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開出一段距離后，我聽見坐在后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兩個老朋友似的聊開了天。
崔可夫試探地問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時間去過幾次第229師，但是從來沒見過你，你是新調過去的吧？”
崔可夫的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時間我還在第229師時，發現師級指揮員就只有薩任上校一人，別說政治部主任了，就連師政委都沒有。后來還是遇到來自方面軍政治部的營級政委潘琴科，師里才有了個臨時的師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說：“司令員同志，我是薩任師長的老戰友，早在他還是團長時，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當我們師接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時，很多部隊還沒來得及收攏，為了不貽誤戰機，經過師黨委會研究后，決定由師長薩任同志先帶五個營進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師政委特魯寧同志，則等剩下的四個營集結完畢后，再趕到戰場和師長匯合。”
崔可夫點點頭，若有所思地說道：“嗯，這個情況我了解，第229師進入戰場時，全師只有五個營的兵力，卻要防御寬度達到十五公里的區域，實力是弱了點。假如九個營都同時到達，并配備了足夠的反坦克力量，那么你們師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陣地上，可靠地保護第62和第64集團軍的結合部，制止敵人向第62集團軍的側翼和后方實施突擊。”
班杜林苦笑著回答說：“我們師當時是部署在哈爾科夫方向，以預防該地區的敵軍北上攻擊莫斯科，可誰也沒有料到，敵人的真正進攻目標是斯大林格勒。師長帶著五個營開拔后，我們光收攏剩下的四個營，就花去了兩天的時間。等部隊集結完畢，要出發了吧，負責鐵路調度的軍運指揮員卻告訴我們，因為要開拔到頓河流域的部隊很多。再加上敵人的飛機不停地轟炸鐵路線，我們師要想乘車的話，起碼要等上一個月。軍情如火，我們可沒有時間等上一個月。所以采用步行的往這里的戰場趕來。雖然我們緊趕慢趕，但還是用了將近十天的時間才到達戰場。這個時候，師部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戰斗位置，渡過頓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卻了。于是我們又渡過頓河，沿路打聽著找到了師部所在地，和薩任上校會師。”
“班杜林同志，”我聽到這里，忍不住問道：“我前幾天也曾在第229師待過，當時從方面軍政治部來了一位特派員。被薩任上校任命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著我，回答說：“奧夏寧娜中校，你說的是營級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見我點頭表示肯定，又接著說。“我和特魯寧同志回到師里后，政委自然就是特魯寧，而潘琴科這位代理政委，就成為了師里的副政委。”
聽到薩任上校對潘琴科的安排，我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幾分，至少他不是一個過河拆橋的人，立馬就感覺在心理上和他又親近了許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開口說道，“既然你和薩任上校認識了很長時間，能給我講講你對薩任的個人看法嗎？”
班杜林爽快地點點頭，說道：“可以的，司令員同志。反正我們還要做很長時間的車，就讓我給你們講講我和薩任上校之間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我被分配到他的團里去任職。當時薩任師長還只是一名中校團長，對于他來說，我就是一個既沒有工作經驗又沒有戰斗經驗，只會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員。所以我報道時，他只接過介紹信看了一眼，便扭頭問坐在旁邊的團政委特魯寧：‘政委同志，我們團里還有什么空閑的職位嗎？’
特魯寧還算友好，過來和我主動握手后，才回答說：三營剛補充完畢，缺一名政治副營長，可以讓班杜林同志擔任這個職位。
薩任同志聽完，看了我半天，勉強同意了政委的提議。于是就這樣，我到了三營擔任政治副營長的職務。我到營里不到半個月，部隊就被抽調到了列寧格勒，參與對芬蘭的作戰。
司令員同志，您應該知道，芬蘭的冬季蠻長而嚴寒，風大雪多，氣溫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戰爭爆發時，正逢全年中晝間最短的季節，漫長的黑夜極大地限制了我軍航空兵優勢的發揮。戰爭開始時正趕上一場大雪，戰區積雪深達一米，給我軍的行動帶來了極大不便，卻給擅長滑雪的芬軍提供了一顯身手的機會。…”
崔可夫聽到這里，抬斷了他后面的話，有些不耐煩地說：“芬蘭的地形怎么樣，我們心里都明白，我曾經在蘇芬戰爭中指揮過集團軍。你還是直接說重點吧。”
“我們團的任務是進攻卡累利阿地峽的曼納海姆防線，由于敵人的防線有完整的防御工事體系，它由縱深約90公里的3道防御地帶組成。各道防御地帶均依托湖泊沼澤等天然障礙物，構筑有大量永備發射工事和土木火力點，另有近千個地下暗堡，并以塹壕和交通壕相溝通。面對如今堅固又易守難攻的工事，我們團前后發起的幾次攻擊都沒有奏效，反而傷亡累累。當一營二營的進攻再度受挫，被迫后撤的時候，防線上的芬軍趁機發起了反突擊，企圖一舉突破我軍的陣地。就在這時，我帶著新組建不久的三營沖了上去，和敵人展開肉搏近戰，經過一番惡斗后，我們全殲了這股敵人。
當打掃戰場時，薩任和特魯寧來到了我們中間，對我們營所取得的戰果大加贊譽。在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經過這次戰斗，我所承擔的工作，也由原來救助傷員、運送物質、打掃戰場這類的工作，變成了負責全營的政治宣傳，并有資格參與作戰計劃的制定。”
“薩任上校是一個屢立戰功的英雄，但他的缺點也不少。我不止聽一個人說過，他的脾氣暴躁。是個很難相處的人。”崔可夫忍不住又插嘴，發表了自己對薩任的一點看法。
“是的，司令員同志。到團里以后，我就聽不少人說他的脾氣古怪。但在真正接近后，卻發現他還是有很多優點。雖然他有時很粗魯，經常在制定作戰計劃時，沖著自己的部下大發雷霆，跳起腳來發脾氣。但是等事情一過，他又會讓被他罵的狗血淋頭的部下道歉。
在戰斗中，他也有缺點。只要在打仗的時候，遇到了前面的情況不妙時，他就會對特魯寧說：‘政委同志，這里交給你了。我到前線去看看。’說完，就帶著幾名警衛員，跑到戰場最激烈、最危險的地方，甚至和敵人面對面地交火。
不可否認，他的這個作戰特點。自然會給第一線的指戰員們增添無限的力量和勇氣，能夠使最危險的陣地穩定下來，或者使最難攻克的陣地被我軍突破。可是他忘記了他是指揮員，應該留在指揮部里統籌全局，而不是像普通戰士那樣去沖鋒陷陣。他的這個缺點，如果是當連排長的時候，還不顯得怎么明顯；等他指揮一個團。一個師的時候，就顯得越發危險了。要知道一旦他在戰斗中有什么意外，部隊就會出現群龍無首指揮癱瘓的情況，到時就有可能破壞上級交給我們的重要使命。”
崔可夫聽他這么說，居然出人意料地點了點頭，接著說道：“班杜林同志。你說得很對。要知道在前段時間的戰斗中，就有過這樣慘痛的教訓，第192師師長扎哈爾琴科上校，當敵人突破該師的防線，并向他的師指揮部逼近時。他沒有聽從部下的勸說，迅速地撤退，而是要留下來和敵人戰斗。結果等他乘離開師部時，卻被逼近的德軍坦克發現，他的吉普車被炮彈擊中，他本人也當場犧牲，失去了指揮的第192師很快就被敵人擊潰了。要不是第62集團軍在科斯卡河邊有堅固的防御工事的話，估計他們就全軍覆沒了。”
說到扎哈爾琴科的犧牲，班杜林也唏噓不已，感慨地說，等回到師里，一定要好好地勸勸薩任上校，不能讓他在戰斗中輕易到前沿去冒險。
兩人的談話，還是給了我一些啟示。我在考慮既然曼納海姆防線在蘇芬戰爭中，都能給強大的蘇軍予以重創，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城里也修一道這樣的防線，是不是可以在給敵人予以重創的同時，又可以盡可能多地保存我軍的有生力量。
正想著，又聽到后面的班杜林在問：“司令員同志，我看到您的那名傳令兵，年紀看起來還非常小，應該還不到十八歲吧。”
這個話題再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在我的眼中，西多林簡直就是一個沒長大的孩子，可崔可夫為什么會用他當傳令兵呢？要知道，比西多林有經驗更靈活的戰士多了去了。沒想到崔可夫一開口，我就知道他的選擇是對的，假如換了我，我也會這么做的。
只聽到崔可夫悠悠地說道：“班杜林同志，傳令兵西多林的名字叫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今年十六歲。…”說到這里，他看的班杜林想說什么，抬手制止了他，接著往下說，“他的父親叫季莫菲.西多林，是我第62集團軍司令部的作戰處長。戰前，西多林中校還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當作戰參謀時，我就認識他了。”
季莫菲.西多林，作戰處長，我把這個名字和職務聯系起來，馬上就明白崔可夫說的是誰了，原來就是那個和炮兵主任布勞德一起到頓河渡口制止部隊潰退時，遭遇敵機空襲而犧牲的西多林中校啊。
崔可夫用沉痛的語氣說道：“16歲的列沃利德.季莫費耶維奇.西多林，在戰爭爆發后，請求爸爸帶他去前線。他爸爸便通過自己的關系，讓他在集團軍司令部警衛連當了一名列兵。因為我曾經多次見過他們父子在一起，再加上他們彼此長得很像，所以我才記住了他。他很勇敢，槍又打得好，每次任務都完成得很出色。
西多林中校7月26號中午在渡河渡口旁犧牲，當天晚上，小西多林到指揮所來找我。一見到我的面，馬上報告說：‘司令員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遺體已經運到，現在就停在指揮所外面。’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西多林中校的兒子。看到他出現在我的面前，一時間百感交集，竟然不知道該對他說些什么。坐在我旁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師級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維奇.阿布拉莫夫扭過頭，對他冷冷地說：‘列兵同志，把西多林中校的遺體，交給司令部警衛連長，叫他們挖好墳坑，準備樂隊和葬禮所需的其他東西。’
由于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認識列沃利德，更不知道他和西多林中校之間的父子關系，所以無法體會到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說話的態度顯得很生硬。
我當時看到小西多林緊緊地抿著嘴唇，淚水在眼眶里打轉，但他卻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沒有讓自己哭出來，而是向阿布拉莫夫敬禮后轉身離開。
直到列沃列德離開。我才從悲痛中解脫出來，語氣嚴厲地告訴阿布拉莫夫：‘軍事委員同志，您剛才對待列兵同志的態度是不正確的。’
‘您為什么要這么說啊，崔可夫同志。’阿布拉莫夫被我說糊涂了，他不解地問道。
‘因為剛才的列兵戰士，就是西多林中校的親生兒子！’
聽完我的話，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著我。有難以置信的口吻，試探地問道：‘真的？！’
當聽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驚奇地喊了一聲，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等安葬完西多林中校回來，阿布拉莫夫主動提出讓小西多林擔任他的警衛員，但是被我拒絕了。我說我會替犧牲的西多林中校好好地照顧他的這個兒子。
第二天，我坐車去自己的觀察所，經過埋葬西多林中校的墓地時，我看到了小西多林，他趴在地上。哭得很傷心。我連忙讓司機停車，打開車門沖著他不假思索地喊道：‘紅軍戰士西多林，馬上上車，跟我出發！帶上沖鋒槍，多帶些子彈！’
聽到我的喊聲，小西多林從地上跳起來，撣掉身上的泥土，整了整軍裝，飛快地跑去執行命令。很快他又提著沖鋒槍重新跑了回來，放心地坐上了我的吉普車。
我們在路上聊了起來，我才知道，他的媽媽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亞。我小心翼翼地問他：‘西多林，你是不是想媽媽了？’看到他靦腆地點點頭，我又接著問，‘需要我讓你離開部隊，去后方找媽媽嗎？’
沒想到他聽我這么說，眼眶里的淚水居然奪眶而出。我當時就明白自己的犯了一個錯誤，觸到了小伙子的痛處。他抹了一把眼淚后，堅定地對我說：‘司令員同志，我不會走的。即使您把我從這里趕走，我也不會離開前線，我要為父親和其他犧牲的指戰員們報仇。’
從那時起，小西多林就是我的傳令兵，他就一直沒有再離開過我。他比同齡人成熟，即使在戰斗中，也表現得很勇敢很開心。只是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他還是會悄悄地為他犧牲的父親流淚…”
聽崔可夫講小西多林的故事時，我覺得自己的鼻子又開始發酸，連忙扭過頭看向窗外，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抬手擦去順著臉頰留下的一滴淚水。剛擦掉淚水，卻聽見旁邊傳來一聲清晰的抽泣聲，扭頭一看，正好看見司機一手握方向盤，另外一只手抬起在臉上抹了一把。
崔可夫的聲音在后面響了起來：“你們都要記住，只要戰爭一天沒有結束，那么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就隨時有可能因為種種原因離開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打敗法西斯匪徒，把他們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只有這樣，我們的親人和朋友才能享受屬于他們的和平生活。”
路邊出現了逃難的人群，這還是我穿越以后，第一次看到被疏散的逃難人員。只見他們扶老攜幼，正在坑坑洼洼的公路邊艱難地跋涉著。里面沒有什么青壯的男人，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和婦女孩子，他們有的背著包裹，有的一手提著皮箱一手牽著孩子，步履艱難地向前走著。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他們在別人的攙扶下，走走停停，幾乎走不了多遠，就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要是沒有隱隱傳來的隆隆炮聲，估計他們真的是不愿再繼續往前走一步了。
我看到難民的慘狀，有些不忍，回頭問崔可夫：“司令員同志，需要幫他們一下嗎？哪怕只是載幾個人走一程也行。”
沒想到崔可夫直接就搖頭否定了：“不行，奧夏寧娜中校，我們還有重要的任務要執行，不能因為他們而耽誤我們的行程。”說到這里，他看了外面一眼，嘆了口氣說：“對于他們，我只能表示同情，我們是愛莫能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