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丁口雖然多，但民風羸弱，體格瘦小，北方大漢能以一敵三，我族由高祖備武出烏倫山，丁戶不過萬余，縱橫燕東、遼東，乃至到父皇手里天下無敵，何曾畏懼過南朝號稱有十萬、百萬之數的弱旅？今天大燕擴土百倍于前、控丁口也百倍、千倍于前，此前不畏，為何獨獨今日心生畏懼？”
葉濟爾臨時在金州城召開軍事會議，葉濟白石在座前慷慨陳辭。
荊襄失利之后，北燕雖在葉濟爾的強力彈壓下，進行戰略收縮；封陳芝虎為秦王，守關中，就是要叫北燕的核心戰力撤到燕薊外圍，并以山東為重心，鞏固河淮防線——即使有荊襄受挫的教訓，但在戰略上進行如此翻天覆地的調整，內部怎么可能沒有一點異見？
至少在明面上，荊襄會戰的失利，與葉濟羅榮在西線的輕敵冒進有直接的關系，而葉濟羅榮在南陽會戰之后直取荊襄的戰略，是得到葉濟爾支持的——為此葉濟爾下詔自省，以分擔葉濟羅榮之責，堅持使葉濟羅榮留在晉南，主持河淮西端防務兼羈縻關中的軍務；對南朝此時所形成的三大勢力，葉濟爾也是暗中采取連縱之策。
只是北燕軍將數十年來養成的驕縱氣勢，斷不會輕易就叫一次慘敗而徹底打折。
特別是葉濟白石等青年一代，以往給葉濟羅榮、葉濟多鏑等老帥籠罩在陰影之下，發不出太大的聲音，但他們這次反思荊襄失利，更多的則是將責任歸咎在葉濟羅榮等老帥的輕敵遲鈍上，而不會甘心承認南朝的兵馬在短短數年間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南朝繁盛，本就不是突然之事。
以往元越控制的漕道，常年有數萬艘船舶行走其中，造成漕道沿線的城埠異樣的繁榮跟富庶，尋常商賈家累萬金。這些事情，燕胡將臣是早就清楚，然而元越雖富庶，但照樣給打得落花流水、屁滾尿流。
雖說葉濟爾、葉濟多鏑、那赫雄祁等人日益清醒意識到淮東的強盛之處，但在葉濟白石等人看來，要是害怕南朝繁盛而怯戰，這些年的戰事難道是白打的？
雖說平日葉濟白石等一干王公將臣，平日里給葉濟爾壓制住，但稍有機會，就會迫不及待的表示不同的意見。
針對淮東很可能直接派大股兵馬參入高麗內戰，以葉濟多鏑、那赫雄祁為首，主張使高麗國相左靖在漢陽郡以南組織防御，他們這邊再派一兩萬精銳，駐扎在高麗國都漢陽城附近，以保漢陽以南的防線不失，起一個定海神針的作用。
這個方案，在葉濟白石等人的眼里，過于保守，純粹是葉濟多鏑、那赫雄祁等人給淮東打喪膽，不敢去逆淮東的兵鋒，在軍議上迫不及待的表達不滿。
葉濟爾坐在高椅上，看著隨行來山東視軍的將臣分成兩派爭議高麗出兵事，心痛得厲害。
北燕立國還不到三十年的歷史，無論是兵制還是議決權事，都留著很深的部族傳統，使得新確立起來的燕國君權，并沒有徹底的神圣不可侵犯。
葉濟爾雖然高高在上，但不是意味著北燕朝堂之內，就沒有人敢觸逆他的威勢。
葉濟白石長成之后，桀驁不遜，與葉濟羅榮、葉濟多鏑相處都有矛盾，但心里最大的刺，就是不滿葉濟爾登基后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立他這個嫡長子為儲，還處處壓制他的兵權。
葉濟爾對這個表面馴服、內心桀驁、野心勃勃的長子有時候也無計可施。
葉濟爾眼下身體日見不行，雖然沒有立儲，但下面的王公大臣有哪個沒有在考慮這事？在他諸子里，看上去白石是最合適的人選，但葉濟爾心里清楚，要沒有淮東的崛起，白石繼位，即使會鬧出些亂子來，但鬧不出大問題。
淮東兵鋒之盛，即使在燕京城里，葉濟爾也能感到刺心之痛，在這種情況下，立白石為儲，叫白石在自己身故后繼位，只會給大燕帶來覆頂之災——但是不選白石，又能選誰？
葉濟爾心思岔到立儲一事上去，葉濟白石見父皇沉默著不吭聲，只當是給自己的話說動心，又振聲說道：“孩子不才，愿將兵援高麗…”
葉濟爾抬起頭來，沒有看長子白石，而是往葉濟多鏑、那赫雄祁望去。
葉濟多鏑也無以為計，葉濟白石的生母早亡，但其母族為燕東第三大族沮渠氏，是最為堅定支持立葉濟白石為儲的勢力，近兩萬精銳沮渠騎兵，只有葉濟白石能指揮得動。
從高麗手里奪過來的遼東南清水郡，給高祖封為沮渠氏的族領地，要支援高麗，只能以沮渠部騎兵為主，實在無法拒絕葉濟白石主動要求擔任增援高麗的主帥。
換在他時，葉濟多鏑也實在沒有理由阻撓葉濟白石領兵，但荊襄大挫之后，要是在高麗再冒進輕敵而受挫，大燕就真的要岌岌可危了；葉濟多鏑倒是不管他與葉濟白石之間的矛盾會再度加劇，意欲攔著不叫葉濟白石領兵，那赫雄祁在旁邊卻先說話：“老臣以為，大皇子愿領兵出援高麗，必能馬到功成…”
那赫雄祁的態度，叫葉濟多鏑嚇一跳，實際想不明白那赫雄祁什么時候突然給葉濟白石拉攏過去，心里又驚又疑，但不便再出口勸阻；葉濟爾也是一臉疲倦的說道：“那就讓白石兼領清水郡督，從燕京領五千精騎，其余兵力從清水郡征調，統兵兩萬負責增援高麗之事…”便將這樁事定了下來。
在金州城臨時駐榻的行宮里，葉濟爾將增援高麗的事情定下來，便叫諸臣退下，一夜未睡的他也深身疲累，返回寢臣歇些去。
葉濟多鏑心里驚疑不定，但看到那赫雄祁與張協走到一起，還是走過去直言問道：“白石去高麗，必會輕敵冒進，高麗再敗，大燕就危險了，你怎么如此草率附和他？”要不是長期與那赫雄祁其事，又有張協在場，葉濟多鏑多半會不滿的吼出來。
“王爺，想必你是誤會那赫將軍了，”張協在旁邊替那赫雄祁解釋道，“淮東沒有從當前的精銳戰力里抽調人馬，而是新組鎮師編到海東行營軍的序列之下，能夠預料到淮東派往高麗參戰的兵馬，起初的戰法必會保守。大皇子出兵高麗，會急于尋求會戰的機會，但淮東則不會急于會戰。待大皇子的耐心磨光掉，他能在高麗呆上多久，一年還是兩年？”
葉濟多鏑摸著短髭，思慮張協的話，又問那赫雄祁：“你是這個意思？”
那赫雄祁點點頭，說道：“臨議事前，與張相遇上，說及擔心大皇子會主動領兵的事，張相說可叫大皇子先去…我細想：大皇子也是久在軍中領兵之人，即使再急躁，初期也不會有多大的閃失；等大皇子在高麗呆上大半年，沒有耐心，這邊再順勢換一個老成持重之將過去主持軍務，就可以了——而不能等高麗的戰事拖上一年半載，再讓在燕京看了不耐心的大皇子過去領軍，那才會出大問題。”
葉濟多鏑也情不自禁的點點頭，覺得張協這人還是很有計謀的：就老二身體這狀況，一心想著繼位為新帝的葉濟白石就不可能在高麗安心呆上太久，最多半年就有可能無功而返，這樣也能挫一挫他的銳氣。
那赫雄祁心里一嘆，在立國之前，汗位傳承是兄終弟及、弟終兄長子及；要是天命帝不幸駕崩，由葉濟多鏑繼承帝位，大概是最有利大燕穩定的，只是在立國之后，兄終弟及的傳統就給廢掉。
葉濟多鏑又問張協：“白石剛在堂前所言，乍聽還有些道理。南朝舊時、此時一樣的繁盛，為何此時勢強，而舊時勢弱？”
張協臉色訕然，他知道葉濟多鏑也不是拿話擠兌他，思慮片刻，說道：“南朝舊時雖繁盛，但財賦不入國庫，而繁盛滋養奢侈之風，使民風羸弱，于國事不利；今時南朝繁盛之海貿、商賈、工造，十之六七都掌握在淮東之手，新稅政又使以往用于市易的三十余種貨殖，則為地方與中樞歲入之源，自然不能同日而語。早年大同、宣府、大同三鎮邊軍屯寨體系完備，每年所需軍食馬料，則能從地方征調，屯事荒廢之后，燕京每年拔三四百萬兩銀尤不足養軍也，但此亦燕京歲入養軍之極限。而如今淮東合并樞密院與戶部的歲入，總計有兩千萬兩銀，能拿過去五六倍的錢糧來養軍，自然不能同日而語…”
張協的話很明白，要是當初元越任用林縛來理財，就算邊軍將吏還是原先那一套班子，北燕也絕沒有可能侵得燕薊的，更何況此時的南朝是從里到外都發生了質的改變。
張協在元越任相之前，主持戶部多年，本身就最重要財賦之事，對元越的種種弊端看得比誰都清楚，對林縛在南朝所行的新稅政也有著比別人有著更深刻的認識——眼下南朝在淮東軍的壓制下，根本就形不成勢力能站出來阻撓新稅政的實施。
以茶稅為例，以往僅江西浮梁府茶事最盛時，一年產茶逾五百萬斤，稅監使征銀四十萬兩，地方士紳就叫苦不迭，頻出抗稅之事，文官也都稱地宦臣稅監勒索地方，有害吏冶。
南朝行新稅政，使茶稅分場稅、市商稅。場稅由中樞征收，浮梁茶事恢復到年產五百萬斤時，茶場稅將驟減不到十萬銀元，但允許各個地方府縣從入境分銷的茶商處抽取市商稅，大體還能再十四五萬銀元。兩者相加，比舊時還差一截，但最為關鍵的，市商稅成為地方府縣財政來源，私茶就會遭受徹底的打制。
以往浮梁茶稅一度就高達四十萬兩，但全國所能征的茶稅最高時也不超過八十萬兩銀？難道說除浮梁府之外，其他府縣的產茶總數也就只有五百萬斤？時人飲茶成風，士紳官宦更是無茶不成宴，億萬丁口，一年飲茶沒有萬萬斤，三五千萬斤還是有的。
在淮東對外公布的數據里，僅通過黑水洋、南洋船社，去年輸往海東及南洋的茶葉，就高達五百萬斤；而對此，淮東則征收高達兩成的關厘。
再以鹽事為例，舊制私鹽泛濫，使得兩淮鹽鐵監控制的兩淮官鹽年產不過十五萬石；而林縛大減鹽場稅，使地方參與分利、小比例的征收市商稅，再配合打擊私鹽，使得兩淮官鹽的年產量在短短兩三年間驟升十倍。在使鹽價持續下降、不足舊時官價三成的同時，中樞及地方能征得的鹽利，總數實際比以往翻一番還不止。
南朝舊勢力給林縛壓制抬不起頭，而新勢力的眼光給吸引在海貿上，茶鹽之利相對變小，不那么吸引人，故而南朝根本就沒有力量能阻止林縛實施新稅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