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二章論憲堂“夫人呢？”鄭渭因想到一事，要來尋郭汾，卻發現她竟然不在府中。
一打聽，卻也不知道郭汾的去向，福安公主在簾內道：“姐姐或許是上香去了吧。”
“上香？”鄭渭心道：“這個時候求神拜佛？”一想覺得不像郭汾的作風，薛珊雅在另外一邊的門內道：“不是，姐姐是微服出行去了。”
天策上將府掌控著東西上萬里的疆土，但后府其實卻不大，也就間房子，后面加一個花園而已，郭汾居中，福安在左，薛珊雅在右，中間一個天井，若是將門打開，彼此都能相互呼喚。鄭渭這時就站在天井中求見郭汾，所以福安、薛珊雅都聽到了。
當鄭渭在找郭汾，而整個涼州都在為中部的糧價而議論紛紛時，郭汾卻正坐在城東、城南兩個地區的交界處的一個觀音堂中，與一個來自中原、又已在河西浸淫有日的士子隔壁談話。那個士子，卻是范質的好朋友魏仁浦。
只不過這一刻郭汾與魏仁浦互相卻都還不清楚彼此的身份來歷。可有時候也正因如此雙方才能敞開了說話。
—范質隔著畫壁，聽了郭汾說幾句話，終于認出她的聲音來，心道：“原來是她！不想在這里遇著她！”
本來他的見識學養都不在魏仁浦之下，正也有意加入論說，但既聽出是郭汾，心中一凜，要說話時便已有顧忌，正想著要給魏仁浦提個醒，但見魏仁浦滔滔不絕，妙語如珠，心頭一動，便假裝不知。
郭汾聽得魏仁浦的分析，覺得句句入理，竟也就不會去注意到這時畫壁的另一頭范質為什么沒什么聲音，她心中所想只是如何在夫君遠征之際幫忙守住這個江山，既覺得魏仁浦有此才華，便一心都想著如何解決當前的困局，因道：“那些奸商既未觸犯當前律令，然而弄法困民誤國，其心可誅！這些奸商但知逐利，而不曉得一個義字，國難當前還在囤積居奇，當真可惱之極！”
張邁心中對“女子干政”沒有很深的抵觸，也沒有要嚴防“牝雞司晨”的觀念，郭汾是他老婆，這個老婆處處為自己考慮，而且能力也不見得比身邊的一些男性手下差，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讓這個老婆幫忙？所以他并沒有故意給郭汾參政設限。而且從安西唐軍東征時期開始郭汾就已經在軍政兩方面都有一定建樹，在天策唐軍中影響力極大，張邁東征以后，尤其是誕下兩個孩子之后，郭汾更是名正言順地成為了后方的領導層核心人物。
魏仁浦可沒想到隔壁就是對當前安隴政局有著重大影響的第一夫人，還只道是一個“憤婦”，笑了笑說道：“對于逐利的商家，卻也得分兩方面看。周書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虞不出則財匱少，商不出則三寶絕。農工虞商，國之四柱也。而要誘商出力，則必須有利之所在也。商家逐利而囤積居奇，豐年收，歉年賣，本是他們謀生的必然手段，無可厚非，只要將價格控制在國家與百姓還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那就還是正當的，是為‘善利之商’，官府是必須保護這一類商人的，否則國家運轉就會出現血液不暢的問題。然而商人若是為逐短利而將價格不斷抬高，高到完全脫離實際，以至于百姓必須破家舒困，高到朝廷必須破國兜底，那就是一種‘惡利之商’了，對這種商人必須加以打擊。只是這兩種商人界限模糊，有時候也很難分清楚善惡，所以行事必須慎之又慎。”
郭汾道：“只是這些人并未觸及國家律令，國家若為了維護法度，卻勢必要姑息他們，若要打擊他們，又怕亂了法度——這卻是投鼠忌器了。”
魏仁浦道：“這個，就要涉及到律法之根本了。”
“律法之根本？”
魏仁浦道：“就是立法之權與修法之權。而這一點，又恰恰是當前亂麻的癥結所在。”
郭汾聽得默然，因想起天策政權下的立法與修法的情況來。
天策政權的建立為時甚短，而且中間戰爭不斷，沒有時間從容地來進行律法建設工作，許多事情都是倉促上馬，法律的訂立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嚴謹的程序。大致而言，天策大唐的律法有四個源頭。
第一個自然就是唐律。這是天策大唐律法的基石，當初安史之亂以后，郭楊魯為以及安、慕容等世家在與中原隔絕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有許多重要典籍——最根本的兩方面，一個是兵法，另一個就是唐律了。
當然，由于僻處邊疆，所以安西唐軍的唐律也就不可能保留得像中原那么完整，而且百年遷徙，這中間遇到的變故太多，就算對已有的唐律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地貫徹，故而便從實際需要中補入了許多適合西域土壤的習慣法來。
在進入疏勒之后，安西唐軍開始從茍延殘喘轉入有向內拓展根據地的政權建設，考慮到境內各族混雜、諸教并立，極為了鞏固政權又為了團結諸族，便援請諸族諸教的有識之士一起修訂法律，所以如今天策大唐的律法里面便有了第三個源頭——來自各族各教的一些原素。
各教相同者存之，各教有歧異者則謀求一個折中的方案，若是沖突無法解決時，比如面對一神教那種對異教徒的歧視與打擊，或者野蠻部族的野蠻習俗等，則由張邁居于其上，勸說甚至強制改俗！當前天策政權下的天方教比起境西的天方教已有不同，而境內的許多蠻族也逐漸文明化，這便是律法的第四個源頭——以張邁為首的天策中樞的意見了。
范質和魏仁浦都是有心人，兩人入涼以后對天策政權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律法也是他們極為重視的一方面，這時魏仁浦根據自己的認識將天策大唐的律法源頭一一分析出來，條理之清晰連郭汾也感到詫異——她覺得連官張德都未能做出這樣的分析呢。
這四個源頭中前三個源頭在律法細則上占據了大部分的篇幅，但第四個源頭——以張邁為首的天策中樞的意見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前三項律法的保留與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張邁的選擇。在天策軍建軍立國的日子里，許多律令便都是張邁在馬上與鄭渭、楊易、張德等人商議之后決定，書記將之紀錄，公諸于眾后沒有遭到反對的話，這律法就算成文了。
對于天策大唐的這種立法“程序”，魏仁浦在言辭之間沒有帶一點批評的意思，因為在他和范質的觀念中，“圣王立法”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既然已決議入涼，心中自然是已經將張邁當做圣王了，而他的目標，以正是要輔佐這位圣王成就圣主之業，所謂“立法而為天下法”是也。
“我天策大唐在元帥之前，并無明顯的祖宗規矩，”魏仁浦這句“我天策大唐”叫得一點違和感都沒有，他分析到這里，說：“是以立法修法之權，在于圣王，圣王即是元帥！如今圣王不在，朝中文武兩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朝政陷入混亂的亂麻癥結，便在于此了。”
郭汾道：“若依先生之言，要解決當前之事，卻該如何是好？”
魏仁浦道：“有經、權二事。經者，便是本百姓之心修訂律法，以補當前漏洞。權者，便是在現行律法中謀一策略，使百姓舒困緩難，使國家轉危為安，又不觸犯國家之律法，投鼠而保器。”
郭汾道：“如今最麻煩的事情，便是元帥不在涼州，東西萬里，也沒法到遠西請示元帥，這修法之事，難道要等到元帥回來才辦不成？”
“這個…”魏仁浦道：“立法乃是國之神器，就不是我們所敢妄議的了。”
郭汾聽他的口氣，分明不是沒有主意，而是“不敢”，便道：“這里是市井小廟，咱們在此避雨閑談而已，先生若有辦法不妨一吐為快，又不至于有什么罪過。”
范質心道：“那可未必，你若是個普通人，這話說說無妨，但你是張夫人，這話說出來只怕就要變成真的！”便給魏仁浦連使眼色，要他慎言。
可魏仁浦自入涼州以來，吃多了苦頭，他又比較耿介，不肯隨波逐流，對與天策大唐的情況作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日常也就和范質等人說說，很少有在普通聽者面前一舒胸臆的機會。而跟范質討論，以及跟郭汾言說，那種感覺是不同的。跟范質討論，由于兩人知識水平層次相近，許多話彼此是點一知百，不用多說，有時候又彼此截住話題，以作爭論，哪里像跟郭汾說話這樣，可以長篇大論，一展所長？因此今日他真是說的夠過癮，竟然便未注意到范質的眼神，脫口便道：“自古圣王立法，淵源必有所自。待國家定鼎，又必有掌法之司。如今元帥雖然不在，但糾評臺不是還有論憲堂么？”
郭汾一怔，道：“論憲堂？”
這論憲堂卻是糾評臺十六堂中的一堂，而且是先糾評臺而存在的一個非常設機構，只有九個成員，分別就是漢傳佛教大宗師法如，蕃傳佛教大宗師宗晦，祆教大祭司穆貝德，明教長老溫宿海，國老楊定國，官張德，以及鄭渭、張毅，最后還有一個就是郭汾。
這論憲堂的來源也是因應天策政權的立法情況而生——張邁也知道天策政權百法草創，許多律令都是倉促上馬，里面必然有不完善不嚴密之處，而且文辭也還需要修飾，所以在每立一法之后，或者每決定要廢一法之前，必然將新法或者決定分別抄成幾份，交到一些既有見識、又能代表一定人群的人手里讓他們審議。在疏勒的時候是請法如、穆貝德、溫宿海、楊定國、張德、鄭渭來審，兼并了沙州之后加了一個張毅，到了涼州之后又加了一個宗晦，去年又加了一個“婦女代表”郭汾。中間郭洛、楊易、洛甫、慕容歸盈和曹元忠曾加入又退出了。孫超也曾是其中一員，卻已經逝世了。
確切來說，這一開始并非一個機構，只是自然形成的一個小圈子，平時也沒有固定的事務，只是有需要議論張邁要立的新律法時才幾人聚首，或者就書信討論，待到糾評臺要設立，這十六堂議論的本是天策政權各個方面的事宜，這中間律法也被考慮到了，因此便設立了這個論憲堂，但實際上糾評臺周圍并無一個房屋來作為論憲堂的所在，而且也沒有御史來做日常事務，甚至沒有明文規定論憲堂有什么權限，只是將經常論憲的幾個人在糾評臺十六堂的名錄上登記上去便是——可以說這個機構的一切都顯得很模糊。你要說它的權力大嘛，它的權力也不小，然而平時誰也沒想到要用它來做什么事情。
天策政權的立法情況，相對來說還是很粗陋的，不過這也要看和誰比，若比諸天方教國家，那是以教為法，其經文就是法律，而經文又是默罕默德在“通神”的狀態下“悟出來”的。至于中原，五代的君主能夠將政府收拾得像個樣子也就是了，根本就還沒去到想如何立法修法并講究程序的地步。
這時魏仁浦脫口提出論憲堂來，范質內心大吃一驚，心想：“道濟好大的膽子！論憲堂本來只是為元帥修補律令不足之拾遺補缺者，他這么順手一推，要在元帥不在之時立法修法，看似只是微改，實際上卻是變天之舉啊。這等話平時謅謅便罷，怎么能在張夫人面前說出來！”
不料郭汾卻沒想這么多，只是點頭道：“將此事交給論憲堂來議，這個卻有道理。若我們九人都覺得的話，元帥料來也不會有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