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雖是綠林出身，但眼光確實厲害，他猜得不錯，袁世凱果然反了。
就在列強外交使團向清廷遞交聯合照會，要挾清廷任命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出面主持政治刷新的次日，駐扎在長春的北洋新軍第三鎮嘩變，扣押欽差鐵良，隨即擁戴曹錕重掌兵權，嘩變當晚，曹錕即以全鎮官兵名義發出通電，擁戴袁世凱為“攝政大臣”，全權主持國政，督促清廷實現立憲，并組建以漢人立憲派為主的責任內閣。
此電一出，天下震動，比起共和軍總司令趙北前些日子發出的那封“合電”來，曹錕的這則通電無疑對清廷的打擊更為致命，連北洋軍都反了，清廷還靠什么去剿滅南方革命軍？
眾人還沒從曹錕的通電中回過神來，不過兩天時間，又有幾則通電從大江南北接踵而來：
良弼統率的以北洋新軍第四、第五兩鎮為主力的第一軍在進抵湖北黃州城后即停止西進，隨即第四鎮統制官吳鳳嶺與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聯名發出通電，宣布與共和軍脫離接觸，單方面停火，同時擁戴袁世凱為“攝政大臣”，全權主持立憲事宜，兩鎮全體軍官均在通電上列名。
投桃報李，共和軍總司令趙北也于次日在武漢發出通電，宣布共和軍前線部隊與清軍第一軍脫離接觸，稍后于漢口誓師，分兵兩路北伐中原，一路由漢江北上，一路由京漢路北上，收服沿途已光復和未光復的州縣，統一全省政令。
北洋新軍第二鎮原已奉命南下增援，加入“討賊第二軍”，由陜甘總督升允約束，但該鎮乘火車抵達河南鄭州后即頓兵不進，并占領黃河鐵橋，截斷京漢鐵路交通，由于第二鎮原任統制官王英楷因為王占元和盧永祥通電的事已被清廷罷斥，現任署理統制官、天津鎮總兵官張懷芝在鄭州發出通電，響應第二軍，敦促清廷早日立憲，擁戴袁世凱為“攝政大臣”，主持一切政務，隨后親率步兵一標乘車北上，“哭諫”袁世凱出山視事。
奉命南下山東的北洋第六鎮走到直魯交界處的德州后即頓兵不進，全軍鼓噪，趕走了統制官、廣東潮州鎮總兵趙國賢，稍后，福建汀州總兵、保定軍官學堂總辦段祺瑞單騎入營，不費吹灰之力接管該鎮，隨即指揮部隊占領城郊的北洋機器制造局，次日即率軍調頭北返，在天津非武裝區附近停止前進，向天津各國領事遞交照會，宣布對清廷實施“兵諫”，隨后于天津英租界拍發通電，敦促清廷實現君主立憲，擁戴袁世凱為“攝政大臣”，并立即派人前往租界，護送袁世凱前往直隸總督衙門視事。
袁世凱一身縞素，在幕僚的簇擁下步入總督衙門，在痛斥了段祺瑞等人的狂悖舉動之后，又跪在光緒皇帝的神位哭了半個小時，然后“無可奈何”的被眾人裹挾上位，南面而坐，隨即向清廷拍發了一封敦促君主立憲、實現責任內閣的電報，正式開始了他“攝政大臣”的生涯。
次日，“攝政大臣公署”在天津直隸總督衙門設立，隨后，袁世凱以“一介布衣”的名義拍發通電，號召南北彌兵，共建憲政，由于這一天正好是公元1909年1月1日，因此，該通電被西方人稱為“新年通電”。
至此，北洋新軍六鎮中，只有第一鎮還在清廷掌握之中，但該鎮中夾雜著一個標的漢人步兵，軍心不穩，再加上列強駐扎京津沿線的部隊封鎖道路，大沽也被宣布為“中立區”，停泊在大沽的清軍軍艦被列強艦隊監視停泊，使得清軍無法南下進攻天津，只能龜縮在京城內外，拱衛國都。
眼花繚亂的通電中，全國一時鴉雀無聲，驚愕中的臣民這才意識到，改朝換代似乎就在眼前了。
公元1909年1月2日，東南數省的立憲派代表齊集上海公共租界，在“狀元實業家”張謇的主持下召開了“全國紳商促憲大會”，當天即拍發通電，敦促清廷立即實現憲政，確立“君主立憲”政體，“立憲會”也在這一天正式成立，張謇被推舉為會長，遠在湖北的黎元洪則被推舉為副會長，各地立憲分會紛紛開始籌備，立憲派頭面人物也開始拍發通電贊同君憲。
看到縉紳們搶在了自己前頭，大清國的封疆大吏們也急忙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在曹錕領兵“拜訪”之后，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聯合曹錕于1月2日拍發通電，宣布“保境安民”，從當天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不再直接接受京城朝令，唯天津“攝政大臣公署”馬首是瞻，所有朝令未經袁世凱副署一律視為無效，在清廷實現立憲之前，三省的稅款一律截留。
河南巡撫吳重熹在北洋軍第二鎮的炮口下宣布河南“自治”，成立“自治會”，奉袁世凱為會長。
安徽巡撫朱家保在“收復”省垣安慶后便一直坐鎮于此，指揮部隊圍攻熊成基占據的廬州，此時也宣布單方面停火，雖未撤圍，但也沒有繼續進攻，并勸說毅軍統領姜桂題一同停火，兩人聯名拍發通電，宣布服從“攝政大臣公署”發出的一切政令，敦促清廷立憲，并懇請清廷廢除旗人特權。
本已被關在牢里的原直隸總督楊士驤被北洋軍從牢里提出，套上岑春煊的官袍后被軍人擁入直隸總督衙門，站在袁世凱的身邊宣布直隸“自治”，成立“自治會”，擁戴袁世凱為會長。
至于清廷任命的直隸總督岑春煊，則在段祺瑞率兵挺進天津的時候便已化裝逃跑，躲入天津英國租界，但隨即便被租界當局驅逐，只好再躲到德國、法國租界，最后以“國事犯”的名義在日本租界安頓下來，一路抱頭鼠竄，好不狼狽。
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義的亂臣，就在各省漢官紛紛宣布“自治”的同時，旗人官員則高舉“勤王”大旗，開始了反擊：
“討賊第二軍”統帥、“欽命提督軍務大臣”、陜甘總督升允本已在信陽發布討賊檄文，但尚未來得及部署進攻武漢戰略，猝聞袁世凱造反，當天即于信陽發布討逆檄文，誓師勤王，試圖回援直隸，但由于京漢鐵路被北洋第二鎮截斷，清軍頓兵于信陽，進退失倨，北有北洋強兵，南有共和軍北伐先遣隊，糧道被斷，軍心動搖，數日后河南新軍暫編第二十九混成協發生嘩變，殺協統劉承恩，聯合毅軍趙倜所部圍攻第二軍司令部，欽差大臣升允見勢不妙，單人匹馬逃往潼關，清軍第二軍失去統一指揮，就此解體，變兵將信陽軍儲洗劫一空之后，一部分舊軍北上投奔了北洋軍，新軍則大多向南開拔，與共和軍北伐先遣游擊隊取得聯系，隨即宣布加入革命軍，響應起義。
閩浙總督松壽于福州拍發“討逆通電”，歷數袁世凱“弒君”、“謀逆”等種種大逆不道之罪行，誓言用袁世凱人頭祭奠大行皇帝，隨即募集壯丁，號“勤王軍”，舉兵于福建，同時聯絡各國領事，尋求列強支持，但均遭拒絕。
數日后，福建新軍暫編陸軍第十鎮一部于福州城北蓮花山駐地起義，在同盟會員、福建武備學堂總教習許崇智的率領下聚攻北門，與此同時，以閩籍會員為骨干的同盟會敢死隊在福州城內發動進攻，圍攻設于花巷的第十鎮司令處，激戰不久，福寧鎮總兵、第十鎮統制官孫道仁在鎮司令處宣布反正，隨后在敢死隊員的“保護”下走出司令處，調集城內新軍聚攻總督衙門，閩浙總督松壽走投無路，焚毀總督衙門，舉家投火，在熊熊烈火中，福建宣布脫離清廷統治，同盟會推舉孫道仁為福建都督，許崇智為閩軍總司令，隨即閩軍分兵兩路，一路北伐浙江，另一路則向閩南漳州挺進，與早已攻占漳州的廣東起義新軍殘部會師，以便合兵南征廣東。
正在川北督促各團防局抽丁編練“討賊軍”的四川總督、漢軍正藍旗旗人趙爾巽聞知北洋軍變，匆匆返回成都坐鎮，將四川新軍暫編第三十三混成協解除武裝，全部調往城外，另換巡防營入城拱衛，布置妥當之后，即率大軍趕往廣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撲滅了由同盟會干部熊克武、黃樹中等人領導的袍哥起義，隨即在川南、川中大開殺戒，一時之間人頭滾滾，腥膻滿川，人送綽號“趙屠”。
當趙爾巽在四川揮舞屠刀的時候，云貴總督錫良也沒閑著，除了像趙爾巽一樣將新軍調出省垣之外，錫良還大肆招安綠林武裝，號稱“勤王討逆軍”，聲稱擇日北伐中原。
署理兩江總督長庚也拍發通電，宣布響應錫良，組織勤王軍，占領江陰要塞，封鎖長江，禁止華商輪船通過，同時派兵一部南下浙江，絞殺當地會黨起義。
除了這些旗幟鮮明的官員之外，尚有一些封疆大吏持謹慎觀望態度：
兩廣總督張人駿宣布“局外中立，保境安民”；廣西巡撫張鳴歧通電支持張人駿；山西巡撫寶棻雖是蒙旗旗人，但迫于形勢，在山西立憲派的策動下也宣布“中立”，一邊通電譴責袁世凱，一邊電告清廷，敦促其順應民心，早立憲政，但同時也派人前往蒙古草原，召集兵馬，準備勤王；新疆巡撫聯魁鞭長莫及，本欲派兵借道西伯利亞赴援東北，但被俄國拒絕，無奈之下也只好跟著附和立憲；湖南巡撫岑春蓂雖也宣布“中立”，但通電拍發次日，省垣長沙即被共和軍吳振漢部聯合共進會部隊攻破，岑春蓂被俘，在砍頭和“反正”之間他理智的選擇了反正，也投身革命陣營，做了湖南議院的議長…
與此同時，世居東北的旗人宗室貴胄推舉代表，在日本租界地旅順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宣布袁世凱為“國賊”，號召天下旗人共討之，并召集勤王軍，號“關外八旗”，叫囂擇日南下，討滅叛軍。
似乎是嫌局面還不夠混亂，旅居海外的保皇名士康有為也來湊熱鬧，在東京拍發通電，聲討袁世凱，組建“保皇黨”，號召天下士民“共擊叛臣”，保扶大清。
在一片紛紛擾擾中，坐鎮武漢的共和軍總司令趙北于1月5日再次拍發通電，附和袁世凱的“南北議和”之舉，并重申共和軍的主張，那就是“共和”：“帝制終結之時，便是袁公世凱就任共和中華大統領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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