縛，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和爭奪歐洲和世界霸權為首要目的。外交行動時有精彩之筆，但多端而寡要，好謀而無斷，未能對自身成功的基礎明察秋毫。因此他的勝利很快便成了沉重的戰略負擔，他對本國力量的過于高估，到處制造外交糾紛誤以為法國都可以從中漁利，同時又低估了他自己極力推動歐洲民族主義運動所釋放出來的破壞性的力量。而正是這股力量，使得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歷史趨勢不可扭轉。
法俄與法奧聯手失敗是普魯士得以統一德國最關鍵的外部因素，而法俄與法奧交惡卻是拿破侖三世一手造成的。拿破侖三世反奧反俄，除了歷史恩怨——拿破侖第一帝國被奧地利與俄國擊敗。而且還因為拿破侖三世稱帝后，俄國沙皇不肯承認這個“篡逆者”，只愿意稱呼他“我的朋友”，而不愿意使用照歐洲世襲君主之間的稱呼“我的兄弟”這在歷史恩怨之上又加上了一層個人恩怨，因此拿破侖三世才會不顧一切地在克里米亞和波蘭問題上屢次冒犯俄國的利益。
當年法國借口與俄國爭奪奧斯曼土耳其境內基督徒保護者的稱號和耶路撒冷“圣墓”的鑰匙，聯合英國發動了克里米亞戰爭。而除了要為第一帝國報仇雪恨外，看不出法國在此戰爭中有何長久的戰略利益。他從未能如俾斯麥一樣明智——“蔑視六千萬俄羅斯人民…，而不顧他們將會成為未來敵人的重視同盟者，將是一個極大的。”
戰后《巴黎和約》中關于黑海中立化的條款，禁止俄國在黑海地區擁有海軍，剝奪俄國在巴爾干地區的特權。這一條款主要是為英國的戰略利益服務，法國毫無所得，而且背上了維護條約的長期戰略負擔。拿破侖三世昧于虛榮心作祟，在黑海中立化這一俄國引以為奇恥大辱的問題上毫不讓步，導致法俄之間無法聯手反對德國的統一。結果，普魯士為尋求俄國在普奧與普法戰爭中保持友好中立，支持俄國廢除《巴黎和約》的有關條款。為了回報普魯士，俄國在普法戰爭期間在俄奧邊境部署了10萬軍隊，防止奧地利倒向法國一邊。俄國表示，如果奧地利進攻普魯士，俄國則向奧地利宣戰。
在波蘭掀起反俄民族大起義中，與俾斯麥以“做戲似的夸張姿態”站在沙俄一邊支持俄國鎮壓波蘭起義相反，拿破侖三世極力勸說沙皇對波蘭起義者讓步，甚至企圖游說奧地利放棄其統治的波蘭省份給讓波蘭得以復國。輕舉妄動是政治家所費不貲的嗜好，因此拿破侖三世在普法戰爭中代價高昂的收獲了俄國的“回報”。而俄國的支持，是普魯士得以統一德意志的重要因素。
拿破侖三世當初聯合撒丁王國對奧地利開戰，幫助撒丁王國奪回了被奧地利占領的倫巴第地區。奧地利帝國，這個裝腔作勢和飛揚跋扈，靠著十九世紀上半葉最杰出的外交家梅特涅杰出的外交技巧才茍延殘喘，尸居余氣的老大帝國竟然被拿破侖三世看作是法國最大的威脅，這是因為拿破侖三世同樣也是這種裝腔作勢和飛揚跋扈的人物。拿破侖對奧地利的極力削弱實質上是給了普魯士最大的助力，法國間接培植了近在咫尺的最大對手。當拿破侖三世坐視奧地利在普奧戰爭中失敗后，當時法國的資深政治家梯也爾哀嘆，“奧地利的失敗意味著法國400年來遭到的最大災難。從此失去了一張阻止德國統一的王牌！”
如果法奧失和還可以看作是波拿巴家族反奧地利政治傳統順理成章的結果，但是拿破侖三世作為意大利的恩人與奧地利的仇家意大利也失和，這也算是外交上絕無僅有的喜劇了。原來拿破侖當年雖然與撒丁王國結盟反對奧地利，幫助意大利實現了初步的統一。但是當意大利民族主義運動爆發后，大大地突破了拿破侖三世對意大利種種版圖和利益分配方案。拿破侖三世自覺騎虎難下，便葉公好龍般背叛了盟友，單獨與奧地利議和。拿破侖三世在意大利的虎頭蛇尾正如一句意大利諺語所說，“既然要放屁，又何必夾緊屁股，讓屁眼受累呢？”隨后法隊進駐羅馬，保護教皇國，數次打敗企圖統一羅馬的加里波第紅衫軍（其背后就是意大利政府），阻止意大利最后完成統一。當法國在和普魯士決斗前尋求意大利外交結盟的時候，意大利提出的唯一重要條件就是法軍撤出羅馬。但拿破侖三世受到國內天主教會的壓力，為了宗教情感和宗教利益，不愿意放棄對教皇國的保護，結果意大利對普法之戰同樣袖手旁觀。
拿破侖三世未必不知道普魯士有統一德國的野心。他曾露骨地表白，“德意志不該統一，應分成三個部分，南北德國應該對立起來。這樣法國才可以從中漁利。”政治家的職責不在于思考問題而在于解決問題，那么法國打算在反對德國統一的問題上依靠誰呢？在普魯士統一德國之勢如箭在弦上時，拿破侖三世宣稱，“只有俾斯麥尊重現狀，我才能保證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諸幫拉入北德意志聯邦，我們的大炮就會自動發射。”政治家的職責不在于發表聲明而在于采取行動。那么法國打算如何對付普魯士？法國在全歐洲甚至是全世界鋪開的外交戰線是不是應該適當收縮以適應法普決斗的新形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拿破侖三世真的有意志和能力阻止俾斯麥統一南德四邦，那為何對普魯士在普奧戰爭后消滅傳統的德意志邦國如漢諾威的時候沒有任何表示？
英國在十九世紀是歐洲大陸外交均勢的平衡之輪，拿破侖三世汲取了他叔父的教訓，他所有的國家都可以得罪（俄、奧）、都可以出賣（意）、都可以忽視（普），但絕對不敢對英國有任何非分之想。盡管如此，法國最終還是與英國離心離德。普奧戰爭前，俾斯麥在與拿破侖三世做交易時，暗示法國可以獲得比利時、盧森堡和萊茵蘭地區，當普魯士勝利后，拿破侖三世要求俾斯麥履行諾言。俾斯麥耍了一個花招，要求法國把上述要求以書面遞交。當俾斯麥收到法國的外交備忘錄后，立即把它送給了同樣想稱霸歐洲的英、俄，挑起英、俄與法國的矛盾。于是英國組織各大國召開的倫敦會議里集體承諾：比利時王國和盧森堡公國永遠保持其中立，各大國永遠保證其永久獨立地位不受侵犯，這一承諾徹底打消了拿破侖三世合并上述兩國的念頭。至此雖然英國沒有參加反對拿破侖三世的行動，但英國民意改變了態度，對德國的統一不那么反感了，甚至覺得可以利用德國的統一以制約法國掌控低地國家的野心。
拿破侖三世優柔寡斷，昏招迭出，在發現自己手中的外交籌碼已經輸得一干二凈的時候，便鋌而走險，企圖與普魯士決一死戰以挽回顏面。雖然拿破侖三世把所有能夠依靠的大國都得罪光了，但這些國家倒還不像拿破侖三世那樣睚眥必報，還能夠不計前嫌，在事關歐洲均勢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意氣用事。當時俾斯麥處心積慮就是要尋找與法國開戰的機會，當時西班牙爆發了革命，女王被推翻后。俾斯麥用重金收買新政府實力人物，提出由霍亨索倫家族的利奧波德親王繼承西班牙王位。西班牙新議會接受了俾斯麥的提議。此舉使法國震驚，如果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正式就任西班牙國王，西班牙將成為普魯士的盟友，法國將腹背受敵。為此法國向普魯士提出了抗議，英、奧、俄也附和這一抗議，可見法國的立場并非沒有其它國家支持。普魯士以外的其它歐洲大國在反對德國統一，防止歐洲版圖出現大變動的立場上大體是一致的。但是拿破侖三世浪費了這些最后的外交資源，沒有耐心推行一種更加穩健平衡也更加曠日持久的外交戰略——因為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最喜歡的就是立竿見影，制定政策的第二天馬上就希望獲得報紙的頌揚和民眾的歡呼。拿破侖三世急不可耐地主動宣戰，結果正好中了俾斯麥的圈套，法國險些戰敗，而多虧了來自于東方的神秘援手（“東方魔盒”事件），這場戰爭最終法國才得以體面收場，但德意志卻就此統一，法國對此無能為力。
拿破侖三世最終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是以感到心灰意冷，加上他一直深受關節炎、糖尿病和肺炎的折磨，戰爭結束后不久便宣布退位，讓位給兒子拿破侖四世。
這一次林逸青來法國，還專門去拜謁了已經退位的太上皇拿破侖三世和歐仁妮皇太后，拿破侖三世十分高興，竟然拖著病體和林逸青聊了兩個小時，在閑談中他第一次向林逸青表示了對自己當年魯莽行動的懊悔和對林義哲援手的感激，并希望法國和乾國能夠“守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