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目的做研究，試驗結果，怎么都是不對的。
之后，他們也說，還有其他專業人士，比如仇士華對蔣祖棣提出的問題表示認同。
并表示他個人，也對《簡本》的碳14數據持有疑問。
張長壽也明確表示，他個人同意蔣祖棣對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見。
在場的外國教授，名字叫Shaughnessy的也為之大震。
這里就有點友邦驚詫的意思了，這一位拍桉問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與澧西考古的基礎之上《西周年表》還站得住腳嗎？
參與會議的張立東，曾任“工程”的秘書，現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
看看，這些都是什么人，現在都在干什么。
這一位曾經的自己人，秘書，將會議內容介紹在國內的2002年5月24日的《華夏文物報》上。
其中對“工程”專家，同意蔣祖棣的觀點也做了報道。
報道立刻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
兩個多月后，《華夏文物報》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題為《丑國之行答問——關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文章。
這是作者蘇輝采訪有關專家后寫的，聲明張立東的報道不符合事實。
主要是在關鍵環節上，引起讀者的誤解。
如，依據蘇輝，仇士華回憶，在芝加哥的會議情況跟之前蔣說的就有所不同。
“蔣祖棣要求當場用計算機驗算數據，根據我提供的條件，結果發現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這都在誤差允許的范圍內，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
幾位當時參加芝加哥討論會的學者，都說自己親耳聽到仇士華表示，同意蔣祖棣的意見，而且還為仇世華的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感到驚訝。
被《蔣文》批評的《97年澧西發掘報告》作者徐良高，也有類似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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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在《華夏文物報》上，申辯他在報告中使用的分期術語，是“年代約相當于”某王時期。
而《蔣文》在引用時，“均將之刪去”，而核實了《發掘報告》。
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為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
第二期：推定其時代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故《蔣文》引文完全忠實于原文。
從仇世華不認自己在講座會上的發言，到徐良高不承認已經發表的文字，有學者懷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學者的治學能力和態度。
當然，這些東西，我們看看就算了，最多也就是笑話一下這些小丑。
原來他們在國內也許是大師，但是出國之后，就成為小丑了。
這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可不是隨意貶低他們。
如果這些人是理科生，他們出國之后，為了巴結丑國主子，只要認真工作，就可以得到優握的生活。
那么一些文科教授、專家呢？
對于丑西方人來說，東方文化有什么用？最好是直接滅絕。
所以，一些去西方討飯吃的文人、學者，他們學習的東方文化，就變成無用之物。
那么，怎么在西方，獲得主子們的青睞呢？
有辦法啊，努力打擊東方文化，挖了他們的根，撅了他們的苗，打掉東方大國五千年的文化驕傲，這也是可以獻媚一下的，也許能夠得到一些肉骨頭。
所以，這樣的人層出不窮。
其實，屁股做歪了的人還有很多，比如彎彎那地方的一些文人。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夏含夷，就發表過這種言論。
在彎北舉行、剛剛閉幕的“中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上，他質疑“夏商周斷代工程”。
他斷言該工程“繁本”，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華清大學教授李學勤，對此作出回應稱，有爭議很正常，“繁本”正在審訂之中，過一段時間會出來。
夏含夷稱，《簡本》對夏代和商代只提供概括的框架，對商代后期則提供絕對年代，但也承認這些年代不一定精確。
對西周時代則完全不同，從武王克紂到幽王卒于驪山之下，對西周12個國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絕對年代。
夏含夷認為：“《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數，和任何古代史書都沒有統一的方法，能夠在古書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棄之，這和一般史學方法顯然不合。
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據《逸周書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傳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據《竹書紀年》所載‘天再旦于鄭’的記載之外，《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據六十三件當時已經公布的銅器銘文所載年代記載的分期。
《簡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納近年新見之銅器銘文，并且對原來六十三件銅器的分期也有幾處重要錯誤，《簡本》的依據如此錯誤，年代框架亦隨之落空。”
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我們只是斷代，并沒有說這就是絕對正確的。
為什么斷代？只有確定了有這個朝代，才能斷代。
從這一點上來說，這些反對人士，其實都是認可我們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之中，夏商只是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學術成果，我們也沒有想它就此成為定論，有爭議很正常。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的繁本，在簡本出來之后，很長時間沒有出來，主要就是稿子還沒有最后完成。
因為有很多的數據，都需要很精密，所以拖了很長時間。
另外，還有很多新的材料和新的數據，要添進去，同時吸收一些學術界的意見和看法。
由于現在離簡本發布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繁本將有一定的區別。
估計出來后也會有爭論，而科學工作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工作，爭議再多，也得做，主要是有意義。
首先，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了夏商周的一個大致年表。
這對于今后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作為階段性成果本來就不是最終結論，通過討論有益于學術進步。
其次，大量資金和技術的投入，使得我國考古學，特別是在技術層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這種多學科的共同研究，有利于考古學這個交叉學科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