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手攀住上沿、收腹、低頭、發力、雙腿抬起、越過！兩個金屬艙門之間，一片不足六平米的地方，已經坐了霍遠閣和船上的三副，一個叫孫建軍的小伙子。這個金屬房間不高，以孫純一米九的個頭，不得不彎曲點身體，以免碰到屋頂密布的各種管線。
“孫大哥、霍大哥，您二位還要多進行幾次跨越練習。艙門的直徑只有零點九五米，空手竄來竄去肯定沒問題，如果一旦穿上潛水服，戴上氣瓶，可能就比較困難了。”
孫純和霍遠閣無聲地點點頭，開始從墻壁上拿下固定好的深潛服，相互幫助著穿好，佩上氣瓶，帶上面鏡，又替對方檢查了一遍，然后緊挨著走到金屬艙門前，重復了一遍剛才空手時的動作。
這是打撈船的底艙，沒有空調，濕熱密閉的環境像是一間桑拿房，反復做了幾組跨越動作的孫、霍兩人，待脫下潛水服后，已經像是從水里撈出來的一樣，汗水很快在腳上積成了一小片水洼。
他們倆進進出出的這個鐵疙瘩叫潛水鐘，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初，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深潛器材。它可以由母船上的纜繩吊放至深海，然后潛水員穿上深潛服繼續下潛，并通過潛水服與潛水鐘連接的軟管進行呼吸。
“這臺戴維爾潛水鐘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潛水鐘，它可以下潛到海底四百米的深處，在這一帶水域應該夠用了。所以我們建議您二位，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盡量不要出鐘繼續下潛。”孫建軍一一介紹了潛水鐘上的設施后，又一次叮囑道。
清晨，石清剛一走進辦公室就楞住了，主編齊民正陪著臺里紀檢部門的兩人，不咸不淡地說著話。
“武處，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們這小廟里視察啊？”石清沖著其中一位年紀稍大的男子調侃了一句。對方和她住在同一幢宿舍樓里，在這幾千人的單位中還算熟悉。
武處長站起來，呵呵地笑了一聲，“就是有事找你啊，現在有沒有空？去我那兒咱們談點事。”
石清疑惑地看了一眼齊民，對方也是一臉茫然，于是把背包扔到桌上，痛快地說了句：“好。”
走到電梯旁石清才注意到，另一個紀檢部門的人并沒有跟來，她也沒往心里去，跟著武處長到了樓下。
和其它的辦公室不同，紀檢部門的房子只有房號，而沒有標示性的牌子，“我這也算是被找來談話了吧？會不會對我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石清覺得有一點好笑，但更多的是忐忑。
武處長推開門，里面的兩個中年人一齊回過頭來，但并沒有起身。武處長關上門才一臉嚴肅地向石清介紹說：“石清，這兩位同志是檢查院的，要向你了解些情況，希望你能據實回答。”說罷，向另外兩人點點頭，就要轉身離去。
“武處長，你也一塊聽聽，我們還有一些事情需要你的協助。”一個戴眼鏡的男人叫住了他，然后請石清坐在他們對面的一把椅子上。
石清機械地坐在硬木椅上，整個人都開始發蒙了。這幾年，也曾有檢查院的人上門調查過，甚至把被調查者當場帶走，可對方都是影視文藝部門的領導或導演，她一個專題節目的制片人，一年的經費不過幾百萬，如何會驚動這些人呢？這兩年不時有網民發貼子，說節目中的某某古董被估價高了，是專家或節目工作人員在從中漁利。但這些都是無稽之談，石清從沒把這當回事，臺里也沒人向她調查過。
“你的丈夫叫李虹吧？”對方沒有給她更多胡亂猜測的時間，直截了當地問道。
石清木然地點頭，懸著的心剛一放下，旋即又被提起，“他怎么啦？”石清不由自主地問了一句。
“你上一次見他是什么時候？”提問的一直是對方戴眼鏡的一位，他沒有回答石清的問題，又一次問道。
“上一次…？”石清低下頭思索了片刻，才慢慢說道：“我是差不多兩年前從家里搬出來的，不久后見了一面，后來就再沒見過他。”
“為什么搬出來住？我們和李虹的同事了解，李虹常在他們面前夸你。
石清嘴角咧動了一下，似哭似笑，難以形容，只是她低著頭，屋里的三個男人看不見她的表情。
“我們感情不合，住在一起雙方都難受，我就搬出來了。不提出離婚，是他覺得會影響他的仕途，我也沒再想嫁什么人，就這么拖下來了。”石清不想對方盯住這個問題不放，索性一股腦全倒了出來。
“那你們還有聯系嗎？最后一次聯系是什么時候？什么方式？”
石清覺得自己的腦袋就像一個被卡住的齒輪，怎么也轉動不起來，對方的問題越具體，她就越發什么也想不起來。
“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你？老實告訴你，我們是掌握了大量情況才來和你談的。”“眼鏡”的嗓門兒一下提高了。
石清猛地抬起頭來，目光灼灼地正視著對方。她已經意識到什么，對于名存實亡的丈夫，她不想隱瞞什么，也確實沒有什么好隱瞞的，可對方咄咄逼人的氣勢激怒了她，她也不客氣地回答道：“既然你們作了調查，我也沒什么好說的了。清者自清，對于李虹這幾年的情況，我幾乎毫無所知。如果我的行為觸犯了法律，就請你們依照法律來制裁我！當然，我也會請律師來保護我的合法權益。”
坐在一旁始終沒有說話的男子制止住又要開口的同伴，溫和地說：“石清同志，我們主動來你的單位，在武處長的陪同下向你了解情況，已經很說明了我們的態度。李虹已經嚴重觸犯了法律，我們希望你能夠配合我們，把一些事情調查清楚。關于剛才的問題，請你再認真回憶一下。”
果然是他出事了！石清的心忽忽悠悠地飄蕩，可這時沒有她詢問的權力，只能拿出手機，翻動著上面的記事薄，憑借著一天一天的簡單記錄，回想了好幾分鐘后才遲疑著說：“應該是上個月，我正在演播室里錄節目，李虹打了個電話，像是喝了酒，顛三倒四的，我說正在錄像就掛了。他馬上又打過來，我就關機了…另外一次就是春節，我出國旅游沒帶這部電話，回來才看到他的短信，就是過年好一類的話。”
她又想了想，口氣堅決地補充了一句：“今年就這兩次聯系，我應該不會記錯。”
“你搬出來的這兩年，李虹給沒給過你什么東西？”戴眼鏡的不再說話，溫和的中年男人繼續慢條斯理地問道。
石清覺得自己的頭快要爆炸開來，她痛苦地捂住腦袋，“我的腦子很亂，你們能不能提示一下？”
“銀行卡！給沒給過你一張銀行卡？”又是“眼鏡”迫不急待地問道。
記憶的閘門終于打開，有限的幾次見面時的情景，一一閃現過石清的腦海，那是她剛搬出來不久，男人約她在茶樓見面，他懊悔地請求她的原諒，在她無聲地拒絕后，留下一張銀行卡走了。
“是，我想起來了。就是兩年前，夏天吧？他約我見面時留給我一張銀行卡，我是在他走了才發現的。后來打電話要還他，他說是過去我們一起積攢下的，分給我一半。我始終沒動過，也沒查上面有多少錢。卡現在就在我家里。”
“眼鏡”啪地打開面前的卷宗，“卡是2002年8月2號辦的，當時存入了十萬元；2003年8月6號，又存入一百萬元；今年5月8號，再次存入三百萬元…”
石清的腦子里“嗡”地一聲，什么也聽不見了，她清楚，這個男人把她害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