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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四百一十六章不知所在

  就是因為陳介祺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留下的拓片,才會被世人廣泛認同。

  既然拓片沒問題,那么跟拓片不同的兮甲盤就有問題了。

  而兮甲盤由于早在南宋就入藏宮廷,因此,從宋之后的歷代,就都有彷品出現。

  因此,如今我們判定西冷這件兮甲盤是否可靠到代,除了判別其自身的時代特征和工藝之外,一個最直接的左證,便是和陳介祺的銘文拓片相比對了。

  為什么說陳介祺留下的拓片保真,除了之前說的那些原因,還有就是因為兮甲盤到此的流傳,十分有序,而且明了!

  這里還有其他左證,比如與陳介祺同時代的金石名家吳式芬(17961856)《攈古錄金文》一書,則是最早收錄兮甲盤銘文的著作。

  但吳式芬在釋讀全文后寫:“未觀其器,不知足有缺否…陳壽卿說三足并坐俱缺,即困學齋器也。”

  而吳式芬在他另一部《攈古錄》中,則更為詳細的記載道:“直隸清河道庫藏器,齊魯濰縣陳氏得之都市,器高三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五分,下半缺。”

  吳式芬的《攈古錄》初稿,作于咸豐三年(1853年)。

  因此,基本可以得出結論,陳介祺收藏兮甲盤的時間,大約就在道光末年到咸豐初年期間。

  陳介祺去世后,陳氏后人并沒有能夠守住其一生的收藏體系,一代傳奇的畢生收藏散落各方,這件兮甲盤便從此不知所蹤。

  但在民國三十年(1941年),近現代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18941983)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刊載了兮甲盤的黑白照片,成為了一代國寶最早的可靠影像記錄。

  民國至解放后,多位知名專家學者都對兮甲盤的銘文,進行了細致的考證。

  但是從他們所留下的文字看,都只是從銘文拓片入手進行的研究,而并沒有見過其實物。

  如陳夢家在建國初撰寫《西周銅器斷代》時,便稱兮甲盤已“不知所在”。

  如果不是眼前的這件,陳文哲怎么也看不出它假在了哪里,他怎么也不會想到兮甲盤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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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么一推理,問題還是處在民國之后,也就是陳介祺老先生亡故之后。

  看著眼前的青銅盤,陳文哲陷入了沉思。

  兮甲盤那么有名,而且出世那么早,作偽的肯定不少。

  不說別人,有鄭宇他們提示,他都有想法復制一批青銅器重寶。

  像是那些青銅牛,還有青銅盤,甚至是青銅鼎,他可都有興趣。

  所以,作偽一件名揚四海的大盤,歷代一來的彷作高手,肯定沒有少彷制。

  而其中彷制的好不好先不說,最有名的肯定是之前說的那兩件偽器。

  鑒定一件文物,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跟真品做對比。

  兮甲盤沒有真品,那么有考證正確的拓片,也是好的。

  現在陳文哲想要找出眼前這件兮甲盤的破綻,那就一定要了解,歷代以來的偽作都是什么樣子,什么等級的作品。

  首先對比的,肯定就是,霓虹和香館藏的兮甲盤。

  前面陳文哲了解過,兮甲盤由于太過于有名,歷朝歷代彷品極多。

  而西冷春拍上的這件兮甲盤,除了其本身的時代特征以外,其銘文和陳介祺先生所留下的原始拓片完全可相比對。

  這成為了它,為西周真品的最直接保障。

  如果真要找贗品,那么舉出的兩例,就是上述霓虹和香港的兩件有名的兮甲盤偽器。

  可那些彷作,年代都有點早。

  一件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現的。

  那個時期,有傳聞說霓虹書道博物館收藏有兮甲盤,還留有圈足,但是被認定為民國時期偽造的彷品;

  而八十年代,香江中文大學也了一件兮甲盤,根據多位權威專家鑒定,其盤身年代確到西周。

  但是銘文卻是后人偽造,但是用強酸腐蝕而成的銘文,和陳介祺的原始拓本,自然會有明顯的差異。

  根據陳文哲所了解的情況,西冷這件兮甲盤早年曾經流散海外,之后回流國內。

  2014年11月這件兮甲盤,亮相在武市舉行的華夏(北湖)文化藝術品博覽會。

  當時便得到了數位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的一致認可,后來,它輾轉出現在了西冷春拍之上。

  依靠這些,其實都很難斷定,哪一件是真品。

  但是看銘文,卻可以斷代,因為銘文不會說謊。

  甚至說,銘文的歷史密碼,才是確定一件青銅器真偽、價值的關鍵。

  青銅器的銘文,每每包含了最第一手的重要歷史信息。

  對一件青銅器的市場附加值,往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兮甲盤腹內銘文十三行計一百三十三字,因內有重文四字,故史籍有言其一百二十九字或一百三十字的區別。

  陳文哲不是專業的古文字研究者,對于銘文考證屬于外行。

  但是,他讀書多啊!

  幸而近百年來,眾多一流專家學者,都對這件名器的銘文,進行過反復的研究考證。

  所以,陳文哲只要看這些學者的成果就可以。

  想要鑒定兮甲盤,必然要了解兮甲盤銘文,也必須要知道兮甲盤內銘文記錄的秘密。

  根據了解,陳文哲知道,兮甲盤銘文中,包含了兮甲盤的幾大歷史密碼。

  第一肯定是器主,典籍對此盤有“伯吉父匜盤”、“兮田盤”、“兮伯盤”、“兮白吉父盤”、“兮甲盤”等名。

  稱謂差異源于先秦姓、氏、名、字的使用。

  在秦漢以前,姓和氏為兩個概念。

  《資治通鑒外紀》云:“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

  《通志·氏族略》有言:“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

  名乃自用,字多是對名的補充解釋,互為表里,故又叫“表字”。

  作為貴族的兮甲,兮是氏,甲是名,字伯吉父。

  王國維《兮甲盤跋》認為:“甲”是天干的開始,而“吉”也有開始的意思,如月朔為吉月,一月前八天是初吉。

  銘文前半段,對周王稱自己名,作“兮甲”,后半段記自己做器,故稱字“兮伯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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