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勛認為自己只要做好了兩件事，便可千古不朽，一是主持樹立“建安石經”，二是主持制定《魏律》，對此桓范深以為然，是復對此也說不出什么話來。
是勛最近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魏律》的編定上面——正好可以更名正言順地把臺中事務都推給劉先和鄭渾，反正若真有關乎國家大政方針的要務，那倆也不敢自作妄斷，總須是勛拍板，但這類事兒終究鳳毛麟角——目前編撰小組已經組建完成，正在做前期的梳理和協調工作。
他本來想擴大編制、自組班底，結果被曹髦給否決了，讓他從秘書、門下二省挑人幫忙。當然啦，秘書、門下也有自己的本職工作，起碼崔琰、劉放等主要負責官員是不可能撂下手頭的活兒跑中書來幫忙的——再說了，是勛也不愿意跟磪季珪共事——那么可供選擇的余地就并不太多啦。是勛主要行文崔、劉，討要了十幾名下級官吏來做文書保管、文字編排等雜務，真正參與律令編定的，則是門下分管的那些文學侍從之臣。
漢代的侍臣班底是非常龐大的，是勛本人就曾經做過侍郎，并沒有實際職權，不過備皇帝顧問，并且貢獻詩文以粉飾太平而已。魏朝因為外朝官僚班子的擴大，很多人才都從內廷流向外朝，侍臣數量也因此大為減少，品級有所下降——如賈詡、劉曄之類重臣元老雖然也無實際統屬，也備皇帝顧問，卻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侍臣。
是勛調了六、七名侍臣過來，其中就包括了老朋友王粲王仲宣。此外，他還請求讓劉曄擔任編纂小組的第一副組長，第二小組長則以朝命請征正在陳留老家等死的毛玠毛孝先。
毛玠原亦為曹魏的開國功臣，但后來遭到曹操的厭惡——據說為丁儀進讒所致——竟被免官。是勛覺得此人頗為可惜，再加上毛玠耿介忠直，有治國干才，故此特意說動了曹髦。加毛玠資政大夫的榮譽頭銜，請他出山相助。
是勛制律，主要指導原則有三：一，《漢律》除《秦律》之煩冗。但難免有刪錯的章節，再加上時代在進步、情況在變化，歷代被迫添加了很多“令”、“科”，也就是臨時規條進去，體例因此混亂、體系因此松散；今制《魏律》。就是要加以重新整理、分類，使其規范化，并且因應實際情況的變化，增添很多新的條文——比方說近年來商業活動日益繁盛，為此制定了相對細密、明確的商法諸條。
二，是勛認為法律若不細密，就會有漏洞，有刁民會鉆空子，可是制定法律又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漏洞，故此編定新法的時候。言辭力求簡潔而準確，同時保留隨時可以擴充的接口。同時法律條文若過于嚴密，又易墮入《秦法》之故轍，故此明確區分公訴和自訴，對于自訴類型的案件，本著“民不舉，官不究”的原則，放給民間以更大的自主權。
終究宗族勢力之龐大是回避不了的現實問題，是勛要真想把地方宗族之權都收歸官方的話，會給自己和政府都造就很多潛在的反對者。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兒，他可不會去做——就算要做，也必須和風細雨、潤物無聲地一步步來。
三，本著儒家“仁”的原則。大幅度縮減連坐的范圍，減輕其刑罰——要徹底廢除連坐，就目前政治環境來說，應該還做不到。同時刪掉了很多不人道的肉刑，以及侮辱性刑罰——比方說廢除宮刑。最終將刑罰確定為死、耐、作、流、贖、罰金六種。
耐刑比舊有的髡刑為輕——廢除了髡刑——也就是剔去犯人的胡須，但保留頭發。是勛雖然挺喜歡自己目前長須飄飄的形象。但終究基于來自未來的魂魄，對于男人是不是一定要留胡子，抱持著無所謂的態度。其實有沒有頭發也無所謂，但終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棄”的傳統觀念仍然很牢固——其實這里說的“發”是指毛發而非頭發，也包括了胡子——士大夫皆以受髡為僅次于被宮的奇恥大辱，是勛廢掉髡刑，是可以得到眾人禮贊的，同時保留耐刑，也不會對保守派造成太大的觀念沖擊。
作刑就是徒刑，流刑就是流放。贖刑是指用財物來抵償一定的罪過（與按律罰金不同），小組成員有人提出了“雜抵”，即官僚、貴族可以用奪爵、除名、免官等方式來抵罪而不受刑罰，是勛將之歸入贖刑，并且規定了可抵之罪的上限。原本歷史上的雜抵和贖刑，上自死刑，下到杖、笞，皆可抵償，等于使貴族、官僚、豪門犯罪享有減免刑罰的法定特權，對此是勛是堅決反對的。他限定了，唯耐刑和一年以下作、流可以抵贖，死刑及一年以上的作、流，就算你交個王爵出來也照樣不可免受。
當然啦，終究是封建社會，真要是天子一紙赦令，對于貴族、官僚們來說，再大的罪過也可消化于無形，碰到這種情況是勛也禁止不了。
基于是勛當日在朝堂上請求制定《魏律》之時對曹髦所說過的話，小組有成員提出正式把儒家禮儀作為制律和執法的指導原則，甚至把“春秋決獄”精神寫進《魏律》里去。是勛舌戰群儒，再加小組長的強力壓制，好不容易才把這股歪風給煞下去了。
是勛說了：“法以攝眾，不可茍且。若可委曲，必有小人趁隙取利也。《春秋》之義，知之者眾而深明者寡，若非董子，誰能實得儒禮之精要而施之于法耶？”至于他當年就搞過“春秋決獄”那一套，當然自動無視啦——“若執法之官無董子之識，而擅為董子之事，則有法亦如無法，吾等尚制之何益？”
不是每個執法官員都能秉持公心，并且象董仲舒那樣深通經學要義的，你要是開了這個口子，是個人都敢“春秋決獄”一把，那法律條文不就形同虛設了嗎？則法律法規的嚴肅性何存？
制定《魏律》是個大工程，不是一個小組十幾二十人湊一起閉門造車就能搞出來的，還必須傾聽各方面意見，吸納各部門經驗，才能盡量做到完善和公正。是勛作為小組長，肩上的擔子實在不輕——所以說，若非此事真能使他萬世不朽，以他疏懶的個性，才不會都撲上去哪。
后世有句話叫“理解萬歲”，正說明了人與人之間往往缺乏相互的理解，所以才特意要喊句口號出來，并加“萬歲”二字以作贊嘆——即便親生父子之間亦然如此。在某些方面，是復是絕對理解老爹的，但凡老爹抓官、攬權、摟錢，以及刷聲望的舉動，他向來舉雙手雙腳贊成——因為這些資源和成果很大可能性將來會遺留給自己——但對于是勛另外某些行為，他卻徹底難以理解了。
制定《魏律》是刷聲望的妙計，倘若是勛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這件事上，從而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對政敵的防范，是復頂多也就發幾句牢騷而已，他會與桓范一起拾遺補闕，幫忙父親堵上種種漏洞。然而是勛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上班批示某些不得不由他決斷的公文，以及開會制定《魏律》外，卻偏偏還勻出將近五分之一的精力，在關注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是復覺得毫無意義，僅僅出于個人興趣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白了，是勛在“搞科學”。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此為萬世不易之箴言也，是勛早在篡改經學要義的時候，就嘗試著向士人闡述和灌輸這一理念，并最終編纂完成了《物理初言》。然而思想改造工作從來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況且人的思想總是跟隨著時代而進步的，當生產力還達不到某種規模，社會模式尚未上升到某一階段的時候，愿意和能夠接受新思想、新觀念的人總是寥寥無幾。而就算是勛利用自己的名望，再用儒家學說來包裝，真能把新觀念灌輸進部分人的思想中去的話，那也大多是些年輕人，要等他們成長起來，并為此而付出一定努力，還不知道得是猴年馬月哪。
是勛有點兒等不及了，身旁親朋故舊的陸續辭世，終于使他體味到了時光流逝之速，在這個醫學落后的年代，估計自己也沒有足夠長的壽命可以期待。所以很多事情，倘若不先親手搭建起雛形來，恐怕將最終沉埋于歷史的塵埃當中，未來的人們只能從故紙堆中發現：原來中國早就有了超前的科學思想了啊，只是從未被人重視過…
尤其在這一方面，是勛幾乎無人可用。漢魏時代，中國人尤其是統治階級對于技術的進步還不象后世那般排斥，那么故步自封，甚至直接斥之為“奇技淫巧”；但對于士大夫來說，技術雖然重要，終非本業，只是額外的興趣罷了。就好比后世的孩子，若有文學、美術、棋類、體育方面的興趣，家長不會當面斥責，但——學生的本業是升學啊，考試不考的玩意兒你那么上心干嘛？就算逼著孩子去上各種興趣班，甚至參加奧數競賽，那也是為了考試加分而已，而不是真想讓孩子將來當藝術家、運動員或者數學家…
所以若讓諸葛亮、趙爽、馬鈞他們放棄得來不易的官位，搞科學研究，那是相當不現實的。可是別處又哪兒去找在野的科技人才呢？無奈之下，是勛只好卷起袖子來親歷親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