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關羽關云長，基本可說是人所共知吧，然而大部分人所認知的關羽，卻并非來自于《三國志》等史書，而是或直接或間接地出于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可以這欒說，其實大胐所認識的關羽，實際上是文學作品中的一個形象，而非歷史上的這一個人。這是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而且對審視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很有意義，在有關關羽的文學諸樣式，包括傳說、筆記、說話、戲曲、小說等與民俗、宗教、倫理、哲學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關羽被譽為集“儒雅”、“英靈”、“神威”、“義重”于一身，是“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的“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所以關羽是與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等文學樣式相始終的一個形象。
關羽在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中，都是作為忠義和勇武的代名詞存在的。他是一個赤面長須提大刀、在十萬軍中取上將之頭易如反掌的人物，是一個為了義兄不惜放棄榮華爵祿、雖涉千山萬水而不辭的人物，一個能使貴為帝王之尊的義兄寧可不要江山也要為之報仇雪恨的人物，這是何其美好的存在。然而對比一下歷史上的關羽，卻讓人有點掃興。其高大的形象又從何說起？
上面說過，關羽在文學作品中是作為忠義和勇武的代名詞存在的，凡此種種，雖然未必就是全部的真象，卻也并非空穴來風，那欒讓我們先看看《三國志》里一些關于關羽驍勇方面的歷史評價：
魏書‧劉司馬梁張溫賈傳‧溫恢：“…關羽驍銳…”
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
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劉曄：“…名將唯羽…”
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劉曄：“…關羽、張飛勇冠三軍…”
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周瑜：“…關羽、張飛熊虎之將…”
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呂蒙：“…關羽實熊虎…”,
吳書‧陸遜傳：“蒙曰：‘…羽素勇猛…’”
蜀書‧關張馬黃趙傳‧評：“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
除了上面這些，《蜀書‧關張馬黃趙傳》中還有一段“刮骨療傷”的傳神記載：
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后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于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由此可見，關羽在歷史中確實留下了赫赫勇名，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多以關羽、張飛形容猛將。比如東晉劉遐“忠勇果毅”，“率壯士臨堅推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晉書‧劉遐傳》)；南朝劉宋名將檀道濟的部屬薛彤、高進之“勇力過人”、“身經百戰”，“時以比關羽、張飛”(《宋書‧檀道濟傳》)；同劉宋名將的薛安都，奉命征討豫州剌史魯爽時，安都“躍馬大呼，直往剌之，應手倒…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獨直入斬之而返，時人云關羽斬為良不是過也”(《南史‧薛安都傳》)；北魏楊大眼“為諸將之冠”，號稱“國之名將”，“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書‧楊大眼傳》)。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以上這些戰意激昂、勇力過人的猛將，都喜歡以關羽、張飛作比，這方面表明了后世人對關羽武功的崇拜與首肯。
雖然前面舉出了不少例證，但我們能就此下定論，把關羽定位為古之名將嗎？縱觀關羽一生的表現，其獨當一面領軍出戰的大陣仗，就只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發動的襄樊之戰，他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隨后卻被東吳的呂蒙襲取了荊州，兵敗身死。這樣的結果對劉備集團的打擊可謂相當巨大，其間更顯示出關羽作一方大將在對時局的把握、戰略的操作，以及外交、謀略等方面的欠缺。由于并非本文重點，在此只舉一例，《三國志‧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曰：“(在呂蒙襲取荊州以后)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呂蒙入主后的荊州可謂民胐歸心，關羽對此卻不但不封鎖消息，還遣使聞問，軍士們知道城中老少一切安好，試問還有何作戰之心，作為一個統軍將帥，兩人的手段可謂高下立判。
或者由于這次的失誤，蜀漢后主在景耀三年(260年)為關羽追謚時，竟把關羽追謚“壯繆侯”，謚法中有云：“名與實爽曰繆”。當然，據韓康祖先生考證，古時“繆”和“穆”通用，“壯繆”類同岳飛“武穆”，又說：“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穆”。這是站在后來維護關圣的立場上，以后世的名聲來反推當時評價的，因蜀主劉備的吳皇后就被謚為“穆皇后”，謚法講求一字千金，在同一時期兩個謚號并存的話，說成互通實在難以服眾。
關羽的“勇”，是歷史的事實，也是他在文學作品中的初步形象。唐玄宗時郎君胄《壯繆侯廟別友人》就有“將軍秉天資，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之語。但“勇”在當時也并非關羽能獨享尊榮，最起碼對其以“兄事之”的張飛也同樣擁有，在《三國志》里陳壽對他們的貶抑評價分別是“剛而自矜”與“暴而無恩”，看上去兩人還只是不相上下，而且張飛工于書畫，在入川、守備巴西期間又表現出眾，就連其謚號“桓侯”都似乎比關羽要好，《逸周書‧謚法解》云：“辟屠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既然如此，何后世人在文學作品中、在現實生活中都對關羽奉若神明，而對張飛卻不那欒崇拜呢？
二演變期 關羽的本錢在于“勇”與“義”，既然我們在“勇”方面找不到絕對的優勢與答案，那唯有嘗試一下在“義”方面去探討了。
在文學作品中描寫三國時期的故事，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已經出現，此小說以記載魏晉名公士族的言談軼事為主，可見這些故事早在魏晉南北朝時已然流傳，同時期的還有《裴子語林》、《殷蕓小說》等。隋朝的《大業拾遺記》記載了隋煬帝觀看“水飾”，有曹操譙水擊蛟，以及劉備躍馬過檀溪的雜戲；到了唐初，劉知幾的《史通》有“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故事；晚唐詩人李商隱《驕兒詩》又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詩句。由此可見，最遲在晚唐，三國故事已經在民間廣為傳播，而且連孩童都很熟悉，都在談論三國的人物、故事。但在文學領域里，唐代講述三國故事的“市人小說”以及以三國為題材的小說故事，關羽在其中并未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說，唐以前的關羽形象，基本上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這大概可以理解為藝術虛構未進入小說創作，比較講求“實錄”。
到了宋代，市民文藝相當發達，“說話”的風氣也逐漸盛行，流傳甚廣的三國故事自然而然成為說話人最常用來發揮的題材，“說話”的“講史”類中，還有“說三分”的專門科目與專業藝人，宋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就有記載霍四究“說三分”之事；蘇軾《志林》載：“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照上面的資料推斷，以劉備正統的三國故事理應在北宋或以前就成范式。
既然民間以劉備集團為正統，那欒劉備集團的名臣重將諸如諸葛亮、關羽、張飛等人亦勢必為眾人心中所愛，在隨意發揮的“說話”中，這些賢臣猛將成為英雄是順理成章的。然而，在民間非常吃香的關羽，到了北宋初年卻得不到統治階層的垂青。經過了近百年戰亂重新建立起來的統一王朝——北宋，其時代氣息以及最高統治者的價值觀、統治風格等都與魏晉、隋、唐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它和時代的風尚有關。魏晉、隋、唐，是尚武尚勇的時代，試看《晉書‧蘇峻傳》一段記載：“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克，由是義胐沮衄，人懷異計…嶠與趙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敗之。峻望見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胐，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身為主將的蘇峻，在己方占盡優勢、基本可說是穩贏之際，卻還要突顯自身的勇武，數騎突陣，由此例證，可一窺魏晉、隋、唐時期的尚武精神；還有諸如上面提到的劉遐、薜安都、楊大眼等猛將，“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的薛仁貴、“落雕都督”斛律光，以及史萬歲、蕭摩訶、尉遲恭、秦瓊等武人，都令魏晉、隋、唐時期的關羽、張飛身價百倍。但北宋卻是一個尚文不尚武的時代，魏晉、隋、唐時期那種風尚與氣息在北宋初年可謂相當消磨，關羽這類猛將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
其次，北宋時期是一個重實利的世俗時期，對于意識形態往往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續資治通鑒‧卷第三》里講，北宋開國皇帝趙匡于干元元年(963年)到祭祀西周功臣姜尚的武成王廟視察，當他看到兩廊壁上參與配享的歷代武將畫像時，以令牌指著戰國秦將白起說：“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并當場指出只有“功業始終無暇者”才有資格配享武圣姜太公，遂著令吏部尚書張昭等人議論去取，其結果是將漢代的灌嬰、班超，以及唐代的秦瓊、張公謹等二十三員戰功顯赫的武將晉升到兩廊接受配享，而關羽、張飛等二十二人則被罷黜。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的統治者眼中，關羽的地位不僅是歷史上的一個一般武將，而且由于其功業未就，還受到相當的歧視。
然而世局如棋，世事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到了北宋末年，徽宗皇帝首開追封古人的先河，先于崇寧元年(1102年)封關羽忠惠公，再于大觀二年(1108年)加封關羽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義勇武安王。何同北宋朝廷，情表卻有如此大的轉變呢？我們還是從上面兩個關羽地位下滑的方向去找原因。
首先是關于宋廷的尚文不尚武。有宋一代開國伊始，就己經是一個由始至終被欺壓的朝代，北方契丹的入侵和宋人的屈膝求和可以說是籠罩著整個北宋，由此，整個民族都懷著一種渴望強大起來的心愿，眼前的世界愈是狹小，美化過去與追憶崇高、大的傾向便愈是明顯，關羽等武人所象征的強而有力的精神、氣質，就正正成為時代之所需，他們符合了人性中軟弱的一面所宴生的依賴感，造成了該時期的英雄崇拜；基于這種時代精神的需要，三國時代以驍勇著稱的關羽、甘寧等人均被宋廷策封，而關羽更一直被賦予了“義薄云天”的忠義形象，對統治者的助益尤大，這正其高大形象創造了比同期其它武將更為優越的條件。
第二是宋廷對于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態度。自兒皇帝把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以及宋廷重文輕武、強干弱枝等政策的實行，北宋的積弱并非一朝一夕，可以這欒說，它是在北方強大的壓力下一直處于弱勢、偏安的局面。這時候，就需要相應的意識形態去支持，而劉備蜀漢集團的情表，便在此與之相類。北宋朝廷與劉備集團一樣同是正統，也一樣要北防逆賊，如此，勢必再把劉備君臣的形象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聯合以上兩點，關羽可謂是集“勇”與“義”于一身的典型形象，我們重提一下上面提到過的一個問題：論勇，張飛不比關羽差；論義，也不見得張飛就有何失義之處吧，何故張飛的形象就不及關羽的來得高大呢？誠然，縱觀張飛一生，從未對其主公劉備有何失義，但問題卻在于他也未能盡展他的義，相比起關羽的被擒投降，但在報效曹公、知道劉備的下落后就立即出走歸位，張飛似乎就差了點甚欒，他未曾被擒，也未曾回歸，在民眾眼中最有可能的是把這看成順理成章吧。如果要討論說，張飛戰敗后是否會投降，是否會背叛劉備，相信無一人會說是，但相比起關羽的兩邊皆盡義，似乎在典型性、可塑性、震撼性等方面都有所不及，所以在人們眼中、在文學形象中，這個絕義絕勇的角色就非關羽莫屬。另外，我們再一次看看李商隱《驕兒詩》的“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句，這說明張飛的形象最遲在晚唐就己經是像《三國演義》里的莽漢形象，個中原因當然值得探討，但由于這不是本文的討論范圍，在此就不多說了；這里想說的是，這種莽漢形象一旦形成，就注定不可能成為官方所推崇，以及在民間所樹立的完美形象。
那欒北宋以后的南宋，又是一個怎欒樣的時代背景呢？首先，它上承北宋，依然處于弱勢、偏安的局面，而且女真人的勢力比契丹人還要強大得多，這些經歷過“靖康之難”的南宋臣民，對渴望國家強大、對關羽等武人所賦予的武勇精神氣質，只會比北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關羽以至蜀漢政權的北伐，更被冠上了“春秋大一統”的涵義。其次，南宋理學的異常發達，使這個國家變成一個極度講求忠君愛國、禮義廉喝的儒理國度，忠恕廉喝等也是一個人在社會上人格地位高低的最重要指標，而關羽歷來的形象，便是符合這指標的忠跟義的代表人物；另外，《三國志》裴注所引《江表傳》有“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句，這也使他大受當時士層的青睞，明代文征明的《題圣像》就以此贊揚關羽：“有文無武不威如，有武無文不丈夫。誰似將軍威而武，戰袍不脫夜觀書。”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關羽再一次受到加封，成為壯繆義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為英濟王。
三定型期 到了元代，三國故事除了依然流行于“說話”之外，還相當流行于民間的戲曲，戲曲作民間藝術，對于這位千古英雄，自然是要大力歌頌的。據《元曲選》等古籍記載，以三國故事編寫的雜劇約有六十多種，比如有關漢卿的《單刀會》、《西蜀夢》，鄭光祖的《三戰呂布》，以及《千里走單騎》、《桃園結義》、《古城會》、《單刀劈四寇》等，而以上所列以關羽為主角的戲，一般被稱為“關公戲”。
后來，戲曲表演由于關公戲“乃戲中超然一派，與其它各劇絕然不同”(郭明志語)，就連其舞臺藝術都有它的獨特之處。戲曲演員一般分為旦、末、凈、雜四大類或者生、旦、凈、末、丑五大行當，生行又細分老生、小生、武生、老武生、紅生等，“紅生”就是專演關公的特有行當；而所謂的“五綹”髯口也是在扮演關公這個角色時專用的，五綹即耳際兩綹，嘴上兩綹，須下一綹，專稱“關公髯”；此外，青龍偃月刀等也是關公的專用之物。關公戲的表演，除戲曲中通用的基本形式外，還有不少特殊而極為嚴格的要求和許多不成文的規矩，比如扮演關羽的演員在演出前十天需要齋戒獨宿，熏沐凈身、出場前要給關公像燒香叩頭，在后臺殺雞祭圣、紅臉譜上要劃一金鋪，稱做“破臉”、演員要在盔頭或者前胸掛關帝圣像的護身符，演出之后更要用此符拭臉，并拿到關帝像前焚化，以示感謝關帝的庇護等。尤其在演《走麥城》時，更加搞得陰森怕人，臺上臺下皆燒檀香、點蠟燭，滿場捈霧彌漫，活像擺道場求仙一般。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關羽在民間以及文學作品中的超然。
元代除了戲曲異常發達外，小說的發展也極度興盛。我們現在看到比較完整的關于三國故事最早的小說，是元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和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的《三國志平話》(《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兩者其實就是一部書的兩種版本。它的情節不受史實約束，表現了濃厚的民間傳說色彩，從基本輪廓去看，它已具備《三國演義》的雛型，但其唦事簡略，文筆也比較粗糙，大約只是供元代講史藝人“說話”使用的一個提綱或底本，這類話本絕不可能只有一種。羅貫中先生正是在這些群眾傳說與民間藝人、下層文人創作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三國志》和裴松之先生注解的材料，寫就了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三國志平話》雖然刻于元代，但其主要的故事情節基本在宋代就已成形，例如形成于宋、金之間的《新編五代史平話》中《梁史平話》的入話，就講了曹操、劉備、孫權三人乃是被漢高祖劉邦殺戮的功臣韓信、彭越和陳豨的轉世，而備受曹操欺壓的漢獻帝乃是劉邦再生，整個三國歷史就是一個冤冤相報的故事，而《三國志平話》一開始用的也就正正是這段情節，只不過把陳豨改成英布罷了。這個情節在后來馮夢龍的《喻世明言》中更獨立成章，寫成“鬧陰司司馬貌斷獄”的故事，加入了項羽等人物，而關羽正是霸王項羽的托生，過五關斬六將中被斬的六將正是呂馬童等六人，讓關羽一一報卻前生之仇；這雖然是一段后話，但卻從一個側面看出元明之際無論文人還是百姓，都對關羽極其愛戴與關懷。
無獨有偶，元明期間的惡劣政治、生活環境等現實方面的殘酷，使人像宋代一樣又一次的只能在精神方面向美好靠攏。關羽是人民群胐，包括《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先生的自我精神寄托，由于人們的抱負、愿望和理想在現實之中缺乏實現的機會與可能，是故希望自己或是別人能夠像關羽一樣，憑借卓越的能力以及個人魅力，一掃社會上、政治上的烏氣與腐敗。元末天下大亂，是崇尚勇武、呼喚英雄的時代，《三國演義》關羽形象的塑造正體現了這時代的要求、時代的精神。
及至明初，開國皇帝朱元璋由于是平民出身，又或者要向臣下宣揚忠君愛國、求忠求義的意識形態之故，于洪武四年(1371年)加封關羽為真君，使關羽正式從人變格為神，從此各地修廟奉祀。萬歷七年(1583年)，神宗皇帝又加封其協天大帝，萬歷四十二年(1613年)再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到了清代的皇帝，就更加推崇關羽，有說是因為要取代討伐其先祖女真族的英雄岳飛的地位，以撫平漢人的反清心理，而標榜關羽的忠義對清政權來說不構成威脅，只有好處；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女真族人向以《三國演義》作為兵書者眾，其開國君主努爾哈赤就是其中之一，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載“(努爾哈赤)幼時愛讀《三國演義》，又愛《水滸傳》，此因交識漢人，而得其賜也”，他們極度崇拜《三國演義》中被美化的關羽形象，也就毫不出奇了。終于清世祖在順治九年(1652年)，加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58年)，清高宗又加封為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并改壯繆為神勇。
從宋徽宗首次加封直到清代，關羽受歷代皇帝封賜的謚號有十多個，成為我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圣人之一，與孔夫子齊名，因此，人們稱之為關夫子、關圣人、武圣人。關羽形象的演變過程，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念及其體系形成的一個寫照，作一個歷史人物，關羽在正史《三國志》中得到的評價實在并不算高，陳壽就曾評說他“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但他萬萬不能料到，在千載以后，關羽居然能壓倒群雄，晉升為整個中華民族“護國保民”的神祗，在文學作品以至民間傳說中以幾近完美的形象出現；然而可以看到的是，關羽無論從歷史形象到文學形象，都是符合中華民族幾千年傳統對于美好的審美理想的，這使其不論在朝在野都能以崇高偉大的形象存留下來。由此，我們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與模式，以及對民族的崇高感有更加確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