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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三十六章 急公好義

“如何能讓它潛下水去?”白罕文根本沒有注意到送蟹的茍雷生,而是死盯著水盆中的潛水船模型。品書網  杜洛希笑了笑,伸出手用一根篙草在潛水船模型上捅了幾下,潛水船模型開始向外冒出氣泡,接著便慢慢的沉了下去,懸浮在了一個位置不動了。

  “老杜!真有你的!”看到這一幕,茍雷生也禁不住贊嘆起來。

  “這潛水船下潛之原理,即是引水入艙,使其下潛,若要上浮,將艙內之水排出即可。”杜洛希說道,“這木模只是模仿了個大概,內中機巧一定更多,可惜不能入內一觀。”

  茍雷生注意到杜洛希的眼中閃著異樣的光芒,他想不出來為什么杜洛希會如此的癡狂,只是嘆了口氣,招呼他們過來吃蟹。

  哪怕是吃青蟹這樣的美味,也不能減低他們二人對潛水船的興趣,二人邊吃邊聊,茍雷生插不進話,只是暗暗好笑。

  陪他們二人又吃了一只蟹之后,雨也停了,茍雷生感到困倦了,和杜白二人告辭,出了燈塔時,他回頭看了一眼,看到這一老一少還在那里圍著水盆研究,不由得苦笑著搖了搖頭。

  翌日,清晨。

  “喬公請看,那便是咱們北洋水師新入列的潛水船,名為‘探海’。”林逸青指著已然浮出水面的潛水艇,笑著對身邊的喬郅墉說道。

  “我曾在《點時齋畫報》上見過關于此等潛水船的圖文,皆是洋人所制,當時很是羨慕,不知我大乾何日能造出此等船來,想不到僅隔了一二年,我大乾也有了這等精妙之船。”喬郅墉頷首微笑道,“聽說瀚鵬在日本,也曾用潛水船破敵?”

  “喬公所言不差,我在薩摩也弄了一艘潛水船,曾裝上桿雷。在水下攻擊敵船,擊沉了日本鐵甲艦‘扶桑’號。”林逸青很驚奇喬郅墉竟然也知道自己在日本搞的這場水下進攻戰,眼中閃過訝異之色,“想不到喬公也頗通海戰。”

  “呵呵,瀚鵬過譽了,朝廷‘定國是詔’已有明諭,未來之急務。乃大治水師,我不過一介商人。哪里通曉海戰,只是對國之大政,有所關注而已。”喬郅墉微笑道,“且水師為海路之保障,當年若非令兄苦心經營,船政水師得成,海路大暢,我們晉商的海船,不知有多少要給海盜水匪掠去呢。我是從那時起。凡是和水師有關的事兒,都會關注。”

  “原來如此。”林逸青此時心中對喬郅墉滿懷敬意,“聽說家兄辦理船政,款項極絀之時,全賴喬公幫忙借貸周轉?”

  “應盡之義,不足掛齒。”喬郅墉看著林逸青,正色說道。“瀚鵬是要做下大事業的人,凡利國利民之舉,若有需要老朽幫忙的,盡管吩咐,老朽愿象助令兄一般,助瀚鵬成功。”

  聽到身為晉商之首的喬郅墉坦言相助。林逸青心中感動不已。

  “喬公放心,林某定當不負喬公厚望!”

  已經對乾國的歷史非常熟悉的林逸青明白,那些象喬郅墉這樣的急公好義的晉商首領,才是這個古老帝國真正的精英!

  晉商以擅長商業經營活動而著稱于世。在眀乾時期,一代又一代山西商人,以敢為人先的商業膽識、不畏艱辛的創業精神,萬里行賈。勤儉經商,在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經濟環境中,建立起一種秩序井然、自由靈動的經濟模式,形成了自身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涵育了深厚廣博的文化精神。

  晉商興盛達5個多世紀。早在上古時期,山西境內的產品交換已經興起。在帝都和各部落活動的中心區域,由于商業的繁榮,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為中原地區商業之樞紐。之后山西商業拓展到內蒙古、東北遼東一帶。瑭梥邧時期,山西商人不僅攜資競爭于全國市場,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歐洲。在眀代,因蒙古族不斷侵擾,北部駐兵增加,糧餉缺乏,便實行“開中法”,用發給食鹽專賣執照“鹽引”的辦法,鼓勵商人把糧食和食鹽販運到晉北邊防糧倉。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邊防的有利條件,捷足先登,以當時鹽業集散地揚州為中心,不但向晉北邊防輸鹽,而且向全國市場進軍,與安徽的“徽幫”展開競爭。“晉商”借助自己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雄厚的實力,到眀代末期即成為雄踞海內的、中土當時最大的商業集團。

  同時,晉商利用眀末實行匯票的機會,率先建立起“票號”,將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在乾代達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遙、祁縣、太谷有總號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號,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經營官商匯兌。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國的金融,而且把分號設到了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以及東南亞,每年獲利達500萬兩。在乾顯鳳、彤郅年間,則是“山西票號”發展的高峰,曾一度執全國之牛耳。光旭三年,全年匯兌達到兩千萬元以上。而卓越的商業信用正是晉商尤其是“山西票號”得以持久、旺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晉商的成功不僅在于資本雄厚、管理嚴密、法規完善,更在于他們在實際運營中同生產者、消費者、儲戶以及商業同仁之間建立了值得信賴的誠信關系。因其誠信享譽全國以至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生意興隆通四海”。

  當時乾國北方的農民、牧民,生活很貧困,甚至無力用現錢、現物購買或兌換商品,只能憑信用。晉商采取的就是“春賒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黃不接時賒給他們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來收賬。晉人的商號還常為蒙民捎購物品,甚至墊借錢財,一旦答應,就一定要辦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購物,只認商標,不問價格,對山西商號的商品,從不懷疑其質量。這種信用買賣關系。多少年如一日而不變。及至發展到“票號”,更是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必按期兌付,絕不延誤。儲戶如需用款,隨時可以提取。

  對于“山西票號”的信譽,時人評價說:“山右鉅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顯著。”英國領事在發給國內的報告中也說:“山西票號信用很高,有力量買賣中土任何地方的匯票。”上海匯豐銀行說:“二十五年來與山西商人作了幾億兩的巨額交易,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乾國人”。

  信用機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政治穩定,經濟、文化和社會風尚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誠信是市場經濟的黃金規則,也是政治活動、司法行政的“黃金規則”。誠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不能設想一個統治集團內部和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失去誠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傾軋的狀態下,能夠維持其集團的存在和社會的穩定。不能設想一個誠信缺乏的環境能引來投資和促進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是長遠的發展。當年晉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誠信走遍天下。

  晉商的文化精神,作為晉商文化的深層結構與思想基礎,是晉商文化的靈魂與精髓,也是晉商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與動力源泉。

  晉商“崇商重利”的人生選擇。是受歷史環境的影響。在基于傳統農耕文化而確立的價值體系中,商業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農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會大眾共同的重士輕商的人生觀與價值追求。而瑭以后,科舉制度更是為士人厘定了一條由學而仕的終南捷徑。相對于這條經千年積淀并被大多數讀書人視為圭臬的光明大道,晉人棄儒離農從商的人生選擇確實為另類。他們認為:“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故利以義制,名經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由于這種觀念上的獨特與前瞻,晉人在行動上就顯得坦蕩而自信。“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晉才俊之士,毅然決然地棄儒就商,走出了一條新型的人生之路。在長達500余年商業活動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場,今天已無法確切地統計,但在眀乾時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則是有據可查的。時人以“海內最富”四字來指稱山西,顯鳳初年山西晉中地區家產逾百萬者多達數十家,時人估算其額過億兩,比大乾朝的國庫庫存量還多。

  晉商最講誠信,崇尚“信義并舉”。誠信是中土傳統美德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對晉商的商業活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早在創業之初,晉商就確立了一種卓犖不群的商業理念,樹立了三晉獨特的商人形象,他們把“信”、“義”定為自己的立業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篤敬的關云長奉為“財神”,做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來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晉商在商業活動中,通常以關公的“義”來團結同仁、號召同仁,以關公的“信”來取信于社會,取信于顧主。因而,義結同心、以義制利就成為晉商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晉商發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經營的方式,合伙經營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誠信的經營理念。晉商票號多為東家出資、掌柜經營的運作模式,兩者之間良好關系的維系,靠的也是一種道德自覺,即“信義”。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晉商的“相與”。晉商把經營過程中發生業務往來的商號之間的聯系稱為“相與”,這種“相與”的關系,同樣也是建立在信義基礎上的彼此之間相互扶持、患難與共的合作關系。當自己的“相與”面臨困境時,晉商往往能不計得失,鼎力相助。在晉商的商業活動中,信譽至上,坦誠相待,不弄虛作假,不欺詐偽飾,一直是他們恪守的商業品德,他們以此夯實了自身商業文化的基石,在社會大眾中建立了值得信賴的良好形象。

  晉商具有智慧卓越的創造能力。晉商在多種行業所進行的不同的經營活動,沒有既定的模式,也沒有可以參照的前人的經驗。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發現,去總結歸納,也正是這種幾無約束的商業環境,催生了他們的創造活力。具體說來,晉商的創造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資本運營中與時俱進的制度創新。眀中葉以后。社會生產力提高,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市場規模擴大,晉商先后推出了貸金制、朋合制、伙計制及股份制等經營管理模式,并針對不同時期的商業運作實際,制定了相應的管理制度,因而實現了管理與商業發展、社會經濟同步運行的良好態勢。其次是圓融有度的人事管理策略。綜觀晉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選擇、培養教育、獎懲激勵等方面,他們建立了一套既嚴謹規范、又適于人才成長發展的用人機制。在人才選擇方面,通過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斷事析理能力,并廣泛聽取他人的評判。以決定是否任用。一旦選準,就放手使用。晉商還建立了不同層次的獎懲激勵機制,以激發每個成員的工作熱情。晉商把對員工的培養教育,看作關系到自身生存發展的大事。對于初選入行的伙計,他們要派遣資歷較深者或設立專門的機構進行系統的培訓,訓練的科目種類繁多,并制定了嚴格的考核辦法。此外。晉商票號開創了中土金融業發展的新紀元。早在明朝中葉,當鋪、錢莊就已遍及大江南北,乾朝時又產生了印局、賬局和票號。雖然當時的各大商幫多涉足金融業,但都不及晉商經營項目之多,經營地域之廣。在中土金融業發展初期,晉商在諸多方面都有開創之功。

  晉商具有自強不息的實踐品格。實踐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勞作。是一種把理想變為現實的艱苦行程。正是依靠堅忍不拔的實踐品格,山西商人在經商實踐中戰勝了許多無法想象的苦難,從而在大漠風沙、崇山峻嶺、浩瀚大海之間,走出了一條條溝通四海財富的商業之路。晉商的活動區域,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達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在廣袤的歐亞大地上,都有晉商長途跋涉的身影。晉商經營的范圍包括鹽業、糧食業、棉布業、絲綢業、煤炭業、鐵貨業、木材業、干鮮果業、飲食業、典當業、銅業、洋貨業、賬局、票號業等等,這種百業經營,需要具備的是百業的知識與經驗。而晉商正是憑借自己的勤勞與智慧,積累了豐富的經營經驗,從而成為這些行業的行家里手。

  山西商人崇商重利的價值追求,使他們不被時俗所迷惑,能夠毅然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信義并舉的道德構建,使他們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從而能在信、義、利三者之間,做出理性而正確的選擇與把握;智慧卓越的創造能力,又使他們在面對復雜的商場競爭時能夠沉著應對,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策略;自強不息的實踐品格,則使晉商關于財富的理想,有了實現的可能與機會。而這一切,又作為一種深遠厚重的文化積淀,貫穿于一代又一代晉商的思想之中,化為一種永遠的精神動力,啟人以思,促人以力。

  在今天和喬郅墉的會面中,林逸青更是從這位可敬的老人身上,看到了晉商的優秀品質和文化傳承!

  而和這位老人的談話也提醒了他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目光,不能只著重于軍事,而要看到軍事之外!

  強大的工商業,才是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基礎!正所謂“富國強兵”,“富國”才是“強兵”之本!

  而在乾國這個長久以來有著“重農輕商”傳統的古老國家里,晉商和徽商等商業集團,雖然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為國家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因為他們政治地位的低下,使他們的發展進入了末途!

  林義哲生前提出的“四民柱石論”,林逸青知道得很清楚,他明白林義哲不惜引經據典套用管仲的理論,目的就是為了打破“士農工商”的傳統等級桎梏,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以利于國家工商業的發展!

  林義哲在這方面可以說極有遠見。

  現在林義哲雖然去世了,但他打下的底子還在,自己完全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打破制約乾國工商業發展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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