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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六 豐收年

  鄭岳說的張知縣便是上海知縣張志賢,舉人出身,行走官場頗為小心謹慎。尤其在進士面前,大有小妾見大婦的意思。

  李文明微微沉吟,知道自家東主還是個新官,很多門道都不清楚,必須要說得透徹清晰才好。他道:“東翁,今年是咱們華亭頭年行一條鞭法,很多事都得摸索著來。尤其是這稅啊,有句老話說得好:三分稅七分繳,輕易馬虎不得。”

  大明的稅額不高,但是繳稅的成本很高。國初的時候是讓農民自己背去府庫繳納的,逾期不繳便有重罰。想那些種地人家,哪有多余的勞動力千里迢迢輸糧?真是稅沒幾個,家產全都折騰在繳稅上了。

  最痛苦的是,碰到心黑的庫吏,不喂飽了死活不讓稅糧入庫!這又是一大情弊。

  所以很多地方的糧長沒幾年就從中產之家變成了破落戶,絕非偶然。

  如今仁壽堂幫著收稅,收來的稅銀還在人家庫里呢——縣衙的庫房大小、安全都不合適,只有先寄存。論說起來這些借用的庫房也是成本啊,人家哪怕堆草料,一天也有收益呢。因為徐元佐叫鄭岳恩師,這才沒斤斤計較。

  “張知縣來與東翁說這事,顯然是有自己的想法吧。”李文明試探道。

  鄭岳道:“淮水水害,漕道淤塞,上海那邊有人提出走海路。”

  “上海那邊…”李文明輕聲笑道:“能有多少運量,張知縣就沒說是何人鼓動他的?”

  鄭岳被李文明這么提點,心中一動:華亭、上海都不過是縣。繳稅入庫的事,起碼得松江府才能決定。而且今年稅銀剛收上來,到底多少運南京,多少運太倉(國庫),多少運內承運庫,多少留存…這些都還沒定數呢,為何這般著急?

  如此想起來,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活動了。

  “論說起來。走漕運花費大些,海運省費,風險卻大。各有利弊。”李文明道:“然而一條運河從北京到杭州,三千五百里。穿州過府,通閘過淮,上至王公,下至運丁,都指著它吃喝呢。走海運固然有人得利。這些人的勢力能比得過漕運?”

  鄭岳一個激靈,瞬間就懂了。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乃是不共戴天之仇啊!

  “張舉人利令智昏,坑害到我頭上來了!”鄭岳輕輕一拍扶手,頗有些氣悶。

  李文明微微躬身,道:“東翁,未必然。”他等鄭岳緩了口氣,繼續道:“這事還是得看個周全。既然有人活動,便要看是誰人活動的。如今南人在朝者眾,說不定就有靠得住的靠山呢?不過這事咱們沒法問…”

  鄭岳微微點頭。知道李文明的意思。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自己剛才是有些過于激動了。至于派去打聽的人選,鄭岳腦子里立刻就蹦出張還算英俊的面孔——徐元佐。

  徐元佐是他的學生,又是徐家的人,本人做著生意,叫他去問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李文明翌日一早就去找徐元佐,結果卻被告知佐哥兒昨日連夜趕回了唐行。這讓他費心思量了一陣,到底是追到唐行去,還是等徐元佐回郡城再說。最麻煩的是。這事不能寫成文字,以免出甚意外,落人把柄。最后只好決定自己跑一趟了。

  從郡城到唐行五十里路,走得快也要大半天。這更讓李文明郁悶。郡城不好么?巴巴地往唐行跑。

  他卻不知道,徐元佐已經決定將根據地放在唐行了。

  首先,徐元佐可以確定唐行必然會成為青浦縣的縣治,占據一縣核心這是商人的本能,獲利也是最大。

  其次,雖然都是松江人。但是朱里唐行這邊的口音與郡城的口音仍舊有些出入,一旦青浦復縣,選擇鄉梓就很重要了。徐元佐可不想自己成為蝙蝠,似獸非獸,似鳥非鳥。

  最后,甘成澤的家丁主力都在唐行,如果有人敢在唐行對徐元佐不利,就別想活著離開唐行城!出于安全考慮,徐元佐也更傾向于選在這里開會。

  尤其這回開的是董事會,九名董事之中有六個都是唐行的,當然是少數人遷就多數人。

  徐元佐作為董事會秘書,職責跟后世的上市公司董秘不同。這里他不需要對外公布信息,主要職權是聯絡董事或股東,召開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決定會議議題和議程。看起來都是跑腿的活,換個說法則是:我要開會就能開會,我不說開會就開不了會;我說會議討論什么,就討論什么;我說如何討論,就如何討論。

  最后,徐元佐總是能夠說服他人,統一思想,做出正確的決策。

  這個“正確”當然也是徐元佐的標準。

  “今年牙行的收益與去年基本持平。”程宰站在董事會成員面前,頗有些忐忑。他道:“一則是咱們裁撤了不少重復的店棧;一則是新規矩太多,人心未定。等明年眾人都安定下來,收益肯定要比當初各自經營強許多。”

  牙行的事大家都看在眼里。雖然實際收益沒有漲上去,但如此大規模的調整,又是并賬又是檢查,確立規矩,培訓伙計,再趕上稅季亂七八糟各種事,收益沒有下跌就已經很不錯了。

  “主要是包稅這塊。”程宰深吸了口氣,希望自己看起來顯得淡定一些。他道:“今年縣里稅糧總額是七十二萬伍仟四百兩,因為第一年折銀,都是按照一兩一石算的,內含了損耗。”

  這其實都是農稅,大明商稅即便在經濟最好的時候,全國也收不到五十萬兩。對于華亭一縣而言,商稅列個一萬兩上下就很夠意思了。

  “我仁壽堂以三十稅一收取商稅,共得二十三萬兩。”程宰吸了口氣了,看著諸位董事的反應。

  袁正淳仍舊是一副漫不經心的表情,不叫人探到深淺。其他的董事都沒能掩蓋臉上的震驚,顯然被這二十三萬兩的商稅嚇了一大跳。

  “怎、怎會這么許多!”來自泗涇的董事失聲問道。

  程宰道:“牙行、絲行、織戶這三家是大頭,其次是各家商鋪。這只是華亭縣下大鎮的收益。”

  徐元佐聽了卻微微皺眉。

  雖然二十三萬兩的稅收都快頂上仁壽堂的總資本了,但商稅是百分之三點三的營業稅,起征點在三十兩以上。如此逆推上去,被抽稅的總流水只有七百六十六萬兩?

  這就意味著仁壽堂的市場占有率偏低,還有大量待征主體沒有挖掘出來,或是有挖掘阻力。另外一種可能則是華亭的商業狀況還不夠好,遠低于徐元佐的估測。

  在沒有統計數據的時代,估測結果與客觀事實出現較大偏差也是難免的。

  程宰誤會了徐元佐的皺眉,以為徐敬璉對此數目不滿,滿心歡喜登時一空,連忙繼續道:“田稅方面咱們跟縣衙是足額之后均分。因為其中有實物折買,然后出售兌銀之間的利潤,所以這多出來的部分,縣衙分得一萬兩,我仁壽堂分得…六十四萬兩。”

  袁正淳的眼睛瞬間綻放出年輕人一般的精光。

  在所有人的吸氣聲中,徐元佐腦中已經飛速算了起來:這回動用了大量的外聘人員,所以人力成本略高。加上公關費用、其他成本,扣去七萬兩應該足夠了。再留存二十萬兩作為公積金,每股分紅仍舊能達到六兩。

  即便是后來每股五兩進入的股東,非但一年回本,每股還掙了一兩。

  徐家在仁壽堂分紅更是將達到可怖的二十四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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