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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6章 長安三舍

  就在臨晉,乃至左馮翊各縣令、長及各莊典農官參與到轟轟烈烈的掃蝗運動中時,長安太學開始了第一次升舍考核。

  自董卓亂政,洛陽一炬后,太學淪為荒墟,之后三十年戰火頻仍,兵禍不斷,名噪天下的《熹平石經》也被亂兵亂民砸毀,太學停課前后三十余年。

  至魏代漢篡立,曹丕重建太學。

  如此舉措,非止是恢復儒教,重塑文脈正統,更在于接續兩漢太學脈絡,為曹魏覆上一層繼漢統、承天命的政治色彩,強化曹魏政權的合法性。

  只是草創之際,曹魏太學規模乃至正規程度自然遠遜前后兩漢,校舍簡陋,沒有標準講堂,只保證授課博士有屋可住,太學生顧不上,只能自己出資買房租房。

  至于教材,便令工匠把受兵禍破壞的《熹平石經》重新集中起來,粘粘補補,勉強補好幾通石碑,立于太學門前任太學生參看。

  授課的博士人選亦因大儒難覓,不得不放寬標準,取消原本年滿五十為博士的限制,才勉強湊出了十九位博士。

  此外,曹丕還為太學創立了五經課試法。

  初入太學者,為門人,相當于太學預科生。

  預科生兩年后須通曉一經,并通過考試,才能晉升為正式弟子。

  太學弟子后續的晉升,均與通經數量、課試成績掛鉤。

  通二經者,可補文學掌故。

  通三經者,可擢太子舍人。

  通四經者,可晉升為郎中。

  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

  多數情況下,若課試不通,允許留級跟隨下一屆學生再次課試,若通過仍可晉升。

  這套制度,通過每兩年一次的定期考核,及通經數量來檢驗太學生的學習成果,并將課試成績與官職除授直接掛鉤。

  曹丕意圖通過所謂五經課試將儒學與官僚選拔體系結合,以此抗衡先前受禪稱帝前向潁川士人妥協的九品中正制。

  只是其核心仍固于經典記誦,而論記誦經典,十幾二十歲才第一次接觸正統五經的太學生,如何比得上那些啟蒙便在背誦經典的世族子弟?

  這也就意味著五經課試法選拔出來的人才,仍舊以二流學閥大族為主。

  加上彼時九品中正制已然確立,官位迅速被門閥大族壟斷,一個寒門子弟,進入太學成為門人后,需經歷至少十年寒窗苦讀與激烈競爭,最終最好的結果也只是隨才敘用。

  而一個高門士族的子弟,憑借家族名望和血緣關系,無需經歷漫長的考核,即可通過鄉品獲得高起點官職,升遷速度遠超太學生。

  在這種巨大的機會成本對比下,真正有才華抱負的寒門子弟,要么選擇依附于高門,要么另尋他路,太學并非最優之選。

  而真正的高門子弟,如潁川鐘、荀、陳、韓,更不屑于走這條艱苦且前途未卜的獨木橋。

  人生幾個十年?

  他們十年養望,早已天下誰人不識君了。

  至于大漢,先前在蜀中一直沒有設立太學。

  昭烈入蜀為益州牧,只能設儒林校尉,主益學事。

  昭烈稱帝后,又開始東征,沒有時間精力搞太學。

  至昭烈中道崩殂,丞相攝一國軍政事,又忙著恢復大漢民生國力,籌措南征北伐事。

  直至關中大定,還都西京,不論是為了重塑天下文脈正統,還是強化大漢政權法理,抑或為大漢培養急缺的后備官吏,恢復太學都成了勢之所趨,當務之急。

  太學初立。

  漢中、蜀中、關中,任何有志匡扶漢室的年輕人,都可以來長安申請加入長安太學。

  大概是大漢北伐大勝,還都西京之故,消息露布天下后,報名者竟達五千余人。

  其中來自隴右、關中的報名者三千有余,蜀中雖然道路過遠,報名之人亦有兩千出頭。

  由于朝廷定下的太學報名沒有設置很高的門檻,所以很多人報著試一試的心態進京,不學無術、濫竽充數者有之,最后通過初篩考核的士子有三千余人。

  舊有的舉茂才、孝廉之制,其弊端早已人盡皆知。

  民間有歌曰: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舉秀才、孝廉,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善政,但發展到現在,已全被地方豪族把持,成為了各方利益交換的工具,完全不能確保官員才德與朝廷意志相統一。

  大漢如今雖也舉茂才、孝廉,但已經不再是人才選舉,而更多是一種榮譽,許多已在為官為吏時有了政績且德行操守皆美的官吏,才會被賜以孝廉的名頭。

  茂才、孝廉既已無法滿足大漢這個正在強勢崛起的政權對人才的強烈需求,那么建立一套更高效、公平且貼近實務的人才培養、選拔體系,便成了大勢所趨。

  事實上,靈帝有過嘗試,建立了所謂鴻都門學。

  然而鴻都門學的改革太過激烈,被引入門學之人,竟直接便能染指相當于宰輔的侍中之職,最終在門閥的刻意引導下,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憤怒與劇烈反抗,進而失敗。

  靈帝痛定思痛,轉向搗鼓熹平石經。此舉成功拉攏了基數廣大而求學無門的寒素之士,及極度渴望知識改變命運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衛的門閥敗下一陣。

  曹丕建立五經課試法,同樣是一次失敗的嘗試。

  為代漢稱帝,他都已向那群勸進稱帝的世家大族妥協了所謂九品中正制,再不甘又能如何?只能勉強掙扎一下罷了。

  他不是不知道所謂兩年通一經,考一試,需苦讀十年的太學生來說根本看不到出路,但這已經是曹魏三公大臣點頭的結果。

  所以說,想打破舊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舊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體。

  舉孝廉、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體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亂,舊有秩序同樣走向混亂,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載難逢之機,錯過了便沒有了。

  光武建立的后漢,便因他是由豪強公選出來的天下共主,沒能解決前漢所積兩百年之弊,導致統一后不得不強化君權神授的概念以維持統治。

  曹魏禪代,得到了大漢天命與九州之地,卻也全盤接受了前后兩漢所積四百年之弊。

  兼并了大量土地、人口的豪族,在后漢演化為學閥世家,學閥世家又在曹魏演化為門閥。

  世家門閥很強大,曹魏在世家門閥的擁護下,也很強大,這對于季漢而言,是挑戰也是機遇。

  現在的大漢或許有世家。

  但居于高位,掌握實權的官僚,幾乎無人出身門閥世家,更沒有形成門閥利益共同體,如此一來,在這么一片廢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難度,遠比曹魏小得多。

  所謂府兵制,農莊制得以試行,甚至于眼下轟轟烈烈的馮翊掃蝗得以貫徹,全都因大漢上位掌權者全都在為一個共同的理想奮斗,沒有來自世家大族的掣肘與內耗。

  太學亦然。

  在決定設立太學以后,劉禪與丞相共同參詳,并沒有直接恢復兩漢舊有的太學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經課試法,創立了更精密、更務實的三舍法,太學亦非從前只學儒家經典的太學。

  太學如今分為四個學科。

  儒學,算學,工學,農學。

  明面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仍是儒學無疑。

  其他幾門學科,相當于掛在太學名下的雜學。

  但實際上,大漢招募儒學博士的同時,大量向民間招募精通算學、工學、農學的士人、百姓,通過賞賜與待遇上的尊崇,讓這些精通雜學之士將知識與經驗傳授、總結成書,甚至直接成為講師。

  至于配套的三舍法,便是為了更快地為大漢培養出有一定實務能力的官吏。

  所謂三舍法,便是三種齋舍的意思,太學生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級。

  外舍為初級,員額便是第一批太學生三千余人。

  內舍為中級,員額三百。

  上舍為高級,員額六十。

  相當于外門弟子、內門弟子與親傳弟子的區別。

  太學生按齋管理,每齋約三十人。

  由于長安不像洛陽,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來的屋宅,于是實行寄宿制。

  來自四面八方的太學生平日到太學上課,回到齋舍后,便與同齋生一起研究、自習。

  太學會在春三月與秋九月組織兩次考核,進行升舍公試。

  升舍即為三舍法核心所在。

  最關鍵的升舍,便依靠每年春秋兩度的公試。

  以儒學為例,考試雖仍舊考察經義,卻不再以通曉經義為主,而更多考核學生處理實務的能力,以及他們對某一特定事件、政務的思考與處理能力。

  這便是經義以外的策論題。

  至于算學、農學,考核的同樣是處理具體政務、庶務的能力。

  外舍升內舍,名額暫定為優等五十人、良等二百五十人。

  定額選拔,毫無疑問,便是通過持續高壓的競爭,汰弱留強,確保最終人選的精英性。

  進入內舍后,一旦再通過考核進入上舍,便是仕途坦蕩了。

  上舍生,最終考核,由朝廷大臣主考。

  成績分三等。

  上等者可直接授官,實現了學而優則仕的直接轉化。

  中等者則可以“守官”,也就是代理某縣縣尉、丞、長之職,跟在前輩身邊打雜學習。

  下等者,仍可繼續留修。

  非止如此,太學每月還會有學官主持的月度小試。

  小試過后,學官負責評定太學生的課試成績。

  成績分優、良、否三等。

  積累一定的優,即可獲得積分,假如積分攢夠了卻未能通過每年春考秋考,仍舊可以進入內舍,甚至上舍,不再是一考定終身。

  此外,大漢在課試之外,還創設了典農官之制,太學生假若不能通過考核進入上舍,積分足夠的話,可以選擇成為典農官。

  典農官名位初看不高,實則權責頗重,負責管理一兩千農莊百姓,統籌生產、稅賦、教化、賑濟諸事,儼然半縣之長。

  朝廷明令,典農官若政績卓著,經考核屬實,將來也可直接升任小縣的縣長。

  這便將官吏的選拔標準,從純粹的經學學識,部分轉向了實際的治理能力與政策績效。

  畢竟典農官這個職位本身就是最好的行政培訓,成功者,無疑證明了自己具備管理一方的能力。

  恢復天下,終究需要人來治理。

  大漢苦于無人,更不愿好不容易打回來的江山,又交回到中原那群門閥世家手里。

  只待將來荊州、中原郡縣克復,原來大漢境內諸縣縣令、縣長便可調任克復之縣。

  而這群主政一莊的典農官,將來便能直接晉升為小縣縣長,既解決了大漢無人的問題,也能保證他們確有治理一縣的能力。

  左馮翊臨晉等地農莊能在剿匪、度荒、治蝗中高效運轉,便有賴于一批不以經學見長,卻強于實干的典農官付出的努力。

  雖說制度草創,一切都顯得有些倉促,粗獷,甚至連授課的博士、講師都有些不足,長安太學生們大多時候還是在齋舍里自習、研討,學生素質也參差不齊。

  但在實踐中摸索,并不斷革新,效果卻是比構想一個完美的制度再小心施行要好得多。

  至少通過外舍內舍上舍的三層篩選與定額淘汰,確保了最終能夠進入仕途的,基本是有處理政務能力的精英。

  而每月一小考,半年一大考這種高強度、短周期的競爭,遠比曹魏兩年一考、十年為官這種低強度、長周期、低效率的考核,更能快速、高效地為大漢選拔出可堪一用的官吏。

  再怎么說,曹魏那邊,脫離實際政務的五經課試法,考核的不過是太學生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

  至于如何處理刑獄、管理戶籍、籌措糧餉、興修水利等具體行政實務,在經學中并無答案,這便導致了所學非用。

  太學生十年后畢業為官,一切仍需從頭學起,寒窗苦讀十年,下了地方竟無一用處。

  至于三舍法、策論課試法、典農官之制,則為具備真才實干、有志報國之士提供了憑才干、政績改變自身與家族命運的進身之階。

  什么儒學經典,稍稍站邊,一切以能力與治理地方的政績為導向,一切以忠心大漢為導向。

  這群人再怎么菜,也比門閥反噬要強得多吧?

  在廢墟上重建秩序固然艱難,但想從根本上逐步瓦解世家大族對仕途的壟斷,強化中央集權,真正做到三興大漢,除了搭一套草臺班子外,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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